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5月8日讯】中国大陆“六四”平反促进委员会自2011年10月10日宣布成立以来，受到了众多人士支持与鼓励，在此我们也深表感谢。虽然中共当局2011年10月14日以荒诞的手段，对本委员会进行了打压，但我们依旧矢志不改，继续用实际行动践行我们的诺言，坚定地走下去，直到“六四”昭雪的那一天。
针对中共当局践踏法律、打压本委员会的恶行，我们于2012年9月14日——2013年2月25日先后向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递交了行政诉讼状，起诉国保的违法行为，希望通过法律维护我们的权利，但由于国保的幕后操控指挥，各级法院至今不予立案、也不裁定，剥夺我们的诉权，明目张胆地为国保的恶行充当保护伞，彰显中国司法制度的黑暗及司法机关的粗鄙、下作。行政诉讼法对行政诉讼立案与否的时间限制都做了明文规定，但在现实中，对一些敏感案件是否给与立案、如何审、怎样判，从立案庭庭长、法官，到法院院长，则完全受控于国保、听命于政法委的指示。党天下的中国，党就是法律，一切由党说了算。
习近平上任伊始曾不停地高喊：“任何组织和国家机关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都要以宪法和法律为行为准则，依照宪法和法律行使权力。
无庸置疑，中共这个法西斯政党，他说的好话越多，其彰显出来的罪恶就越丑陋、越深重。所谓遵守宪法和法律都只是口号，说说而已，看不到半点实际的、很有希望的东西。
近一段时间，我们专门收集并整理出中共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建立民主、自由、富强新中国为号召，旗帜鲜明地争取民主、自由、人权，反对专制、反对独裁，并在其创办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上进行广泛宣传的言论。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共对“一党专政”的制度，是多么嫉恶如仇、恨之入骨；他是多么“热爱”民主自由；他对新闻自由的渴望已经到了声嘶力竭的程度。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共产党的承诺成为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最强音，赢得了民心。那时共党领袖、红色知识分子的政治诉求，每一篇、每一段、每一句，读之无不令人心潮澎湃。可以说，当下自由派民主人士对政治改革的呼声与主张，那时共产党人就已经说过、已经说完。
仅举几例：（更多承诺请看随后附件）
毛泽东描绘的“中国梦”——“宪政梦”：
“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及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他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他还承诺：“我们完全赞成军队国家化与废止私人佣有军队，这两件事的共同前提是国家民主化”。
是民主还是独裁就看有无言论自由
“一个国家的前途发展或停滞，向前或落后，繁荣或衰落，最好的测验器是这一个国家的报纸能不能、敢不敢代表舆论，这也是说明了这个国家是为人民所统治、是为人民谋幸福，或是为少数人所统治、为少数人争权利。”“就报纸而论，国内外消息由一个机构发出，凡是对某一方面感觉不快或者不方便的，永远不会让人民知道。……于是所有的报纸图书杂志，尽管种类不同、名目不同、地点不同，内容都举一可以反三，全部相同。这不但浪费人力财力，其结果也会使人民的脑子一型化、僵化便化。有计划的桎梏，这国度内的人民将会重返自然，成为木石，成为猿鹿，为葛天氏之民、为无怀氏之民，为羲皇上人！”(吴晗，三十年一月十四日昆明《自由论坛》)。
法西斯的新闻理论家居然公开无耻地鼓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报纸的主张。它们对于异己的进步报纸，采取各色各样的限制、吞并和消灭的办法，如检查稿件、任意删削，威胁读者、阻碍推销，派遣特务打入报馆、逐渐攘夺管理权，最后则强迫收买，勒令封闭。
──《解放日报》1943年9月1日
不做懦夫，不做奴才，使报纸为民主服务
“目前的事实，是报纸和舆论分了家，舆论被埋没在每一个人民的胸坎中，报纸杂志离开了现实，背叛了人民，孤零零地挂在半空中，不上不下，不进不退，不左不右，不死不活，只作为这时代的一个应有的点缀品罢了。”“与世无争，与人无争，是懦夫的行为；受辱不争，受害不争，是比懦夫更下一等的奴才行径；我们是懦夫、还是奴才？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被侵略被压迫的时代，要解放自己，要解放国家，应该先以铲除这不争的恶性开始。我们要建设真正的民主政治、自由世界应从报纸能尽自己的责任、替人民服务、用公正的舆论来监督政府指导政府开始。”“报纸与舆论的合一，应该是当前最迫切的人民的要求！”(吴晗，昆明《自由论坛》三十四年一月十四日。)
“统治者于屠杀青年之余，还没有悔过的表示，但舆论界几乎一致主张政治应民主，特别对于青年，万不应以武力对付。……对付赤手空拳的学生，实在无动用武力之必要。"（《新华日报》，1945）
1944年5月17日的《新华日报》–它当时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两份党报之一–发表了一篇对"五四"运动的评论。这篇评论，对来自中国保守派的那些否定普世价值的说法予以了辛辣讽刺和批判。评论说，中国的顽固派到今天还在用80年前的老顽固派的说法，来反对科学的真理。昔日顽固的先生们说，中国人一坐汽车就发晕，所以汽车就是外国人的玩意。《新华日报》接着论道，那些习惯了汽车的中国人今天又说，中国人倘过民主自由的生活，就会出乱子，所以民主只适用于外国，不符合中国国情–这不是同样荒谬吗？《新华日报》的结论是，民主制度比不民主的制度更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生产更好一样，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是如此。 “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民主，却没有只适用某国的民主。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唯有党治结束之后，全国人才，才能悉力从公，施展其抱负；而各党派人士亦得彼此观摩，相互砥砺，共求进步，发挥政治上最大的效果。有人说，国民党有功民国，不可结束党治，使之削弱。不知国民党今日的弱点，都是在独揽政权之下形成的。当其他党派起来竞争时，国民党只有更加奋勉、添加新血液、振起新精神，日趋进步。因此结束党治，不会使国民党削弱，只会使它加强起来。
——《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解放日报》是在延安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
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货，不是代用品。把一党专政化一下妆，当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虽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国的人民都在睁着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来欺骗我们啊！
──《新华日报》1945年1月28日
“有人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制’，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和污蔑。共产党作为民主的势力，愿意为大多数人民、为老百姓服务，为抗日各阶级联合的民主政权而奋斗……只要一有可能，当人民的组织已有相当的程度，人民能否选举自己所愿意的人来管理自己事情的时候，共产党就毫无保留地还政于民，将政权全部交给人民所选举的政府管理。共产党并不愿意包办政府，也是包办不了的。……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与目的外，没有其它的利益与目的。"（刘少奇，1940）
1945年9月27日的中国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
民主与不民主的尺度，主要地要看人民的人权、政权、财权及其他自由权利是不是得到切实的保障，不做到这点，根本就谈不到民主…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移之自由权…中国共产党一向是忠实于它对人民的诺言的，一向是言行一致的，因此它的纲领中的每一条文与每一句语，都是兑现的。我们决不空谈保障人权，而是要尊重人类崇高的感情与向上发展的愿望。—-《解放日报》1941年5月26日
实行三三制，反对一党包办（解放日报）
解放区为什么采取三三制呢?道理很简单，因为共产党主张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要广大人民及爱国党派、民主人士都来管理政权。中国人口很多，共产党员占一小部分，为了要使党外的广大人民都有他们的代表来共同管理国事，所以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的政权机关里，自己约束人数，不超过三分之一。中国共产党反对一党专政，反对象国民党那样，由一个党的少数人来包办政府，主张各党派、各阶级都有代表参加的联合政府，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人民，现在都在努力争取实现全国范围内的联合政府。现在，全国范围内的联合政府还没有实现，只有解放区实行了三三制政府，这就是地方性的联合政府。
