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5月9日讯】下面是一首题为“中国大妈颂”的打油诗：
胸赳赳，膝踉踉，跨过罗湖港。
保增值，抗通胀，就是我梦想。
中国豪大妈，千亿黄金抢。
气死巴菲特，气死索罗斯；打败高盛，打败摩根野心狼！
国际金价在4月12日和4月15日经历了两次震撼暴跌，直接从1，550美元/盎司(约合人民币307元/克)最低下探到了1，321美元/盎司(约合人民币261元/克)。华尔街出手做空黄金，金价大跌20%，世界哗然。随之引来“中国大妈”的疯狂“抄底”，用1，000亿人民币，横扫300吨黄金，约占全球黄金年产量的10%。满城尽带黄金甲。今年的五一“黄金周”俨然变成了“抢金周”。高盛等机构被迫中止抛售黄金，金价止跌回升。华尔街专业金融分析师抵不上对金融一窍不通的中国家庭主妇，“中国大妈”完胜“金融大鳄”，幸福的“中国大妈”有幸做了一回美丽的“中国梦”。
中国古谚有云：盛世藏古董，乱世藏黄金。近年中国民间还流行盛世买房，乱世买金之说。
古董是一种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它代表着永恒的历史印记，其收藏价值和升值空间毋庸置疑。选择古董做为投资对象，实际上只是少数艺术收藏爱好者和有钱人才能负担得起的投资方式。更重要的是，古董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奢侈品的范畴，一般而言，社会经济处于复苏和繁荣阶段，人们对古董等奢侈品的需求量便呈现上升趋势，而当经济处于衰退，特别是处于萧条阶段时，人们对古董的需求量会随着收入的减少，财富的缩水而呈下降趋势。因此才有了“盛世藏古董”一说。
尽管人类告别金本位制已经半个世纪多，黄金做为货币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但是黄金做为贮藏手段、保值手段、避险手段的使命却从未停止。当社会陷入金融危机的泥潭时，股票、房地产、原油、期货及其它大宗商品等财富大幅缩水，就连规避风险最有优势的美元、英镑也纷纷呈现颓势。人们从心理上自然对黄金产生一种难以割舍的回归情节。因此，凯恩斯说，黄金“作为最后的卫兵和紧急需求时的储备金，还没有任何其他更好的东西可以替代。”
各类有价证券本身是没有价值的，仅仅是一种财产权利的证明。在通胀危机中这些虚拟财富大幅贬值、缩水，但是黄金作为货币发行准备、国际储备的重要组成部分仍然在发挥着价值稳定器的作用。
黄金价格与美元走势相反。这一方面是由于国际黄金价格是以美元来标识的，即使金价本身价值没有变动，美元贬值，黄金在价格上也表现为上涨；另一方面是因为黄金与美元做为两种投资工具，具有相互替代关系，当美元走势疲软时，人们就会放弃美元，转而投向黄金市场，造成金价上涨。特别是当金融危机爆发时，投资者开始大量投资黄金市场，造成了金价的上扬。
此外，黄金不仅具有保值功能，还具有消费功能和投机功能。黄金用途的多样性也是乱世中人们追逐黄金的原因之一。
总之，黄金几乎是唯一一种可以跨越地理限制、语言障碍、宗教信仰、教育背景，甚至是时空组合的国际公认资产。
但令华尔街金融专家大跌眼镜的是，美联储拟年底退出QE政策，高盛再度发布看空黄金的新报告，以及美国大量的机构纷纷做空黄金，就连全球大名鼎鼎的“股神”巴菲特也表示，我不知道黄金走向如何，但我可以告诉你的是，除了摆着看，黄金什么用也没有。即使金价跌至1000美元、甚至800美元，我都不会心动。但此次金价暴跌之后，令华尔街金融大鳄万万没有想到是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一群就连在菜场为买两块钱一斤的青菜都跟小商小贩拼命砍价的“中国大妈”，为何像吃了豹子胆一样，胆敢反其道而行之，不管是在内地还是在香港，不管是金条还是金饰，竟然一掷千金，见金就抢，一扫而光？
唯一能够说的通的，恐怕只有用前面的“盛世古董乱世金”这句古谚来解释。从这一反常现象可以预期，美国经济即将走出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的阴影，而中国经济则将可能从所谓的奇迹走向危机。
“春江水暖鸭先知”。“中国大妈”抢金看似偶然，实属必然。如果我们对比1989年“六四”事件前夕与目前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就不难得出结论。
十年文革浩劫结束后，中共面临生存危机。1978年底，中共为了证明其执政合法性，不得不从农村土地“承包到户”开始进行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长期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禁锢得以解除，国民经济呈报复性增长。然而经济自然增长到一定极限，必然要有新的改革配套措施来推动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此时，政治体制改革也就迫在眉睫，否则，社会就难免会发生动乱。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许多接触西方思想的学者及学生亦开始公开提倡自由、人权、平等和民主，并且认为经济改革必须与政治改革同步进行。1986年夏天，曾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天体物理学教授的方励之返回中国任教，并开始在中国各地大学巡回演讲关于自由、人权、以及三权分立的议题。方指出，中国要实现现代化的唯一办法，就是放弃一党独裁，进行政治改革。
