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5月18日讯】十八大后，执政党新任总书记习近平在万众期待之中祭出“三板斧”——“苍蝇老虎一起打”。几个月后，三位副省部级以上高官相继落马，分别是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永文以及最近刚刚爆出消息的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
5月11日，一个普通的周末夜晚，戒备森严、武警把守的发改委大院来了几位不速之客。随后，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及夫人郭静华被中纪委办案组带走。翌日，刘铁男被“双规”的消息传遍天下，举国上下莫不拍手称快。
自官方发布刘铁男被免职接受调查的消息之后，“刘铁男”三个字就一直牢牢占据舆论风云榜的榜首。无论是呆板严肃的官方喉舌媒体，还是日趋自由的社交网路媒体，其对刘铁男的热度始终不减，尤其是前天刚刚爆出某当红女演员涉案，再一次刺激了公众的舆论神经，凶猛的舆论浪潮又一次袭来。
对于这种墙倒众人推、痛打落水狗的做法，《国际公关》杂志原常务副主编丁来峰很不以为然，他在微博上写道：刘铁男落马，媒体报导连篇累牍，欲罢不能。网友说，刘铁男下马已成事实，媒体一窝蜂地出来报导，挖出各种“内幕”吸引眼球，鞭尸的意义有多大？落马之前就有人实名举报你们干嘛了？还有那么多蛀虫隐藏，那么多罪恶显摆，你们咋不动劲儿呢？有本事去报几个出来，别一天天的就知道跟风，干点实事！
正是在这种舆论狂欢之中，有关刘铁男案发之前的一些事件相继曝光，引人深思。据媒体报导，早在一年前的2012年5月，发改委系统的部分退休高官就联名签署了对刘铁男涉嫌贪腐的举报信，这封信随即被呈到了中纪委书记的案头。很快，在这份举报信上签名的官员均被中纪委约谈，此时中纪委已启动对刘铁男涉嫌贪腐的调查。
梳理刘铁男落马的前前后后，我们可以整理出一条极为清晰的主线：刘铁男与情妇徐某闹翻——徐某将刘的贪腐材料寄往各处——《财经》杂志刊出刘涉嫌骗贷的文章——发改委退休高官集体举报——中纪委介入调查——《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实名举报刘铁男——刘铁男被双规。从这条主线可以看出，压垮刘铁男的最后一根稻草并非媒体人罗昌平的实名举报，而是发改委高官的集体上书。在罗昌平举报的五个月前，刘铁男就以被中纪委立案调查，其儿子和妻子也已均被限制自由。
然而，透过这条主线，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极为不正常的事情。刘铁男被情妇举报和媒体曝光之后，中纪委竟然毫无察觉、没有任何行动，直至2012年5月发改委高官集体上书后，中纪委才立案调查。
2011年11月，《财经》杂志刊出《中国式收购：一名部级高官与裙带商人的跨国骗贷》一文，详细报导了浙商倪日涛和刘铁男的夫人郭静华、儿子刘德成涉嫌透过海外并购，向中国进出口银行和民生银行骗贷两亿美元未果的前前后后。在媒体被严厉管控的中国大陆，《财经》杂志大篇幅地刊登政府高官涉嫌腐败的报导，本身就极为不正常；更为诡异的是，对于此次报导，纪检委等相关部门竟然全部装聋作哑，不闻不问，直到发改委内部官员将此事闹到了中纪委。
从此事我们可以看出，执政党高层原本没打算拿刘铁男为“反腐”祭旗，不然不可能在媒体曝光后的五个月时间里都没有动他。要知道，中国政府对内有着极其强大的舆论监控系统，对此我本人是深有感触。在这样强大的密不透风的监控系统之下，不可能漏掉一家极有影响力媒体对政府高官的贪腐报导，相关部门的不闻不问，只能说明高层不想将此事闹大。然而，人算不如天算，祸起萧墙，在该报导的六个月后，发改委高官联名上书中纪委，举报刘铁男。至此，刘败局已定。