——《解放日报》1945年12月7日
希特勒的“民意”（新华日报）
希特勒是个法西斯大独裁者，但是，他还是安排了一个国会。一切事情都是希特勒独裁，有的时候，他开次把国会。议长是戈林，议员都是纳粹党员。开会也很简单。希特勒去咆哮一阵，戈林去重复一阵，不待讨论，也用不着讨论。纳粹党魁的话，纳粹党员组成的国会，问题已经很清楚了。议员的责任，是在他们两位唱过双簧后喝一声彩，“哪”的一叫之后，什么都通过了，国会的责任尽了。希特勒还是希特勒。但是，有一点很不同。走进国会后再走出来，已经得到了“民意”的拥护。这戏法早已戳穿，希特勒却常常要玩玩的。大独裁者是总要玩这套把戏的。昨天报载：慕尼黑在上周末暴动，“革命精神炽烈”，这是真的民意了，“纳粹调集坦克出动镇压”。希特勒要有他自己的“民意”，就叫戈林去说话。真的民意出现了，希特勒就派坦克去说话了。——《新华日报》1944年3月15日短评
（更多内容，请看随后附件）
党报上的有关言论，既是中共当时的政治主张、政治宣言，更是对日后的政治承诺。政治承诺是政党与民众之间的一个契约。不忠实履行契约、不诚实兑现承诺，说明这个党政治品质恶劣、心口不一、巧言愚民、与坑蒙拐骗狼狈为奸，毫无半点政治诚信。
翻开中华民族五千年厚重的文明史，就会发现，中华民族历来都把“诚信”作为一种美德、一种修养、一种文明。人人追而求之、歌而颂之。诚信的故事，俯拾皆是，传为千古佳话。为取信于民，商鞅立木取信，实行变法，富国强邦；同时我们也看到商纣失诚信，加速了国家灭亡••••••。故我们不但看过讴歌诚实，鞭打无信的故事，我们还传颂着“宁可穷而有志，不可富而无信”之类的民间谚语。
民众追随一个政党，既看中政党的承诺，更看重政党的承诺。政党承诺与兑现一致，即为“信”，反之则为失“信”。一个既无政治诚信，又无道德信念的政党，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固然能忽悠于一时，到头来，定会人心丧尽，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对于习近平的“三个自信”及“中国梦”，我们卑之，难以理解，无甚高论。但我们也有一个自信，那就是完全赞同并坚决拥护中共早期、未夺取政权之前的政治主张、政治宣言、政治承诺。因此我们决定为党分忧、替党解难、为党工作，把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献复制下来，在青年学生中广泛传播，号召他们认真学习、深入领会党的这些早期政治思想理念，以提高广大青年学生的政治思想觉悟。
我们自信，为党做宣传工作，宣传他公开发表过的政治宣言、政治主张、政治承诺，我们无错、更无罪，绝不会因此受到党的打压、甚至镇压。这就是我们的自信、也是我们的“中国梦”。
究竟我们的自信是一厢情愿，或是习总的三个自信实为高度不自信。于是乎，编出N个借口、使用Y种肮脏手段，继续对我们实施封堵、陷害、抹黑、中伤及打压，国人将拭目以待。
我们的思想没有多么深刻、理论也没有多么缜密，我们只是不能忍受执政党的谎言与欺骗。与常人相比我们多了一份勇气，敢于向奸诈的窃国大盗兼法西斯独裁政权挑战。因为当初我们、你们、他们要改变的专制集权依然存在，而且是登峰造极、盖世无双！这是国人绝不会答应的。
但愿习近平从中南海翻墙出来，看到此文后，对自己的执政理念能有所帮助。明是非、识大体；学习蒋经国、做中国的戈尔巴乔夫，那才是令全世界敬仰的真正“好男儿”。
从5月10日起每日上午8点——下午5点，本委员会将在南开大学正门（卫津路）或西南村门（复康路）、白堤路门散发文献资料——“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性承诺何时兑现”
中国大陆“六四”平反促进委员会代理主席：张长虹
2013年5月7日
注：原计划在纪念“五四青年节”这一天开展上述活动，但就在发稿的前一天，由于卑鄙的国保操纵网络黑客入侵，造成储存于U盘内的相关文章资料全部丢失，只得临时仓促编排打印，故活动推迟几天进行。
附件：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性承诺何时兑现
中共在野时期言论摘要
导读：本文发表于《新华日报》1945年3月31日上，内文大力批判国民政府对于新闻自由的限制，时空转换，打着民主旗帜起家的共产党，现今对于新闻与网络言论自由的限制，早已发挥到了极致。
国民党时期，尽管当局摧残言论出版自由的事件不断发生，但同时仍允许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在国统区公开发行，并不断发表十分尖锐的反蒋、反政府的“反动言论”。国民党大老于右任还曾为该报题签！要知道，那可是内忧外患、国难当头的年代呀。据说老蒋常常被该报搞得心烦意乱，曾屡以自己的名义签发过手令，责令“有关部门”对《新华日报》进行追查。他逃亡台湾后，在谈到国民党失败的原因时，曾反思曰：“允许《新华日报》出版，是我们最大错误”。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国民党居然颁布过《出版法》和《新闻法》，尽管其主要目的和作用，是用新闻检查的手段，来约束报纸，但毕竟“有法可依”，“有关部门”就不敢太过乱来。
可见，即使是封建君主、军阀军主、国民党党主专制时期，人民仍在一定程度上葆有说话的权力，葆有思想、言论和新闻自由。费孝通有言：言论自由，国民党时是多与少的问题，共产党时是有与无的问题。国民党是封门，共产党则连窗户也堵上了（大意）。一个号称“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的执政党，却以偷偷摸摸的隐晦手段，实行实质上报禁、网禁、言禁，乃是对历史的反动、对民主的嘲弄，真不知其先进性体现于何处。
16大报告提出了“政治文明”这一新概念，并把它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政治文明离不开民主和法治。言论自由权则是重要的人民民主权利。让人民了解国内、外真实情况，让人民堂堂正正、光明正大地说真话、实话、心里话，在报刊、电视、网络、会议上，畅所欲言，自由地发表、坦率地交流各种真实的意见、建议、观点和思想，包括对时弊的揭露、对政府和党的批评监督，是真理正说、还是邪说歪理，交给人民自己去判断，是驴子、是马，拉出来溜溜──这是政治文明化民主化的第一步。
新闻自由——民主的基础
考察新闻自由的三位使者二十八日到了重庆。但在中国，提起“新闻自由”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据统计，国民党政府为管制报纸、通讯社、新闻记者及图书杂志出版事业、书店、印刷所和戏剧电影，颁布了二十九种特别法规。……此外，尚另有内政部公布的两种。除明令公布的种种法规外，还有各种临时指示电文。……三十三年六月(即一九四四年六月——编者注)，国民党政府公布的《战时出版品书刊审查办法》，内容无所不包，例如其中规定的禁载标准十二条中第一项：“违背我国立国之最高原则者，”就笼统抽象，可以任意解释；而照现行情况，所谓“立国的最高原则”，就是党治。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民主的中国报纸，就厄运重重，动辄得咎。下面我们收集了一些在各种困难下的中国舆论界对于新闻自由的痛切呼吁，和对民主主义政策和殷切向往的部分材料，以供参考。
时令摘要：
言论出版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
“统制思想，以求安于一尊；箝制言论，以使莫敢予毒，这是中国过去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这是欧洲中古黑暗时代的现象，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办法，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决不适于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适于必须力求进步的中国。”“所以我们的认识是……要想在战后不愧为四强之一，……必先提高文化；提高文化，必须先有思想言论的自由”(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成都《新中国日报》)。
“言论自由是人类一致要求的权利，……从社会文化的观点上看，言论自由是人类社会进步必具的条件。新闻记者，和其他人类一样，要求他们必有的言论自由的权利，同时他的任务和职责更需要他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因为他要言人之所未言、论人之所当论。”“通常说新闻记者是站在时代的前面，报纸是指导社会的，这不是对于记者的恭维，而是加重了记者的责任。……新闻记者要执行他的任务，便需要充分的言论自由”(同报，九月一日)。
“言论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团结统一，不能争取胜利，不能建国，也不能在战后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因此不仅在平时需要言论自由，在战时更需要言论自由。罗斯福总统把它列为四大自由之首，丘吉尔首相也把它定为七项标准的第一项，正因为他们能这样地重视它而且好好地名符其实地尊重它，所以才能在现在连打胜仗，并且要在将来建立和平。这一切摆在眼前的事实，正清楚地指出了我们今天应有的要求”(三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昆明《云南日报》)。
言论出版限制使人民愚昧和无知