这时中共党内已形成了改革派与保守派两大阵营。以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为首的改革派（又被称作“右派”）认为应该渐渐转往有关政治方面的改革，藉由提供政治自由化以及包容多元化思想的社会来作为民间表达不满的管道，进而促使人民更加拥护中国的经济改革政策。但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陈云为首的保守派（又被称作“左派”）则认为改革开放的部分已经过多，应该转往强化国家的控制，以确保社会的稳定，并让人民更加配合共产党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甚至一些保守人士也多次批评经济改革早就背弃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1986年12月中旬，各大专院校学生发动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一方面批评经济自由化的改革步伐过于缓慢；另一方面要求政府实施民主选举和彻底以法治防范贪腐案件。这起由中国科技大学学生发起的学潮，当即被中共保守派指责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是企图“否定社会主义”。拥有实际决策权力的中共八大元老指责胡耀邦对这次抗议表现过于软弱，且在处理政府与学生间的权威树立上表现不佳。1987年1月，在种种压力之下对学生与知识份子抱持同情态度的胡耀邦被迫辞职下台。
1988年夏，中共北戴河会议决定放松价格管制，取消价格双轨制的消息立刻引起大众的恐慌，中国各地民众纷纷前往银行挤兑存款、疯狂抢购家用电器、黄金首饰等商品并囤积物资。失败的物价政策让中国经济急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官倒猖獗。1988年初时中国各地物价的通货膨胀程度已经达到20%，到了年底时各大城市其通货膨胀程度更上升至26%。随后粮食的减产更进一步加深了物资囤积的问题。
在新的市场经济引入下，过去的国有企业垄断地位已被打破，部分企业开始为了降低成本而裁减工人人数，不少企业陆续关停并转，导致当时中国总共有数百万名工人处于失业状态。同时除了那些仍持有“铁饭碗”的之外，绝大多数民众过去所享有的公费医疗、教育、住房等社会福利被纷纷取消。而此时中国各地的流动人口也急速增加，当时大约有4亿人散居在中国各地365座大城市中，同时平均每年还会有800万人流入城市以谋求工作。
由于中共保守派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名，拒绝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到了1989年“六四”前夕，中国社会积累的各种矛盾已经达到白热化的程度。4月15日，胡耀邦的突然逝世，便很快成了“六四”事件的导火索，埋藏在人们心中的积怨像火山一般喷发出来。
虽然“六四”民运烈火被中共扑灭，但却为随后的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土崩瓦解提供了示范效应。
当今中国社会，由于中共“血债帮”和中共集团内部既得利益者害怕失去权力后遭到历史的清算，一味的拒绝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到了如今习李时代，除了白日梦外，就连政治体制改革的口号都没人敢提了。
与“六四”前夕民众发生的抢购风相比，目前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远远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大妈”的抢金狂潮折射的是中国民众的末世情结，以及对中共政权的彻底失望和不信任。可以预计的是，病入膏肓的中国经济将会像温水中的青蛙一样，在自我陶醉的美梦中慢慢的死去；失去民心的中共政权也将在全民的唾骂声浪中走进历史的坟墓！
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拨乱世，反诸正；结束一党独裁，还人权与民，岂不亦乐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