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5月6日讯】中国目前习称“天朝”，当朝者也以秉承传统文化为荣。且不说其政治生态如朝纲败坏、政治腐败、官吏骄奢淫佚，以及社会道德堕落等多项指标只能与历史上王朝末世甚至乱世相比，就以谀臣谀士这两项的数量而言，就已经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王朝末世。最近宋鲁郑以“只有去中国才能看到未来—— 中国正迎来自信时代”，在各种谀文中力拔头筹。
摀住眼睛看世界的奇文
宋文开篇就说：“今天的中国处于1840年以来最好的时期，今天的中国有1840年以来最好的制度，今天的中国是全球各主要国家中发展最好的国家。这三个事实判断，就构成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坚实基础。”
自从习近平十八大上亮出“三个自信”以来，颂声不绝，但宋鲁郑这篇文章的谄媚程度，以及罔顾事实方面，已经超过了所有已经发表的文章，独占鳌头。
通观宋文，中共统治主要有三大成绩，一、在西方列强面前站起来了，中国现在不是鸦片吸食大国了；二是引用台湾文人李敖的结论：纵向比，今天的中国早就超越汉唐。三，比亚洲两大强国日本与印度要强。
写这等“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的文章，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家传。汉朝最强盛的汉武帝距今已2100余年，唐代的鼎盛时期距今亦有1400多年，这两个朝代在当时世界上的相对地位，其实远非今日天朝可比。这种比较带来的“进步感”，也只有宋鲁郑能够在心中油然而生。
印度日本当中，印度较差一点，毛病不少，如饥饿、强奸等当然都存在。问题是：宋鲁郑有意忽略了中国的贫困人口其实超过印度，联合国在《世界城市状况报告2010-2011》中提到，2010年，中国居住在贫民窟里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28.2%；印度为 28.1% 。 按人口绝对数计算，中国居住在贫民窟里的人口为3.84亿，印度为3.43亿，中国比印度整整多出 4100万。至于强奸（包括官员强奸幼女）这类现象在中国比比皆是，只是中国人对此司空见惯，很难为此激发全国性的抗议运动（政府也不允许抗议）。况且印度再糟糕，目前也还没有出现中国那种遍布全国的癌症村，没有遭遇到中国人现在难以承受的土地污染、水污染与空气污染；印度的政治精英也无需依靠食品特供来保证自己的食品安全与水安全。当然，印度政府也没有中国那样与军费相侔的昂贵维稳支出。
中国的谀文很多，但不少还半睁着一只眼睛看世界。宋鲁郑此文，可算是摀住眼睛看世界。
《求是》看重宋鲁郑文章的哪一点？
宋这篇谀文通篇全是瞎扯，《求是》杂志社的编辑们再愚蠢，也没还没蠢到自己真相信它。《求是》杂志真正看中的是宋文这段话：“中国今天的制度是在其政治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长期、内生性演变的结果。以领导权力的更替为例，中国最高权力的更替一方面具有传统的‘禅让’色彩，但又打破古代‘禅让’终身制的局限，实行的是一党领导、全国选拔、长期培养、年龄限制、定期更替。这其中‘一党领导、全国选拔、长期培养’是对传统政治文化的继承， ‘年龄限制’则是中国独创，‘定期更替’则是对西方的借鉴。这种模式基本综合了西方和阿拉伯世界制度的优点，而避免其缺点。一党领导，可以避免委托代理风 险、制定长期的发展战略，全国选拔和长期的培养可以在产生成本不高的前提下尽最大可能选出最优秀的人才，可以避免民主制度的政治平庸化，定期更替则可以带来新的血液，更避免政治强人的出现。”
这段话完全是赤裸裸地站在统治集团之立场言事。宋认为中国现行政治权力更替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点，却罔顾中国现行政治已经完全抛弃传统帝制下统治集者责任（皇帝家天下也是责任政治，皇帝是最终责任人）；政治伦理（统治集团与人民的关系是养鸡取蛋）；儒家文化要求的敬天畏人（民意即天意，包括对自然的敬畏，担心失去民意支持）。说它继承了西方定期更替的优点，却罔顾西方的民主选举制度奠基于民意之上，中国完全是统治集团内部黑箱操作，并无任何民意基础。
站在统治集团立场上看，现行制度确实“优越”得不能再“优越”。其优越性之一是宋鲁郑提到的“定期更替”，宋未便说出的“定期更替”的真正好处，是指这种“定期更替”可以满足统治集团高层的君王梦，即“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与其它类型的独裁政治相比较，中国现行体制确实富有弹性。中东北非茉莉花革命之后，我曾在“中国茉莉何时才会绽放”一文中分析过：“在政治权力执掌方式上，突尼斯、埃及与中国有较大差异。突尼斯、埃及两国是一党独大，在野党的活动能量有限，有形式上的选举但被最高统治者操纵，本.阿里统治了 23年之久；穆巴拉克在总统宝座上一坐长达30年，还有将总统大位传给儿子的打算。中国是一党专制，但最高统治者实行了代际更替，是在统治集团内部实行集体领导（即权力分享）的独裁体制；相比较而言，中国这种权力共享的模式，使政治精英集团的内部矛盾低于权力独占型的突尼斯与埃及。”简言之，统治集团最高领导层的定期更替，让权力集团中的高层看到了希望，他们精密计算的结果是：保持现有共产党垄断权力的格局，他们离权力核心的距离远比其他政治体制中要近得多。
第二大优越性，更是宋鲁郑绝对不肯明言的。那就是现行中国政治的专权如同皇权，但却无须负任何政治责任。中国皇帝是家族责任制，皇帝核心家族必须为王朝倾覆买单，比如崇祯在政治军事双重失败之后就得在煤山自缢。中共政治是无责任政治，统治集团内部实行利益分赃的潜规则。只要政治上忠于本利益集团，不管有多大的失政，不管如何将手伸向公共财，如何贪腐好色淫乱，副总理以上的人绝对无须付出政治代价，普通贪官也获得宽待，自2007年以来贪官免死就是一例。
《求是》看重的就是宋鲁郑文章指鹿为马的厚黑工夫，该杂志登载此文，目的与赵高相同：附和者即党的好同志，批驳者其心必异，属于外人甚至异类。
习李新政，“新”在只有谀臣谀士
有人曾将士人（知识分子）分成数种，如唯利是图的贪士、蝇营狗苟的鄙士、摧眉折腰的谄士等。宋鲁郑应该归于哪一类，请读者自作评判。我想说的是：胡温当政之时，中国满朝文武除了谄士谄臣之外，毕竟还有谏士谏臣，如于建嵘愿意向皇上们陈明民生之艰，张木生愿意谈时局之危。自从习近平登基以来，新朝之上连谏臣的一席之地也不再有。在习近平持续表达对毛的崇敬与“文革”的偏好、邦交上以专制国家为友之时，伴随他的却全都是一些大而无当的谀词颂语。难道这类谀臣谀士才是习心目中的“男儿”？
《荀子•臣道》篇曾提出，君王要区别“态臣”、“谏臣”与“圣臣”。邓小平统治后期“圣臣”就已绝迹，只剩“谏臣”与“态臣”两大类。“态臣”的特点是“巧敏佞说，善取宠乎上”，即“违道顺上”之谀臣、佞臣。习李之政，如果只剩下谀臣谀士与为了各种目的献上谀词的“外国朋友”，这朝廷，将是一番什么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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