“十数年来，因为检查制度的树立，使报纸的使命，未能充分达成；而在反映民意这一点，遗憾尤多，近年以来，……言论出版的限制加强，结果出版界的凋零，实为多年所未见；而报纸之所提供于国人的，几于全国一致、千篇一律！”“我们认为这种现象是应该加以改良的，……一个国家社会的进步，全在文化的提高；而文化的提高，一在教育普及，二在出版事业兴盛。我们对于有益可能的出版，如果过事‘谨慎’，势将使出版事业趋于萎缩，而人民的精神食粮也感缺乏；终极的结果，使演成人民的无识和不知。以无识和不知的人民，固不足以言抗战，更不足以谈建国”(三十三年四月廿二日昆明《正义报》)。
是民主还是独裁就看有无言论自由
“通讯与言论自由，乃是民主自由的基本要素。若没有这种自由，则失去说话自由权的个人，必同时失去其他自由，自由既丧失，那就与奴隶无异，不能算是国民。一个国家，如果其所统治的人民没有起码的说话自由，则其统治必属独裁。而以现时术语称之，则为法西斯的专制，断乎不能是民主。所以争取言论和通讯的自由正就是争取民主的先着”。“人类的命运支配于少数独裁者之手，则必产生暴力专制、武力侵犯、残酷战争，结果是像这次世界大战那样使人类与其文化淹在血海之中。所以要保障永久和平，避免第三次大战，唯一要紧的把世界的支配权放在人类绝大多数的手中，因此必须使人类绝大多数一律享有民主自由。凡少数支配多数，少数专制、多数失其自由的现象，应该不再存于今后的世界。”“全世界全人类既须悉数进入民主的范围以内而享受民主的支配之权，那么，取径于通讯与言论自由使人人能够说真话，能够得真消息，能够随时得知世界的真像，绝对必要。所以任何束缚此种自由、不许以真相公告人类世界的现象。都须在取缔之列，乃是自然的结论”(三十三年六月十五日成都《华西日报》)。
作恶扣压新闻必造成自由的衰落
“最近国际间，因为战争关系，新闻自由曾受相当的限制，因而引起新闻界的反对，致产生争取新闻自由的运动。一月四日美助理国务卿麦克利希在联合国情报委员会的聚会上发表演说，主张全世界新闻自由流通，俾有助于维持未来世界之和平。法驻美大使庞纳谓：‘法报除军事理由外，并不受其他限制。’廿五日美国《纽约时报》社论说：‘一个国家的公民，有权知道一切新闻报导。一个国家里面，若不许人民有知道的权利，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政治自由；如作恶扣压新闻，必直接造成自由的衰落。”此社论作者美联社社长肯特古柏斯主张‘全球新闻自由、交通自由，新闻记者行动不受干涉。’由此可见新闻自由，关系于政治之民主与世界之和平，至为重大，欧洲朝野无不一致主张绝对尊重、不容侵犯。”“在本来享有颇大的自由之欧美新闻界，且在大声疾呼，争取新闻自由之保障，若以中国新闻界所有的情况而论，不知对此应当作何努力才对。因为中国的新闻界所有的自由实在太稀微，太没有保障。……新闻记者以报导忠实受到虐待的事件，不一而足。记事立言，即本诸天良、发于忠诚；若触犯个人私利，往往引起报馆生存与人身自由的危害。新闻自由与新闻记者的人身自由，同样需要迫切的保障。所以争取新闻自由，在中国更有他特殊的重要性”(卅四年二月二日同报)。
要以坚毅精神争取实现民主政治
“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闻自由的基础，没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闻自由，决不可能。
中国新闻界不能以空洞拥护和附和欧洲新闻自由运动为满足，为了忠实于自己的天职，必须对本身解除不合理的不必要的种种束缚，取得真实的自由。因此必须以坚毅的精神，努力实现新闻自由的政治前提，给新闻自由奠定巩固的基础”(三十四年二月二日《华西日报》)。
“一个国家的前途发展或停滞，向前或落后，繁荣或衰落，最好的测验器是这一个国家的报纸能不能、敢不敢代表舆论，这也是说明了这个国家是为人民所统治、是为人民谋幸福，或是为少数人所统治、为少数人争权利。”“就报纸而论，国内外消息由一个机构发出，凡是对某一方面感觉不快或者不方便的，永远不会让人民知道。……于是所有的报纸图书杂志，尽管种类不同、名目不同、地点不同，内容都举一可以反三，全部相同。这不但浪费人力财力，其结果也会使人民的脑子一型化、僵化便化。有计划的桎梏，这国度内的人民将会重返自然，成为木石，成为猿鹿，为葛天氏之民、为无怀氏之民，为羲皇上人！”(吴晗，三十年一月十四日昆明《自由论坛》)。
不做懦夫，不做奴才，使报纸为民主服务
“目前的事实，是报纸和舆论分了家，舆论被埋没在每一个人民的胸坎中，报纸杂志离开了现实，背叛了人民，孤零零地挂在半空中，不上不下，不进不退，不左不右，不死不活，只作为这时代的一个应有的点缀品罢了。”“与世无争，与人无争，是懦夫的行为；受辱不争，受害不争，是比懦夫更下一等的奴才行径；我们是懦夫、还是奴才？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被侵略被压迫的时代，要解放自己，要解放国家，应该先以铲除这不争的恶性开始。我们要建设真正的民主政治、自由世界应从报纸能尽自己的责任、替人民服务、用公正的舆论来监督政府指导政府开始。”“报纸与舆论的合一，应该是当前最迫切的人民的要求！”(吴晗，昆明《自由论坛》三十四年一月十四日。)
民主自由及反对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
导读：在一般人的概念里，中共对民主、自由是不喜欢的。在“改革开放”前，在写到“民主”、“自由”二词前总要加上冠词：“资产阶级”。似乎民主、自由是资产阶级的专利，无产阶级是不讲什么“民主”、“自由”的。若讲这些，就想要脱离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所以，人们一谈到“民主”、“自由”，就会胆颤心惊，甚至谈虎色变。尤其在反右和文革期间，更是这样。
“改革开放”以后，与国际往来多了，再这样强硬下禁令，已觉不合时代潮流了，甚至引起国际嘲笑，所以偶尔也谈起民主、自由了。好景不长，稍开放一点，人民觉醒一点，中共就感到江山不稳了。遂打起“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旗帜，打击了刚冒出水面的民主意识。直到“六四”以后，对要求民主人士不是关押，就是“流放”国外。国内天下，还是“党”说了算，谁也动不了“党”天下。直到最近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在人大会议上明确表示：中国永远是“党天下”（不搞多党轮流）。
中共执政后，半个多世纪来的一切政策、措施、法令等，给人们一个感觉似乎中共从诞生起就与民主、自由无缘，是讨厌它的。其实这就大错特错了。中共在执政前一直是高举民主、自由的大旗，是为人民能获得民主、自由而“热情”奋斗的政党，它们是民主、自由忠诚的“捍卫”者。
不信可看以下事实:
1944年5月17日的《新华日报》–它当时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两份党报之一–发表了一篇对"五四"运动的评论。这篇评论，对来自中国保守派的那些否定普世价值的说法予以了辛辣讽刺和批判。评论说，中国的顽固派到今天还在用80年前的老顽固派的说法，来反对科学的真理。昔日顽固的先生们说，中国人一坐汽车就发晕，所以汽车就是外国人的玩意。《新华日报》接着论道，那些习惯了汽车的中国人今天又说，中国人倘过民主自由的生活，就会出乱子，所以民主只适用于外国，不符合中国国情–这不是同样荒谬吗？《新华日报》的结论是，民主制度比不民主的制度更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生产更好一样，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是如此。 “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民主，却没有只适用某国的民主。"
1945年9月27日的中国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
民主与不民主的尺度，主要地要看人民的人权、政权、财权及其他自由权利是不是得到切实的保障，不做到这点，根本就谈不到民主…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移之自由权…中国共产党一向是忠实于它对人民的诺言的，一向是言行一致的，因此它的纲领中的每一条文与每一句语，都是兑现的。我们决不空谈保障人权，而是要尊重人类崇高的感情与向上发展的愿望。—-《解放日报》1941年5月26日
“关于如何废止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以及实行必要的民主改革等项问题，我们和国民党政府之间曾经有过多次谈判，但是我们的一切建议都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拒绝。国民党不但对一党专政不愿废止，对联合政府不愿成立，即对任何迫切需要的民主改革，也一项不愿实行。就是这样，使得中国的政治关系处在非常严重的局面之下"——毛泽东在1945年作中共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我们很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正的统一" —–毛泽东 1944年6月12日
“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 家……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 —–1945年9月27日的中国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
—-《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
中国要实行民主政治，必须"取资欧美"，但又要避免欧美民主政治的一些流弊，更驾而上之，这正是中山先生的伟大识见。—-《新华日报》1942年11月12日
“中国的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毛泽东，1944。按：全国人大委员长李鹏 2000年3月9日说：‘人大常委会在工作中始终要自觉接受中共的领导。’）
