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4月29日讯】【导读】《血的神话》是一本描写文革时期，湖南道县大屠杀的报告文学。作品记录了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发生在中国湖南发生的一段被当局刻意隐瞒的历史。作者谭合成花了近二十年的时间，对文革期间发生在湖南道县的大屠杀进行了深入地调查。被调查者以“一字不实，砍头示众”、“若有虚言愿负一切法律责任”的保证提供了大量真实材料，在此基础上作者完成了这本五十多万字作品。由于人生际遇，作者也有机会接触到大量官方资料，并采访了几乎所有与大屠杀有关联的重要人物，这使作者兼具了官方记录者和民间采访者的双重身份，能够较完整地呈现了这一历史真相。尽管这是一段让中国人深感羞耻的历史，但是为了让这个悲剧不再重演，我们必须去了解它。
(接上期)
第四十九章 最后一个殉难者
听了专案组同志关于仙子脚区杀人概括的介绍后，我问：“听说上坝大队杀了一个名叫何余祥的，能不能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来之前，我们在县里查阅材料时，得知道县杀人事件最后一个遇害者是桥头公社上坝大队的中农何余祥，但究竟为何被杀，怎样被杀的，材料中没有详细记载。我们到桥头公社重点要采访的除了万人杀人现场会之外，就是这件事情。这封刀一杀不弄清楚，我们对道县杀人事件的采访就无法画上一个句号。
专案组的同志听我这么一问，笑了：“我就知道你要问这个事。何余祥是‘乱杀风’中最后被杀的一个人。他们叫‘封刀’。杀了这个人以后，‘杀人风’就算彻底停息了，以后再没有杀人。实际上这是一桩典型的谋财害命、杀人强奸案。何余祥是（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七号被杀的，这个时候，道县的‘乱杀风’已经基本平息。四十七军六九五零部队是八月二十九日进的道县，到九月下旬整个道县基本上就不怎么杀人了。杀害何余祥的两个主谋，一个是大队长易长进，一个是民兵营长唐贵庭。唐贵庭这个人当过国民党的兵，恶习很多，他与何余祥过去为一些小事结过仇，想乘这个乱杀人的机会搞报复。正好大队长易长进想要侵占何家的房子。两个人一商量：再不动手就没得机会了。就利用手中的权力，捏造罪名，说何余祥参加了反动组织‘中国自由党’，在马鞍桥的凉亭屋用鸟铳将他打死了。杀了何余祥以后，易长进不但霸占了他房子，还强奸了他的老婆……在这之前，这两个人还多次参与该大队的杀人活动。特别是唐贵庭，他在八月二十九日，参与杀害了地主分子唐广厦，当晚又伙同另外两名杀人凶手易长正与刘大钧把唐十五岁的女儿轮奸了。”
听了专案组同志的介绍，我们提出想去上坝村采访一下当事人。专案组同志说：“这两个已经逮捕法办了，具体关在哪里，我不太清楚，你们回县里一问就知道了。你们要去上坝村采访，那里离这边有蛮远，路也不好走。你们看这样好不好，今天在区里歇一夜，明天一早，我们想办法弄辆车，送你们到上坝水库，从那里到上坝村很近。”
专案组同志的这个建议其实很不错，当时我们要是接受就好了，但是看到时间还早，所以还是坚持马上动身去上坝村。专案组同志看到我们这个态度，就想办法帮我们借了两部自行车，告诉我们骑单车两个小时可以赶到。他本来也想陪我们一起去的，由于只借到两部车子，只好十分抱歉了。殊不知正中我们的下怀，这段时间我们的采访，多数由专案组同志引领陪同，一方面给我们的采访增添了极大的便利性，同时也限制了它的自由度。从某种意义上说，缺乏自由度的采访一定有其巨大的局限性。所以，我们像两只翅膀开始长硬了的小鸟，跃跃欲试地试图体验单飞的滋味。
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沙石简易公路，我们骑车去上坝村。骑单车对我不是什么难事，我家离上班的地方很远，每天都要骑四、五十分钟的车上下班，一口气骑下来，根本不觉得累，速度还蛮快。可是这回才深刻得体会到沙石简易公路和柏油马路完全不是一回事，骑出去没多远就已大汗淋漓，再看张明红，比我好不到哪里去，想起当年当知青时，担一百多斤的担子，走二十多里山路到公社粮站送公粮的情景，心中不禁感叹，人变“修”太容易了。骑了大概十里地，累得呲牙咧嘴，两个大腿根也被车凳磨红了。山路却更加蜿蜒曲折，起伏不平。我们只好采取上坡推车步行，下坡骑行的办法继续赶路。这一招还真管用，马上轻松了不少，只是速度就慢了很多。就这样走走骑骑、骑骑走走，花了大概有三个小时总算到了上坝村。