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5月10日讯】（新唐人记者凯欣综合报导）最近一两年，在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网路舆论以及私人聚会中，一个经常被讨论的话题是中国是否会发生革命。原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邓聿文近日在《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网站上撰文，分析中国当前社会形势，发生革命的可能性不大，但仍存在明显风险，这个话题也引起其他学者的关注。
邓聿文在文章中宣称，今天讨论革命，其对象当然是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共政权。一个长期垄断革命解释权的政党，竟发展到被民间舆论视为革命的对象，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反讽和悲剧。
不过，邓聿文认为，中共当局目前虽然管治水平和管治能力确实令人担忧，但中国社会远没有形成革命的共识，所以减弱了革命发生的几率。加上中国正在经历的人口老龄化也有利于化解革命。
但是，邓聿文也认为，如果执政者的管治能力持续恶化，或者出现大的政策失误，谁也不敢保证革命就一定不会发生。此外，即使全国性的革命不会发生，也不排除在局部地区或者较大范围发生比较激烈的社会动荡，若执政党不能处理好此类事情，也有演变为全局性革命的可能。
针对邓聿文的分析，原中共中央党校离休干部杜光教授表示，基本上同意邓聿文的分析，现阶段的情况看来，至少在相当一段岁月里是不会发生暴力革命的。只是关于老龄化的论证太勉强。
杜光认为，现阶段的中国社会，可以说是危机四伏，而最严重的是政治危机，其次是社会危机。经济危机和文化危机不能说不严重，但由于这两个领域自身的特点，危机远不足以点起革命的烈火。在经济领域，垄断经济对民营经济的挤压，房地产的无序扩展，金融业的坏账频增，都有可能引起社会动荡。
但由于国家权力对经济的深度控制，统治者不会听任经济滑到崩溃的地步。文化危机是个慢性病，人得了慢性病，好不了也死不了。中国的文化，从五十年代初批判《武训传》、《清宫秘史》，就开始出现危机了。六十多年来，文化领域的各行各业出不来一个或半个大师，就可以充分说明这个问题。
政治危机的根源在于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其最大特征是权力不受制约与监督。任何一个掌握权力的人，都可以侵夺民众的权益，贪污索贿，目前每年多达十几万起的群发性事件，大都是权贵豪强相互勾结侵害群众利益、镇压民众维权才引起的。
杜光指出，现在的问题远不止此，由于二十多年来反贪不力，姑息养奸，那些凭借不受制约的权力而暴富的官僚权贵已经形成为庞大的利益共同体，一个压迫人民、剥削人民的新剥削阶级。他们打着“维稳”的旗号，肆无忌惮地镇压群众，激起广泛的抗争。全国各地，到处燃起反抗压迫与剥削的星星之火。
民间在十好几年前就流传着“现在就缺陈胜吴广”的话，说明暴力革命的因素早就在民间蕴蓄着。
社会危机也可以归结为信任危机。党心民心的向背，是测验信任度的标尺。也是判断执政合法性的准绳。目前，中国共产党在老百姓中信任度空前低落。十六大胡温登台后，人们曾寄予极大希望，十年里也确实有所作为，但政法和文化两大领域的专制有增无已，两极分化日益加剧，群发性事件逐年猛增，政治体制改革止步不前，房价飞涨，贪腐扩及全社会，这一切大大降低了民众的信任度。
中共十八大前后，人们的期望值大为提高，新班子的许多鼓舞人心的言论和承诺，也提振了人们对未来的期望。但是，半年过去了，政法领域维稳如故，文化专制主义依然猖狂，政治体制改革却音讯渺无，社会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度又走了下行线，这就不能不加深社会危机。
社会危机本质上就是政治危机。因此，杜光认为，要解决全面的社会危机，必须从解决政治危机入手，关键是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改革政治体制，变一党专政为民主宪政。这实际上也是一场革命，是以和平革命取代暴力革命。就这个意义的革命来说，现在革命的条件是有的，而且十分充分，需要的是最高层的勇气和胆略。谁能挑起这副重担，勇往直前，谁就能名垂青史，流芳百世。不知道有谁能够获得这个殊荣？
不过，中国民运人士秦晋认为，无论哪位领导人在位，他绝对不会对中共体制抱幻想。他指出，人们所希望的政治改革，能够在中国发生的话，那就要靠在中国共产党以外的各种力量交替作用，需要中共以外的力量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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