“统治者于屠杀青年之余，还没有悔过的表示，但舆论界几乎一致主张政治应民主，特别对于青年，万不应以武力对付。……对付赤手空拳的学生，实在无动用武力之必要。"（《新华日报》，1945）
“有人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制’，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和污蔑。共产党作为民主的势力，愿意为大多数人民、为老百姓服务，为抗日各阶级联合的民主政权而奋斗……只要一有可能，当人民的组织已有相当的程度，人民能否选举自己所愿意的人来管理自己事情的时候，共产党就毫无保留地还政于民，将政权全部交给人民所选举的政府管理。共产党并不愿意包办政府，也是包办不了的。……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与目的外，没有其它的利益与目的。"（刘少奇，1940）
结束一党治国才有民主可言（解放日报）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唯有党治结束之后，全国人才，才能悉力从公，施展其抱负；而各党派人士亦得彼此观摩，相互砥砺，共求进步，发挥政治上最大的效果。有人说，国民党有功民国，不可结束党治，使之削弱。不知国民党今日的弱点，都是在独揽政权之下形成的。当其他党派起来竞争时，国民党只有更加奋勉、添加新血液、振起新精神，日趋进步。因此结束党治，不会使国民党削弱，只会使它加强起来。
——《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解放日报》是在延安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
一党独裁，遍地是灾！（新华日报）
打开我国的地图，睁开眼睛一看，国民党一党专政下的地区，哪里没有灾荒?……
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一面否认经济危机之存在；一面对救灾则完全依靠外国，本身却什么也不做，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是不可饶恕的罪恶。……老实说，国民党内反动派的内战及维持一党专政的政策是建立在制造饥饿和灾荒上的，所以这些救灾的治本办法，只有国民党确定的和各党派一道走上和平、民主的道路时，才能完满解决。
——《新华日报》社论1946年3月30日，《新华日报》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
共产党绝不搞一党专政（刘少奇）
有人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诬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作为民主的势力，愿意为大多数人民、为老百姓服务，为抗日各阶级联合的民主政权而奋斗。这种政权，不是一党一派一人所得而私的。八路军新四军所到之处，如果能够建立政权的话，就要建立统一战线的革命各阶级联合的政权。即或因为人民的组织程度不够，而不得不委任临时的地方政府人员的话，那末，只要一有可能，当人民的组织已有相当的程度，人民能够选举自己所愿意的人来管理自己事情的时候，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就毫无保留地还政于民，将政权全部交给人民所选举的政府来管理。共产党并不愿意包办政府，这也是包办不了的。所以共产党很愿意一切抗日的党派、团体和公正的人士来参加抗日民主政权，共同管理政府。只有大多数的人民都积极起来参政，积极担负政府的工作，并积极为国家民族的利益与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努力的时候，抗日民主政权才能巩固与发展，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压迫才能推翻，中国的独立自主与人民的民主自由才能实现。这是共产党的目的，也是全国极大多数人民共同的目的。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与目的外，没有其他的利益与目的。
——摘自刘少奇《论抗日民主政权》（1940年12月），原载中共中央中原局刊物《江淮》创刊号，后收入《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76—177页。
坚持民主政治、反对一党专政（董必武）
我们在民主方面做了些什么实际工作呢?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保证人民有民主权利，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信仰等自由，这在上段已经讲过了。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保障了人权与财权。人权受到了政府的保障，非依法律由合法机关依照合法手续不能任意逮捕，并且必须依照法律，以合法程序予以审判和处置。财权受到保障，人民的私有财产，完全受到法律的保护。
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保障人民有选举和被选举权。凡是及龄公民，不分阶级、性别、信仰和财产，都有这项权利。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不论在政府与参议会之中，都实行了“三三制”。什么叫“三三制”呢?就是：人民选举出来的各级参议会代表也好，各级参议会选举出来的各级政府委员也好，中国共产党自己规定，共产党名额都不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如果选举出来的代表或委员，共产党员超过了三分之一，就有一部分自请辞职，让给次多数的非共产党人士。这个制度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反对一党包办，反对一党专政，而和各党派、无党派的各阶级人士，更好地团结合作。中国共产党是主张民主政治，反对一党专政的。从共产党本身起，就不做一党包办或专政的事。以上种种措施，保证人民有民主权利，保证政府是民主的政府。这是最好的民主制度。
——摘自董必武《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1945年6月5日）,为赴美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期间在华侨举行的会议上的演讲，后收入《董必武选集》，第111—112页。董必武（1886—1975），中共创建人之一、“一大”代表，历任中央苏区最高法院院长、陕北中央党校校长、中共南方局副书记、华北局书记、华北人民政府主席，建国后曾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法委主任、最高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
不搞一党专政，建立三三制联合政权（谢觉哉）
廿九年（引者注：1940年）毛泽东同志在一篇文章上说：“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主张统一战线政权，既不赞成别的党派一党专政，也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即统一战线的政权。共产党人在敌人后方消灭敌伪政权建立抗日政权之时，应采取我党中央会决定的三三制。不论政府人员中或民意机关中，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而使其他党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占三分之二。
”
三十年（引者注：1941年）五月一日西北中央局制定在陕甘宁边区的施政纲领上说明：
“本党愿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
”
拿共产党在政权上的主张和孙中山先生的主张比较，完全一致，共产党也和孙中山先生一样这样说就这样做：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都已实行了三三制。因为他深切知道没有各阶级各党派的联合政权，不能发扬全民的民主力量，就不能有全民的民族解放的胜利。如果某党派占优势政权就归某党独霸，那是违反历史规律，背叛民众要求，必然要使革命走向失败。
三三制是共产党约束自己的一个制度，人民不选或少选共产党员，共产党无权去要求他选或多选。但当选的共产党员若超过三分之一时，共产党就得辞去一些。为什么要这样?因要革命须要有坚强的领导的党，而处于优势的领导的党，很容易走到把持包办。把持包办，不但广大人民不满意于当政的党，党的本身，也很不利。党得不到群众的拥护，其党必归于失败。
——摘自谢觉哉《三三制的理论与实际》,见《解放日报》1942年3月26日—27日。谢觉哉（1884-1971），1925年加入共产党，历任中央苏区政府秘书长、内务部长、司法部长，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边区参议会副议长，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实行三三制，反对一党包办（解放日报）
