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5月3日讯】中国学生的负担之重，不说全球第一，起码名列前茅是没问题的，这点单从书包的沉重就可看出来。校园民谣里唱到：“书包最重的人是我，作业最多的人是我，每天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的人，是我是我还是我。”据《当代中国少年儿童报告》中的调查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儿童沉重的学习压力和负担，严重影响了他们闲暇生活的品质。小学1—3年级中，67.2%的城市儿童和45.6%的农村儿童每天写作业的时间超过国家规定标准；67.0%的城市小学生和64.6%的农村小学生每天在校学习时间超过了国家规定标准；60.5%的城市初中生和61.6%的农村初中生每天在校学习时间超过了国家规定标准。从上述触目惊心的数字就可看出，中国的少年儿童在中小学学习上付出的代价是沉痛的。
童年少年时代，正是人生快乐幸福的时期，可祖国的“花朵”们却陷在课业负担的水深火热之中而无法自拨。应试教育虽然表面上已如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但这只“老鼠”却打而不死，并且还受到绝大部分教育界人士的厚爱，所以至今仍如幽灵一般游荡在各中小学校园里。尽管素质教育口号喊得惊天动地，但它又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实施了呢？尽管政府三番五次以红头文件的形式，下令给中小学生减负，但中小学生的负担又减少了多少呢？
可是，官方的“减负令”还是要年年下发。这不，本学期刚开学，北京市教委就出台了《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通知》，即“减负令”。共有八项禁令，竟然赢得了媒体的一片喝彩，说是史上最严格的“减负令”。如此牛皮，真的有这么厉害吗？且听北京市教委主任姜沛民的说法。据姜主任介绍，这个“减负令”和往年的有关举措相比有几个特点：一是注重可操作性，规定不是泛泛而说，更多的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加以解决。所谓的可操作性，它就是可量化、可检测，可操作，包括学生的学习时间、作业量、考试次数，都做了明确的规定。二是注重针对性，减负规定更多的是针对教育系统的一些乱象，比如乱办班，及一些违反教学规律的一些做法。三是注重长效性。给孩子减负需要坚持不懈地做下去，要建立一个长效有效的机制。比如“一把手负责制”，有责任追究，另外还有媒体的监督机制、表彰激励机制、一些经验的推广机制，通过这一系列机制把落实减负规定进行下去。
虽然姜主任说得天花乱坠，似乎中国的学生有望过上幸福的生活了。但在我这个教师明眼人看来，不过是聋子的耳朵——摆设，中看不中用。
善良的人们是否还记得，2010年7月29日正式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在这部国家级的教改纲要中，孩子书包沉重的问题不是已经引起了重视，不是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和方法，想方设法为孩子减负了吗？但这些改革措施到底能落实到什么程度，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现在不是已经一目了然了吗？
纲要明确提出“减轻学生课业负担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必须共同努力，标本兼治，综合治理”。这点表面上说得有理，减负是需要“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共同努力”的，但倘若不明白其中是谁在起主导作用，那这样的减负即使经过了声势浩大的综合治理，也根本达不到标本兼治的效果。这种说法实际上推脱了政府在减负上起的主导作用。政府是强势的，握有强大的行政资源，如果它能有实行经济改革的决心，把人力物力财力都运用到位，对其中的一切拦路虎都能坚决打击取缔，那学生的超额负担并不是减不掉的。因为现在学生的过重负担，都是由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层层施压压下来的，表面上是顺应人民群众的呼声，实际上是只为自己的政绩而考虑的。
比如，学生们最痛恨的补课，官方表面上不让教师们有偿补课，要还孩子们一个幸福的童年少年。可如果为了提高高考升学率，为了提高本地的教育政绩，那一所学校不在暑假里补课呢？越是升学率高的所谓名校，补课补得越狠，而且这两年更疯狂了，各个学校补课的时间越来越早了。有的学校高三复习班7月12日就开始了补课，最迟的也在20日开始，有的更绝，借着学校要进行校舍安全改造，干脆就不放暑假了，到现在还在上课。以前补课，学校当局还体现点人文关怀，不上早操，晚上上到八点多就让学生休息了，且每个单休日都休息，教师们也不必在学校坐班，只要上了课就行。今年补课则体现了严格管理的科学精神，不但早操要上，晚上的自习学生必须上到十点半，教师必须坐班。这几天山西每天都是高温天气，不是37度，就是38度，有条件的人们都在防暑避暑，可复习班的学子近一百人（有的地方是一百多）坐在一个大教室里，挥汗如雨地学习，老师们也在度日如年地陪伴着。这种暑天补课的恐怖事件，各个地方都在上演着，难道政府有关部门都不知道吗？知道了不但不管，还要放任自流，说不定他们对这种做法还在内心里支持，部下能够如此拼命工作，难得，难得啊！
似乎学生的负担只要取消了升学率的比赛评比就能减轻了，故而这次国家的教改纲要就提出要“改革考试评价制度和学校考核办法”，并且提出了“不得以升学率对地区和学校进行排名，不得下达升学指标”的改革措施。这种措施听起来是不错，但能落到实处吗？如果违反了，怎么办？山西从去年开始就实行了高考成绩不让地方、学校知道的措施，目的正是为了消弭升学率的罪过，和国家的改革措施是一致的。但到了实际，就又走到了以往的老路上，虽然不能从省招办领到学生的分数条了，但这并不影响各路学校比拼升学率的雄心壮志——班主任自己查分，汇报学校，学校汇总上报教育局，各地的升学率比赛还是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而且这种升学率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水分之大，让人不由得想起了大跃进时代，毛泽东当年就相信亩产过万斤的说话，现今的领导能英明过毛泽东吗？现在这样好大喜功的领导不在少数，如果他们继续倒行逆施，借着为人民好的名誉，行祸国殃民的勾当，面对这种破坏教育改革大好局面的昏官劣官，国家有好的惩治办法吗？是不是进行一下诫勉谈话，批评几句了事？这种轻描淡写根本不足威慑为非作歹的领导，应该痛下杀手，不换思想就换人，看他们还敢不敢阻挠中国的教育改革大业！
可惜教改纲要并没说到这一点，这颇让我沮丧，以至于教改纲要将通过“建立学生课业负担监测和公告制度”等方式为孩子们减负，我也不再相信了。这样小打小闹的措施竟被称为给学生减负开出的“药方”，这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的事吗？现在各地不是都有教育督导室吗？这一官方的教育监督机构能真正起到作用吗？当今中国学生的课业负担之重，不用监测人们就都知道了，网上更是很多，这比什么“监测和公告制度”更有用，结果怎么样呢？中国学生照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不是我怀疑国家改革教育的诚意，而是“中国太难改变了，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它是不肯动弹的。”如今，没有“很大的鞭子”，只靠出台几个措施办法，发表一个什么史上最严格的“减负令”，就想给孩子们减负，恐怕最后的效果只能是，年年减负年年负了！
要想给学生减负，不挥起“很大的鞭子”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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