进村一打听，不巧得很，支书不在家，有事出去了。我们顿时傻了眼，接头的人不在，找别人，又不当家理事，作不了主。一个我们在很多地方采访遇到的情况，在这里同样也遇到了：被害者遗族对我们有戒心，尽量地回避我们；基层干部对杀人情况或者记不清楚、或者说不清楚；杀人责任人要么千方百计为自己辩解，要么干脆躲着不跟我们见面。说来说去，对杀人情况了解得最清楚地还是专案组的同志。我们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得的就是这么个结论。张明红感叹道：“看来，哪条路子上来的人，就只能走哪条路子。‘打枪的不要，悄悄地进村’，肯定要遇到地雷阵。”
这时天色已然向晚。山区的夜晚来得很快，也很突然，青紫绛红的霞光降临到都庞岭上，观察它瞬息万变的色调确实是一个件耐人寻味的事情。匆匆落日下，月亮在慢慢爬起，眼前的山峦如此雄浑、淳朴，呆然若愚有仁者之风，纯净得你找不到一丝一毫罪孽的痕迹。从群山中吹来的凉爽的夏季风，鼓进衣服里，浑身的汗马上收尽，但两条大腿却痛得更厉害了。没有办法，还得赶回去，至少得赶回公社去。
“走吧，回去。明天再来。”我对明红说。
“怎么样，走不动了吧？你硬是太不行了。”张明红看着我，嘴角含着一丝诡异的笑纹，“还是看我老张的，这附近有个桥头林场，我们到那里去想办法。”
张明红不愧是“地头蛇”，桥头林场的领导看到记者站张站长来了，热情得不得了，马上杀鸡置酒款待我们。我们也真的饿了，顾不上讲太多的客气就大吃起来。大块鸡、大块肉倒是很对我的口味，但是那个酒至今我仍然想不通，为什么那么打头，当时我并没有多喝，尽管场里的几个干部轮着劝酒，我还是把着量不敢多喝，但是酒劲很快就直窜头顶。这酒肯定有问题，有可能是那种劣质的假酒，奇怪的是他们喝起来都没有我这么强的反映。也许是他们喝惯了。也许是我太娇贵了。酒足饭饱，月上中天，几位场长留我们在场里过夜，我们坚持要回区里去。场里就派了一部吉普车送我们回仙子脚镇。
上车的时候，我的头脑还十分清晰，可是吉普车在盘山公路上三晃两晃，把我晃迷糊了，眼皮像灌了铅似的沉甸甸的，有些发胀，还有些发痛，但还是强撑着不让自己睡着了。这时候，车子突然停下来了，车灯的光柱里照着了一只野兔子。他们几个人跳下车去打野兔子。我坐在车上感到膀胱胀，有小便的要求，也跟着下了车。其实夜半三更整个公路上就是我们一辆车，下了车扯脱裤子，大尿特尿就是了，可我偏偏就像怕人看见一样，想躲到路边一块黢黑的阴影里去，就一步一步地向那个阴影里走去……这时候，突然一只手从背后将我拉住：“小谭，你干什么？”是张明红的声音。“莫吵，莫吵，我解小手。”我试图挣脱他的手，他却把我拉得更紧了，连小便都不让我解，就把我拉上了车，以后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我在仙子脚区的旅馆里醒来时，已是第二天中午。张明红哈哈大笑着走进来：“来，来，我们第二次握手。你小子昨天晚上摸了阎王的鼻子，差一点我们今天就要给你开追悼会了。”看着我茫然惊讶地眼神，张明红告诉我，昨晚他们几个人下车去追野兔子，野兔子本来还在前面跑，突然一下子不见了，这时候，他一回头，看见我正向悬崖边走，连忙大声地喊我，可是我根本不听见，急得他跑着追过来，就在我走到悬崖边上还在向前走的那一刻，他抓住了我。“你小子命大哩！桥头林场的司机讲，那块悬崖下面有十几丈深，一脚踩下去，肯定没命了。”我听了惊得倒抽一口冷气，好久嘴都合不上来了。
因为这个情况，我们把再去上坝采访的计划放弃了，匆匆地赶回了县里。当时想，来日方长，机会有的是。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很多事情一旦错过就永远错过。
不过，在仙子脚区采访中我还有一个在其他区社没有的收获，那就是在一位专案组同志的记事本上，看到了一首小诗。
七律
处遗工作有感
步主席《长征》韵而作
处遗不怕工作难，
废寝忘餐只等闲。
桩桩血案无法纪，
滚滚人头似泥丸。
潇水当年浮尸满，
道州至今人心寒。
三中全会指航向，
拨乱反正尽开颜。
我把这首诗抄录下来，不是因为它写得多好，多深刻，严格地说，作为一首七律，不合格律之处尚多，但它表明了一种态度，一种感情倾向！同时也折射着处遗工作的难度。这样的诗（或文）出现在杀人最少而问题揭露得相对较深的仙子脚区难道仅仅是因为偶然性的因素吗？道县处遗工作组中，喜欢舞文弄墨的笔杆子不少，为什么他们就没有这种“处遗有感”呢？也许是我没有发现。但是，我们发现了，每一个处遗工作组具体工作人员对待道县杀人事件的认识和态度，决定了他所负责的那个地方或那些专案问题揭露的广度与深度。我们在道县采访中看到，有些地方，处遗工作组的人员与杀人责任拉拉扯扯、吃吃喝喝，甚至干脆就住在杀人责任人家里，这些地方杀人问题就根本揭不开，揭不透，有些案子甚至越查越糊涂。