解放区为什么采取三三制呢?道理很简单，因为共产党主张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要广大人民及爱国党派、民主人士都来管理政权。中国人口很多，共产党员占一小部分，为了要使党外的广大人民都有他们的代表来共同管理国事，所以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的政权机关里，自己约束人数，不超过三分之一。中国共产党反对一党专政，反对像国民党那样，由一个党的少数人来包办政府，主张各党派、各阶级都有代表参加的联合政府，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人民，现在都在努力争取实现全国范围内的联合政府。现在，全国范围内的联合政府还没有实现，只有解放区实行了三三制政府，这就是地方性的联合政府。
——《解放日报》1945年12月7日
党不能对政府下命令（董必武）
政府是政权机关，它必须真正有权，而党是领导政府工作的。我在这里想谈一谈党与政府的正常关系问题。
党对政府的领导，在形式上不是直接的管辖。党和政府是两种不同的组织系统，党不能对政府下命令。党的构成分子——党员，在政府机关中工作，同时就是政府工作人员的一员。党和政府这样就发生了有机的联系。党在政府中来实现它的政策，是经过和依靠着在政府内工作的党员和党团。党只能直接命令它的党员和党团在政府中做某种活动，起某种作用，决不能驾乎政府之上来直接指挥命令政府。这是我们同志应当清楚了解的。
政府在党领导下所颁行的法令，所公布的布告，所提出的号召，我们的党组织和党员首先应当服从那些法令，遵照那些布告，响应那些号召，成为群众中爱护政府的模范。党包办政府工作是极端不利的。政府有名无实，法令就不会有效。政府一定要真正有权。过去有些同志以为党领导政府就是在形式上直接指挥政府，这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摘自董必武《更好地领导政府工作》（1940年8月20日在陕甘宁边区县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发表于党刊《共产党人》1940年第10期，后收入《董必武选集》，第54—55页。
政党不是权力机关，不能凌驾于群众和政府之上（徐特立）
政党在政治上起领导作用，第一是政治上的领导，第二是组织上的领导。前者的任务，第一是政治理论的建立，第二是政纲的制定，第三是政策的决定，第四是正确领导方式的确立。它应当因此而得到群众团体和政府深刻的认识和自动的执行，而不含任何的强迫与命令，这便是平常所说的党的领导权。党是没有强迫执行命令的权力的，所以它没有武装，没有监狱，也没有法律上的制裁；它本身不是一个权力机关，只能靠它的党员在政府机关中，群众团体中普遍的发生核心作用。
政党的每个党员都应该忠实于国家，忠实于民族，忠实于党的政纲和政策的执行，在群众中成为一个最前进的模范人物，然后能在群众中建立自我的信仰，建立党的威信，然后能使群众团聚于党的周围，这就是所谓“起核心作用”。但这里并不是用拉夫式强迫群众拥护党，群众拥护党是出于他们的内心作用。因此，我们领导群众是要靠政纲政策的正确，在事实上要成为广大群众生活意识所反映的要求。党在群众的意识中要能够使群众认为党是民族的，国家的及自己的救星，这才是真正的领导权。
至于普通所谓争领导权并不是争取政权，而是争取自己所提出的政纲政策的实现。所谓“以党治国”并不是用党来代替议会，也不是以党来代替政府，包办一切政治，成为党的专政。把领导作用与政权混合起来，这在实际上便等于取消了党。
……
党的任务是在领导；政府的任务是在行政，司法和立法；群众团体的任务是在使群众自治。三者的任务各有差别和范围，而且互相联系着，缺一不可，两两侵犯也不可。政府有强迫作用，拿孔子的话来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即是政府的强迫作用；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深入群众的内心，却是今日政党的作用。在政府有上下级官阶之分，对于群众有官民之分，这里便含著名分的差别。可是在党内，一切党员都是同志，无所谓官阶，也无所谓名分，更无所谓同乡和同姓，一致统一在相同的政治主张下，没有任何猜疑，而只有平等的批判和说服：就是党内的处罚也只有劝告与警告，到了开除党籍已是无以复加了，同时自己也可以自由退出所入的党……
党的专政只能说是党的政治主张透过政府而达到实现，并不是用党来代替政府执行政权。而透过政府也是由自己的党员在政府中起核心作用，而不是党对政府下命令和强迫政府执行。更不是政党驾乎政府之上，而是各别的独立机关，各有各的上下级关系。即党被群众和政府所推重，也不是认为党是他们的上级，在组织应该服从，而是为着党纲及政策的正确，是一种救国救民以及救自己的主张，同时党员也是群众所推崇的模范；因此党的“党德”和党的政纲不是在群众和政府机关之上。倘若认为“党”是组织上在群众和政府之上，那就必然会走到强迫群众和命令群众的路上去，而使一个国家形成两重政府的形态。如果党的命令和政府的命令是一致的，则成为屋上架屋；如果党的命令与政府的命令是岐异的，则群众无所适从。故此政党必须集中精神于分析国际国内形势，而决定正确的政纲和政策；不可降低自己的工作重心，而替代政府执行一切政务。——摘自徐特立《政党与政府》（1938年3月8日），后收入《徐特立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版。徐特立（1877—1968），早年参加辛亥革命，长期从事师范教育，1927年加入共产党并参加南昌起义，后历任中央苏区政府教育部副部长、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全国人大常委等职。
以上引文作者董必武、谢觉哉、徐特立，都是当时中共的元老，和林伯渠、吴玉章并称为“五老”，在党内有很高的威望，而且身居高位，他们的言论体现了党的立场和主张。
希特勒的“民意”（新华日报）
希特勒是个法西斯大独裁者，但是，他还是安排了一个国会。一切事情都是希特勒独裁，有的时候，他开次把国会。议长是戈林，议员都是纳粹党员。开会也很简单。希特勒去咆哮一阵，戈林去重复一阵，不待讨论，也用不着讨论。纳粹党魁的话，纳粹党员组成的国会，问题已经很清楚了。议员的责任，是在他们两位唱过双簧后喝一声彩，“哪”的一叫之后，什么都通过了，国会的责任尽了。希特勒还是希特勒。但是，有一点很不同。走进国会后再走出来，已经得到了“民意”的拥护。这戏法早已戳穿，希特勒却常常要玩玩的。大独裁者是总要玩这套把戏的。昨天报载：慕尼黑在上周末暴动，“革命精神炽烈”，这是真的民意了，“纳粹调集坦克出动镇压”。希特勒要有他自己的“民意”，就叫戈林去说话。真的民意出现了，希特勒就派坦克去说话了。——《新华日报》1944年3月15日短评
切实保障人民权利（解放日报）
从来的革命运动都是人民争取民主的伟大运动，革命与反革命的分野，只在于要不要民众，给不给民众以民主自由。对于英勇斗争中的中国，民主始终是团结与进步的基础，因为离开了民主就不能团结全国人民起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没有民主也就没有新民主主义在中国的胜利。而民主与不民主的尺度，主要地要看人民的人权、政权、财权及其他自由权利是不是得到切实的保障，不做到这点，根本就谈不到民主。
这是为什么边区施政纲领明确的规定：“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移之自由权”，责成当选为行政人员的共产党员应坚决执行之，并指出“人民有用无论何种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利”。可以想像得到，在帝国主义借战争的掩护把人民从多年斗争中获得的民主权利剥削殆尽的时候，在中国大资产阶级实行高压政策以致人民的人命、财产、自由没有一点保障的时候，在陕甘宁边区从过去的民主传统向新民主主义的路程前进的时候，这样的尊重民主自由与保证它的彻底实现，是具有怎样伟大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一向是忠实于它对人民的诺言的，一向是言行一致的，因此它的纲领中的每一条文与每一句语，都是兑现的。我们决不空谈保障人权，而是要尊重人类崇高的感情与向上发展的愿望，对犯过错误而愿走向光明的份子采取宽大的态度，禁止不经过法定手续来逮捕、审问、处罚任何人，反对把人拖到卑鄙无耻的道路上去，用这些事实来使得人权得到充分保证。我们决不空谈保障政权，而是真心诚意地要人民起来参加政权的管理，承认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提高民意机关的职权与威信，建立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的投票选举制，并实行三三制，保证民意机关与行政机关中的人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我们决不空谈保障财权，而是要在实际行动中做到保护私有财产，奖励私人企业，严禁随意动员征发，实行合理的统一累进税收制度，维护农民从过去土地革命中获得的利益，保证佃农债户向地主与债主交租交息，使得一切抗日人民都能安居乐业。这样就不只是给人民带来了美丽的希望，还真正地要他们享受到新民主主义的果实。
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边区过去早已注意保护，今后仍当循此前进。只要是抗日的有利于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言论与出版物，无论是出自任何抗日党派与团体个人，都有发表与出版的自由，政府还给予使用会场与印刷机器的便利条件。在这里，不会有思想的统制，我们鼓励自由研究，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欢迎边区境外愿做抗战工作人士来此开办学校，设立出版机关，组织文化团体，并且给予必要的帮助。人民不仅有集会结社的自由，还有武装自己的权利，我们不怕人民的组织与活动，只怕他们不能积极动员起来。我们要保障的居住与迁徙的自由不是消极的，因此我们帮助外来移民解决他们各种困难，保护因革命行动被迫来到边区居住的人民，救济流亡学生与灾民难民使得他们不仅能够自由地生活，还可以幸福地生活。只有这样，才真正的保障了人民的自由权利。让全国人民看到我们高举起来的民主旗帜，是飘扬着多么鲜明的色彩!
