【新唐人2013年5月21日讯】前八九学运领袖之一的封从德透露，中共派线人到他身边“做工作”，而根据前东德和中国官员的说法推算，中共应有四千万名线人，只要派千分之一进入异议人士圈子，便已把大家搞得神经兮兮，并引起外界反感。
中共官方新华网2010年2月报导，内蒙古开鲁县公安局长透露，该县3%是线人。封从德按此比例推算，中共应有四千万线人。
中共渗透异议人士圈子支配方向
中共在国共内战时期派员渗透国民党，甚至派员当上将领副官，是国民党最终败走的原因之一，曾在八九学运期间当选北京高校自治联合会主席、绝食团及广场指挥部副总指挥的封从德，在今天(20日)于香港出版的《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增订版中透露，中共曾派员到他身边或逼他身边的人做线人“做工作”，部分人还向他承认了。
他又不具名地转述前东德国安头子的说话指，前东德异议圈中60%都领当局的津贴。另外，官方新华网2010年2月报导，内蒙古开鲁县公安局长透露，该县3%是线人。封从德指出，内蒙官员的数字是线人在平民中的比例，这已是东德的三倍，而中国异议圈的线人比例应不会低于东德。按此推算，中共应有四千万线人，派千分之一混入异议圈也有四万人，“活跃的异议人士才多少人？”
封从德总结，“当局就是要将异议人士搞得神经兮兮，难辨真伪就无法相互信任，甚至疑神疑鬼大抓特务，造成外界的反感”，达到当局的目的。而即使事隔二十余年，这种渗透恐怕还是存在。这令他“心中默然”。
他把这种渗透称为民运与执政者在资源和信息两方面的不对称，即执政者轻易以庞大资源渗透反对组织，清楚掌握对方动向，甚至影响对方行动。这些渗透人士或早已放置在组织内的人，“毫无顾虑，表现得比谁都积极，自然就成为组织骨干”，甚至支配组织的方向。
曾参加学运的孔庆东很特别
网上流传一张八九年六四天安门运动时孔庆东参加学运的照片。照片上王丹正在宣读一份声明，旁边一位同学为他拿着话筒 ，孔庆东即在照片左下角。孔庆东当时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师从钱理群读研究生，维琪百科说孔为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常委，后来背叛了民运倒向中共。
封从德指出，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是中共党员，学运初起时未参加，而是中途在一次代表性及程序皆有问题的选举上，忽然现身，但却在四月二十五日改选北大筹委会以第一高票当选召集人，但只当了七天，再次改选后孔落选。但孔庆东曾和另一位北大学生领袖沈彤常去校党委表忠心，并坚决阻挠“四二七”游行。
封从德不敢断定孔庆东是否线人，但质疑孔为何可在“六四”后未受牵连，且能留在北京教中学，“积极参与组党”，许多与他一起组党的人被判刑五至十七年，但孔不仅无事，后来还能成为北大教授。
孔庆东六四的行为相当可疑，令人想起一九五七年反右时期，北大组织《红楼》被党委打入卧底的故事，那是中共破坏民运的惯技。
孔庆东更可疑的是他六四后的行为。孔庆东于一九九○年毕业后曾到中学教书，后再考入北大中文系博士班，师从严家炎。一九九二年一批热血青年冒险开展地下民主运动，秘密筹组“中国自由民主党”，孔庆东也是参与人之一，并相当活跃 。据当时参与组党，现流亡美国的北大法律系讲师、宪政学者王天成说，他们曾考虑过让孔庆东任中国自由民主党的宣传部长。但不久参与组党的数十人被中共一网打尽，全部坐牢，而且判刑很重。王天成判刑五年。北京外国语学院讲师胡石根判得最重，二十年徒刑，整整坐牢十六年。北京理工大学学生陈卫判刑五年。陈卫因参加零八宪章签名和茉莉花革命去年再次入狱，十二月二十三日判刑九年。
但最奇怪的是参与组党者全部坐牢，只有孔庆东一人幸免，完全无事，后来还成功地留北京大学当上教授。王天成出狱后曾给孔庆东打过一个电话，孔庆东一听是王天成，即刻挂掉了电话。去年王天成在推特上披露孔庆东这段令人生疑的往事，有网友问：“孔庆东是否当局线人？”王天成以学者实事求是的态度说“他没有证据” 。
但无论是事发后出卖 ，还是事前被派遣打入组党的学子中为中共当线人，孔庆东与当局一定有肮脏的交易，否则无法在六四后参与组党竟能全身而退并受到当局重用。
学运失败源于智力却匮乏
封从德亦在书中反思学运不足处，归纳经验指出，民间组织或反对派必须着重和懂得民主程序，这可有效地整合纷乱的众人能量，遏止个人利用媒体凌驾组织之上，使运动稳扎稳打，形成能与当局谈判的有效力量。他更指出，懂得开会是民权革命的起步知识。
此外，就是务虚与务实须齐头并进，“既要埋头拉车，也要抬头看路”。他说，没有正确理论指导的实践，无法走远；没有实践的理论则是空谈。
封从德认为，八九学运困境之一是，人力物力虽多，智力却极度匮乏。
媒体极度重要
封从德指出，媒体的选择性报导虽与实情出现差距，但如果没有媒体，八九年的牺牲会像中共专制史上其他几千万牺牲者一样，默默无闻，影响不大。故此，日后若有类似运动，反对派组织应好好利用媒体以发挥最大的影响力，而不是被个别人士用来凌驾于组织之上。
面对香港的“占领中环”运动，封从德评价八九民运的匮乏可作参考：缺乏历史知识与政治常识；缺乏纲领、计划与方略；以及缺乏事先的训练与组织。而后者亦是欠缺纲领、计划与方略之必然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