所以说，刘铁男落马的根本原因并非在于媒体的报导和体制外的举报，其直接原因在于没有搞定发改委内部的诸多官僚和不同利益团体，其根本原因在于他没能坚守中国官场的为官之道和做人之本。在中国的政治生态圈，为官之道和做人之本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即夹着尾巴装孙子，推崇闷声发大财。然而，刘铁男却在这方面犯了大忌，棱角分明、颇有个性的他不但不喜欢装孙子，而且还公开叫嚷“副省长请我（吃饭），我根本不理他们”。正是因为刘铁男的棱角和高调，所以在发改委内部，他着实得罪了一批人，这也为日后发改委内部官员的集体倒戈埋下伏笔。
从刘铁男案的前前后后，我们似乎能隐隐约约地见到一些发改委内部权力斗争的影子，这或许才是刘铁男的致命一击。吊诡的是，在刘铁男案发之后，官方媒体和媒体人却在为“官民互动反腐”叫好。人民网在微博上写道：刘铁男案，为官民互动反腐添上可圈可点的一笔。纪检部门听取民意、尊重民意、回应民意，充分了解公众对于反腐问题的期待，这也让人相信，官民互动的反腐，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最具争议的媒体人胡锡进也在第一时间发了一条微博：一名媒体人通过微博最终扳倒了一位部级高官，这是刘铁男被宣布接受调查的“中心事实”。这是微博反腐的又一里程碑式事件，它验证了中国的变化。
这种事后涂粉的做法或许是上峰的授意，也可能是他们各自的感慨，但公众舆论若一起为所谓的“官民互动反腐”叫好，那只能说明中国民众的幼稚与天真。刘铁男没能十八大中更上一层楼，接连在中央候补委员和全国政协委员的角逐中落败，其根源在于发改委的内部斗争，而非外部的举报，这也是为什么其情妇所寄的材料都如石沉大海，而发改委官员的联名上书却立刻引起重视。这说明，这个体制对于所有的人仍然有着予取予夺的绝对权力，而体制外的监督和举报，只能是引爆体制内争权夺利的导火索，或者是事后的锦上添花而已。
对于日益溃烂的腐败集团，独立于体制外的民间第三方力量根本无法染指，只能在或明或暗的授意下，有限度地打敲边鼓。从以往的诸多案例来看，民间的自发性反腐往往遭遇官方毁灭性的打击。就在刘铁男案发的同一时间，江苏徐州一对夫妇，因实名举报村支书，惨遭杀人灭口。据最高人民检察院2010年收集的材料显示，约有70%的举报人不同程度地遭受到打击报复或变相打击报复。
面对着不计其数的腐败官员，执政党无论是从维持现政权稳定的主观意愿上来讲，还是从具体操作难度的客观环境上来说，中纪委只能选择性地反腐，即腐败和反腐都只能是执政党的特权。这二者看似是水火不容的鲜明两极，其本质上有着内在地统一，即执政党有着不受制约和监督的绝对权力——既可以它来腐败，也可以用它来反腐。在这一收一放之中，执政党不断玩着官员可恨皇上圣明的平衡游戏，并通过这种走钢丝将反腐置于自己的绝对控制之下。
在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靴子典故。一位年轻人与一位老人住楼上楼下，年轻人深夜归来脱靴子的声音经常惊扰老人的美梦。久而久之，老人一定要在听到年轻人脱掉两只靴子的声音后方能入睡。倘若某天他只听到一只靴子落地的声音，那他一定会辗转难眠、竖着耳朵等待另外一只靴子被甩到地板上的声音。
如果说刘铁男是中纪委在近段时间甩下的第一只靴子，那么下只靴子在哪里，该何时丢下，只有丢靴子的中纪委知道，而楼下的民众，只能竖着耳朵，辗转反侧，期盼着另一只靴子的早日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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