仅仅政府明令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是不够的，公务人员知道要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还是不够的，必须人民自己珍贵这种只有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边区才能获得的权利，要求它在边区得到切实的保障，并把它推到全国的范围里去。当广大的人民掌握到民主自由的权利时，它不仅成为物质的力量，还将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解放日报》1941年5月26日
人民基本民主权利的保障——论张君励先生的建议案（新华日报）
宪政实施协进会第二次会议里，通过了张君励先生提出的《人民基本权利三项之保障之建议》一案。早在一月三、四、五日，张先生就曾在成都的新中国日报发表了《人民基本权利三项之保障》一文。这次提案的内容，是和那篇文章相同的。
张先生所说的三项人民基本权利是：一人身自由；二结社集会自由，三言论出版自由。第一项自由，是为了人民不致遭受非法的秘密的拘捕、限制、审判和处决。第二项自由，是为了“第一，可使人民以集体发抒政见；第二，各种政治结社可以互相切磋；第三，养成民间领导政治之人，使其发为负责的言论；第四，在朝党在野党各有互相监督之机会。”其主要建议，是人民可以组织团体、政党可以合法存在公开活动。第三项自由，是为了人民能够发表意见、批评，监督和改进政治及社会等等的各种设施。其主要建议是实行图书杂志新闻的事后检查。张先生所提出要保障的三项人民基本权利，虽然并不包括全部民主权利，却已经涉及了重要的三项。一个国家是否民主，必须以此三项为重要的标帜。因此，我们和张先生一样，很重视这三项人民基本权利。
……
尽管中国的民主政治要根据实际情形、循着自己的道路发展，可是，人民必须有民主权利，民主必须以广泛的人民为基础，却是不能改变的原则。这样，人民必须获得基本权利，并予以保障，难道还有怀疑和犹豫的余地吗?为了抗战胜利，为了战后和平，为了政治的进步，为了国际的地位，必须从保障基本的民主权利开步走。恐惧是懦夫，疑虑是自私，反对便是倒行。我们再度呼吁：保障人民的基本民主权利。——《新华日报》社论1944年2月1日
赶快释放政治犯（新华日报）
政府早经明令公布释放全国政治犯，但直到今日仍有成千上万的人被囚冤狱，未获释放；并且仍有成千上万的无辜被囚的人，在遭受着非法的毒刑拷打，甚至暗地惨遭杀害。今日何日，人民仍受此荼毒?啊，死者不得瞑目，生者能不刺心痛愤!
杜重远先生不明不白的死了，今又闻得羊枣先生含冤殁世，中国呵，你的优秀的儿女究竟犯了何罪?抗战胜利、和平建国开始，国家正在用人之时，他们却竟屈死冤狱，怎能不叫人感到万分痛心!成千成万的学者、专家、教授、进步的青年，无故被捕入狱，受着非人的待遇。他们正是中华民族的精华，才高有能的优秀儿女，他们为国家为人民奔走呼号、不遗余力，不但不得国家的敬重，反而治罪下狱，有些害民祸国的败类，不但不遭诛戮，反而冠戴优加，横行不法。这样下去，民心怎能得乎?我大声呼吁：立即实行蒋主席四项诺言，立即释放全国政治犯!严惩虐待犯人、毒杀犯人的凶手!未获释放的政治犯应切实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不准再有虐待和私刑拷打犯人的非法行为。——《新华日报》1946年2月18日
中国的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
──1944年
实行宪政……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很多，但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
──周恩来，1944年
英国对于反对党的讨论、辩论和评论，非常重视，所以由国库拨款成立反对党，使之评论政府。
──《新华日报》转引渥太华杂志，1944年
……一种是新专制主义者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
……它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对于国家民族，是一种毒药，是杀人不见血的钢刀。……（其）记者，是专为专制主义者服务的，其任务就是造谣、造谣、再造谣。
──陆定一，1946年
人民的自由出版是近代文明的道路……它需要文明的创造，它需要文明的批判和自由研究岸岸健全的文明都容许批评，它没有什么经不其文明批评之理……真正的出版法以人民的自由出版为常道，因为人民的自由出版思想信仰、良心、学术、言论自由集中的镜。
──《新华日报》专论，1944年
纪念“九一”记者节，全国记者们和同胞们，一致奋起，挽救新闻界的危机，挽救全民族的危机，反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报纸”的法西斯化新闻统制政策。
──《解放日报》社论，1943年
人民所享有的民权，不能不是愈到下层，愈广泛，愈直接。代表人民的所谓代表机关，不论是国会也好，人民代表大会也好，必须由人民自己选出的代表组成，否则这种机关，便不是民意机关。……人民要享有同等的被选举权，如果事先限定一种被选举的资格，甚或由官方提出一定的候选人，那幺纵使选举权没有被限制，也不过把选民作投票的工具罢了。
──《新华日报》1944年
统治者于屠杀青年之余，还没有悔过的表示，但舆论界几乎一致主张政治应民主，特别对于青年，万不应以武力对付。……对付赤手空拳的学生，实在无动用武力之必要。
──《新华日报》1945年
有人说：“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制’，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和污蔑。”。共产党作为民主的势力，愿意为大多数人民、为老百姓服务，为抗日各阶级联合的民主政权而奋斗……只要一有可能，当人民的组织已有相当的程度，人民能否选举自己所愿意的人来管理自己事情的时候，共产党就毫无保留地还政于民，将政权全部交给人民所选举的政府管理。共产党并不愿意包办政府，也是包办不了的。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与目的外，没有其它的利益与目的。
──刘少奇，1940年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
──《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
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诬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72-177页
是要彻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实行普选制，使人民能在实际上，享有普通、平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则必须如中山先生所说，在选举以前，保障各地方团体及人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 也就是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完全自由权。否则，所谓选举权，仍不过是纸上的权利罢了。
──《新华日报》1944年2月2日
愚民政策虽然造成了沙漠，却绝难征服民心。
──《解放日报》1942年4月23日
可见民主和言论自由，实在是分不开的。我们应当把民主国先进的好例，作为我们实现民主的榜样。
──《新华日报》1944年4月19日
像林肯总统和罗斯福总统那样的民主的政治生活中产生的领袖，是虽在战时也一点不害怕民主制度的巡行的。他们不害怕民主的批评和指责，他们不害怕人民公意的渲泄，他们也不害怕足以影响他们地位的全民的选举。他们不仅不害怕这些民.主制度，而且他们坚决地维护支持这些民主制度。因此他们才被人民选中了是大家所需要的人。
──《新华日报》1944年11月15日
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答中外记者团 ）
──《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
由于各个国家的历史发展、社会状况等具体条件的不同，他们各自所实行的民主政治，可能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存在着多少差异。但无论如何，它们之间有一个基本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政权为人民所握有，为人民所运用，而且为着人民的幸福和利益而服务。这样的政权必然尊重和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使失掉自由权利的人民重新获得自由权利；没有失掉自.由权利的充分享有自.由权利；特别是言论、出版、机会、结社，这些作为实行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的人民的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利，是必须切实而充分地加以保障的。
──《新华日报》1943年9月15日社论
二十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我们天天见的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其是否为人民着想，姑且不论。最使人愤慨的是连这样的法，政府并未遵守。政府天天要人民守法，而政府自己却天天违法。这样的作风，和民主二字相距十万八千里!所以民主云云者是真是假，我们卑之无甚高论，第一步先看政府所发的那些空头民主支票究竟兑现了百分之几？如果已经写在白纸上的黑字尚不能兑现，还有什么话可说？所以在政治协商会议开会以前，我们先要请把那些诺言来兑现，从这一点起码应做的小事上，望政府示人民以大信。
──《新华日报》1946年2月1日
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货，不是代用品。把一党专政化一下妆，当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虽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国的人民都在睁着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来欺骗我们啊！
──《新华日报》1945年1月28日
他们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
──《新华日报》1939年2月25日
限制自由、镇压人民，完全是日德意法西斯的一脉真传，无论如何贴金绘彩，也没法让吃过自由果实的人士，尝出一点民主的甜味的。
──《新华日报》1944年3月5日
他们说这一套都是外国人的东西，决不适用于中国……原来，科学为求真理，而真理是不分国界的……现在固然再也没有顽固派用国情特殊，来反对科学、自然科学的真理了。只有在社会现象上，顽固派还在用八十年前顽固派用过的方法来反对真理……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生产更好一样，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民主，却没有只适用于某国的民主。有人说：中国虽然要民主，但中国的民主有点特别，是不给人民以自由的。这种说法的荒谬，也和说太阳历只适用外国、中国人只能用阴历一样。
──《新华日报》1944年5月17日
中国要实行民主政治，必须取资欧美，但又要避免欧美民主政治的一些流弊，更驾而上之，这正是中山先生的伟大识见。
──《新华日报》1942年11月12日
这些一切，只有证明全国人民及各民主党派对实施纲领的意见，首先是对人民自由的主张，是切实的，迫切需要实现的，万万撤销不得的。
──《新华日报》1946年1月18日
这说明英美在战时也还是尊重人民的言论出版等民主自由的。英美两大民主国家采取这些重大措置，正说明英美两国是尊重和重视共产党及其他党派，和他们所代表的意见和力量的……同时，（他们）也有一些批评。他的批评对不对，是另外一回事。这种民主团结的精神，是值得赞扬和提倡效法的……全国各党派能够融洽的为共同目标奋斗到底，这是英美的民主精神，也是我国亟应提倡和效法的。
──《新华日报》1942年8月29日
这正如前天座谈会主席左舜生先生说的：我们不去敦促，自由这一客人是永远不会进我们的门的！
──《新华日报》1944年5月16日
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很多，但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现在是非变不可了！但如何变呢？我们只要看看人家。换句话说我们一切要民主。我们一切制度、政策以及其他种种，都要向着能配合世界转变上去改造。
──《新华日报》1945年4月8日
一切力量来自人民！一切光荣归于民主！
──《解放日报》1945年7月2日
曾经有一种看法，以为民主可以等人家给与。以为天下有好心人把民主给人民，于是就有了等待这种民主，正如等待二百万元的头奖一样。但是中外古今的历史都证明了，民主是从人民的争取和斗争中得到的成果，决不是一种可以幸得的礼物。
──《新华日报》1945年7月3日
必须真正做到民主动员，必须有民主政府持行并保障一切民主的措施，这真理还不简单明了吗?
──《新华日报》1945年1月18日
“英国人民把言论、集会、身体等自由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而加以无比重视，从美国方面也同样表现出来。”赫尔国务卿自称一生为这目标奋斗力争的正是这个东西。平等与自由为什么被民主国家这样重视，重视到认为没有这就无从谈民主政治呢？这是很简单的。国父孙中山先生曾经说：提倡人民权利，便是公天下的道理。公天下和家天下的道理是相反的；天下为公，人人的权利都是很平的；到了家天下，人人的权利便有不平，……所以对外族打不平，便要提倡民族主义。对于国内打不平，便要提倡民权主义。英美民主政治所重视的平等，正是这一含义……假如至今英美仍不准人民有平等的权利，那末怎样能够谈得到民主、怎样能够实现民治呢？说到自由也是一样，如果连人民言论、集会、身体的自由都不允许，则民治从何谈起？…… 英国没有成文宪法，但是英国人民有平等有自由，所以虽没有宪法也是民主国家。由此看来，民主政治的主要标志是人民有自由平等的权利……民主的潮流正在汹涌，现在是民权的时代，人民应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身体的自由是真理，实现民主政治是真理，真理是要胜利的，所以高举民主的大旗奋斗着的世界和中国人民是一定要胜利的。
──《新华日报》1944年3月30日
年青的民主的美国，曾经产生过华盛顿、杰弗逊、林肯、威尔逊，也产生过在这一次世界大战中领导反法西斯战争的民主领袖罗斯福。这些伟大的公民们有一个传统的特点，就是民主，就是为多数的人民争取自由和民主。美国现在是反法西斯战争中联合国四大主要国之一，担负了彻底消灭法西斯、消灭侵略、建立世界永久和平安全的重大责任，从美国的革命历史，从美国人民爱好民主自由的传统精神，从美国人民的真正利益，我们深信美国将继续罗斯福的民主政策，不会忽视世界各处，尤其是中国人民的声音，人民的要求。
──《新华日报》1945年7月4日
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但是，在这一切之前，之上，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做了一个示范的先驱，教育了中国人学习华盛顿、学习林肯，学习杰弗逊，使我们懂得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需要大胆、公正、诚实。
──《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
七月四日万岁！民主的美国万岁！中国的独立战争和民主运动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新华日报》1944年7月4日
杰斐逊的民主精神孕育了两个世纪以来的美国民主政治，杰斐逊的民主精神也推进和教育了整个人类的历史行进。
──《新华日报》1945年4月13日
不论程度之深浅，美国是始终保有一种传统精神的国家，那传统就是民主。
──《新华日报》1943年4月15日
一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新闻：据说美国在马绍尔战场协助土人实行民主，让他们自己选举行政官。这是很平凡的事：从民主的美国来说，正应当如此。这也是不平凡的事：从不民主或尚未民主的国家来看，觉得新奇、觉得刺耳、觉得不平凡。
──《新华日报》1944年10月3日
我们尊重并且愿意接受美国朋友善意的批评和建议，正如我们对孤立主义提出批评，应受到尊重一样，这也是从彼此激励互求进步以加强两国人民的合作出发的。我们丝毫也不心存疑惧，认为美国朋友的批评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
──《新华日报》1944年3月15日
如何使青年的思想和行动能有正当的发展……可分两种，一种是主张思想统制。这就是说，把一定范围以内的思想，灌输给青年，对于这种思想是没有怀疑和选择的余地的。……另一种主张是思想自由。……只有自觉和自愿，才能产生心悦诚服的信仰，和惊天动地的创造活动。一般民众都是如此，青年尤其是这样。如果走相反的道路，则结果都是十分可悲的。有许多事实说明在强迫注入的训练之下，青年感到很大的痛苦……这种办法是必须改正的。我们主张思想应当是自由的。
──《新华日报》1941年6月2日
统制思想，以求安于一尊；箝制言论，以使莫敢予毒，这是中国过去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这是欧洲中古黑暗时代的现象，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办法，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决不适于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适于必须力求进步的中国……言论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团结统一，不能争取胜利，不能建国，也不能在战后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闻自由的基础，没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闻自由，决不可能。
──《新华日报》1945年3月31日
作统治者的喉舌，看起来像自由了，但那自由也只限于豪奴、恶仆应得的自由，超出范围就是不行的。也就是说你尽可以有吆喝奴隶──人民大众的自由，但对主子则必需奉命唯谨的，毕恭毕敬，半点也不敢自由。
──《新华日报》1946年9月1日
要真正做到出版自由，必须彻底废除现行检查办法
──《新华日报》1945年6月26日
为了国家利益和革命事业，我们应该贡献出自己的一切。但这必须事先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我们那样牺牲自己是真正为了国家和革命么？第二，我们所有的一切是些什么？……一面说青年根本不能谈民主 ，一面是叫青年必须牺牲个人的自由，这就是在我们这个国度里对青年所施行的标准的民主自由的教育……那不过是为着要装装门面而已。
──《新华日报》1945年4月15日
五四运动以来三十年的中国史，就是学生爱国运动与人民自主运动密切结合的历史，就是学生运动充作人民运动的先锋和辅助军的历史。在一代的时间内，中国学生用自己的血、泪和汗写下了中国民族民主运动史上光辉的史页，也是世界革命史上特出的史页。事实证明：中国学生将一本过去传统的爱国精神，继续为自己祖国的独立自主和民主自由而努力，也就是为世界和平而努力。
──《新华日报》1946年11月17日
民主一日不实现，中国学生的爱国运动却是一天也不会停止的。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9日
反动者企图以共党煽动，轻轻把一二•一惨案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但是七日的新民报说：学生罢课反对内战，当地军警出动镇压……，在这情形中谁是谁非，几乎不待判断，看昆明学潮惨案，受害的却是赤手空拳的学生，他们既无武器，更非军队，而竟受到武力的攻击；这次惨案却证明基本人权无保障……政府当局亟须反省。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11日
这件惨案的事理至为清楚，责任也很分明：一般青年学生只不过激于爱国热忱，凭了赤手空拳，起来要求民主反对内战，究有何罪？而国民党反动派竟采取残暴手段，惨加屠戮，并在屠戮之后，为了嫁祸起见，还不惜含血喷人，肆意诬蔑，居心恶毒以至于此，真是史无前例。但是人民是不会受欺骗的，人民是最公正的裁判者，国民党反动派要想一手掩尽天下耳目，徒见其日益心劳力拙而已。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7日
中国青年在现阶段中所从事的运动，应该是争取民族独立，经济平等，和政治民主。为这三大目标而奋斗的人，在历史中就有他的地位。
──《新华日报》1946年11月17日
而民主与不民主的尺度，主要地要看人民的人权、政权、财权及其他自由权利是不是得到切实的保障，不做到这点，根本就谈不到民主……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移之自由权……中国一向是忠实于它对人民的诺言的，一向是言行一致的，因此它的纲领中的每一条文与每一句语，都是兑现的。我们决不空谈保障人权，而是要尊重人类崇高的感情与向上发展的愿望。
──《解放日报》1941年5月26日
单说英美吧。英美是民主国家。这是人人公认的。英美人民有各种民主权利…为了国际的地位，必须从保障基本的民主权利开步走。恐惧是懦夫，疑虑是自私，反对便是倒行。我们再度呼吁：保障人民的基本民主权利。
──《新华日报》社论1944年2月1日
本市消息内政部公开颁行一种限制人民游行自由的法令，借口是恐稍有不慎，足以影响社会秩序与公共安宁。据中央社讯，其要点如下：负责筹备游行的人员，需于事前将姓名、年龄、职业、住址、游行宗旨、集会地点、进行日期及时间经过路线等呈报当地治安主管机关。散发的印刷品和张贴的标语须事先送当地治安主管机关审查。上项法令，已由内政部发致全国各省市地方机关，本市市政府业已接到，且已分令警察局及各区公所遵照办理。有了这个法的根据，今后各地当局更可以随意于事先防止临时禁止一切人民团体之游行。人民游行已无自由可言了。
──《新华日报》1946年5月13日
立即释放全国政治犯！严惩虐待犯人、毒杀犯人的凶手！未获释放的政治犯应切实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不准再有虐待和私刑拷打犯人的非法行为。
──《新华日报》1946年2月18日
维持一党专政的政策是建立在制造饥饿和灾荒上的，所以这些救灾的治本办法，只有国民党确定的和各党派一道走上和平、民主的道路时，才能完满解决。
──《新华日报》社论1946年3月30日
党对政府的领导，在形式上不是直接的管辖。党和政府是两种不同的组织系统，党不能对政府下命令。
──《董必武选集》第54-55页
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
──《新华日报》1945年9月27日社论
现在，官方豢养的论客们更公然地企图恐吓人民，说国民党是希望中国安定的，而共产党却希望天下大乱……中国共产党，不但要变不要乱，而且正是要以变止乱…… （国民党反动派）也是希望某一种安定的，但那并不是全中国的安定，并不是全中国人民的安定，而仅仅是他们坐在压迫人民的宝座上的安定。他们那个小集团可以统治全国、为所欲为的安定……他们的统治安定了，中国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老百姓就更会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事做、没有书读、没有说话的自由、没有走路的自由、没有住家的自由……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新华日报》1946年5月17日社论
而在重庆被打得头破血流的青年学生们的组织与行动也被当局宣布为不合法组织.……妨害治安，而加以取缔。反之，那些打人的暴徒，是合法的组织，是有益治安，而应力加保护。这就是合法政府的合法措施。让我们在这个不合法的罪名下继续奋斗，一直到人民的宪法出现的一天吧!
──《新华日报》1947年2月22日
昨天报载：慕尼黑在上周未暴动，革命精神炽烈，这是真的民意了，纳粹调集坦克出动镇压。希特勒要有他自己的民意，就叫戈林去说话。真的民意出现了，希特勒就派坦克去说话了。
──《新华日报》1944年3月15日
现在，假如我们承认战后的世界是一个不可抗而又不可分的民主的世界，那么要在这个世界里生存，要在这个世界的国际机构里当一个优秀分子，第一就是立刻在实践中尊重新闻自由这种人民的不可动摇的权利。
──《新华日报》1944年10月9日
国际民主既然与国内民主不可分割，所以要想参加到世界民主国家家庭中去的人们，就无法违反国内民主的原则。
──《新华日报》1944年1月19日
法西斯的新闻理论家居然公开无耻地鼓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报纸的主张。它们对于异己的进步报纸，采取各色各样的限制、吞并和消灭的办法，如检查稿件、任意删削，威胁读者、阻碍推销，派遣特务打入报馆、逐渐攘夺管理权，最后则强迫收买，勒令封闭。
──《解放日报》1943年9月1日
其实，读者一看即明白，没执政前，它为了夺取政权，当然反对人家对它专政，用民主、自由来发动人民起来推翻掌权者、要革它的命。但一旦自己掌了权，就怕人家革它的命了，什么民主、自由都成了“反动”的东西了。
最后，千万不要认为“伟、光、正”的中共是一贯反对民主、自由和追求一党专政的，而它也是曾有过坚决反对“一党专政”、热烈追求“民主”、“自由”的“光荣”历史的！
文章来源：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