道县县委在“文革”非法杀人事件处理遗留问题工作情况的总结材料上说：“通过处遗工作，做好了三件事情，第一查清了杀人事件的来龙去脉；第二做好了被害者遗属的善后安置工作；第三，对犯罪和犯错误的责任人进行了认真的处理。通过以上工作，分清了是非，吸取了严重的历史教训，增强了法纪观念，绝大多数遗属感到满意，绝大多数被处理者认罪认错。”笔者认为这个结论缺乏事实依据，我们在道县采访中看到的情况是，整个杀人事件的来龙去脉基本查清，但严重的历史教训并未被真正吸取。大多数被害遗属感到有冤难申，大多数杀人事件责任人不认错，更无从谈到认罪。我这样写，心情十分沉重，感到对不起广大处遗工作组的同志们，特别是那些给予我们采访工作以大力支持的同志，我知道他们一定对我失望极了，认为我就是一条养不亲的“白眼狼”！
我们深知处遗工作组的同志们非常不容易，两年多来，付出了极大地辛苦，克服了巨大的阻力，做了大量的工作，工作之艰难，之细致前所未有。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道县文革杀人事件很可能成为一个巨大的历史之谜被掩盖在重重迷雾之中。
处遗工作组的一位同志曾经告诉我们：“我们刚刚下到道县时，道江镇到处都是乞丐。根本莫想在饭馆里面安安生生吃上一餐饭。一端起饭碗，就有好多衣衫褴褛、面有菜色的乞丐围在一边，眼睛巴巴地盯着你手中的饭碗，有的甚至干脆就跪在一边，等着，也不说话。那个样子叫人哪里还吃得饭下。只好放下碗走人。这些乞丐一窝蜂涌上去，连盘子都舔得好像洗过一样。这些人大多数都是道县杀人事件遗留下来的孤老孤残，和有家难归的遗属。他们想做工，没得人要；要干点别的，早已下破了胆子，就只有一条路可走：自古讨来不犯法。”
当时在道县“杀人无罪论”（杀四类分子没有错），“杀人有理论”，“杀人有功论”、“杀人保权论”（杀四类分子就是保卫红色政权）大有市场。传统的常识遭到颠覆，一些非驴非马的东西进入了人们的常识范畴，特别是它侵入的不仅是一些文盲半文盲的大脑，还有大量的读书识理的大脑。意识一旦成为常识，就会变得有理讲不清了。工作组一进场，立即包围在一片反对声中。有人说：“几个四类分子，杀了十几年了，还翻起来搞什么名堂，真的是吃了饱饭没事干！”有的说：“好多工作都没做好，还来做这号没屁眼的事。”有的说：“毛主席死了，还乡团来了！”有的说：“你们到底是来干什么的，为什么尽帮着地富说话？”有的不吃饭不睡觉，拚命地哭：“毛主席啊毛主席，你老人家来救救我啊……”有的甚至喝农药、上吊以示抗议……
一个公社书记则说得更具体：“你们下来帮我们抓生产，搞计划生育，我们杀鸡杀鸭打酒给你们吃。搞这个事，不得人心，饭都请你们没得吃！”
为了帮助群众搞清是非，提高认识，加强法制观念，工作组的队员口都讲干、腿都跑细。特别是为了查清杀人事件的来龙去脉，更是逐村逐人，一个一个地落实，真正做到了“来要到头，去要到尾”。（注一）为此，仅道县一县就成立了四百零一个专案组，进行重点清查。工作量之大亦为前所未有。
而我竟然胆大包天，竟敢轻轻巧巧进行否定。但是亲爱的朋友们，有什么办法呢？我们所做的一切，所能做的一切，包括想做的一切，有多少可以由自己做主？时代有它内在的苦难，身处其中的人谁也无能逃脱，但是希望可以认识，可以理解，可以超越，面对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篇章”，唯有“对爱的渴望，对真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的难以忍受的怜悯”，才能拯救我们自己，除了勇敢地大声地说出事件的真像，我们别无选择。
第五十章 正岗头现象
行文至此，我已经把道县文革杀人事件的来龙去脉向读者作了一个虽然粗略还算全面的交代，我不敢肯定它百分之百符合历史原貌，但可以保证是百分之百客观公正。还有一个情况一直没有讲述，那就是那些没有杀人的大队的情况，本来打算在写仙子脚区文革杀人事件时，重点讲述的，结果讲来讲去还是讲成了杀人的情况。在道县，杀人案例很多，俯仰皆是，没有（或抵制）杀人的情况却寥若晨星。我们在这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付出了极大的精力，依然收获甚微。物以稀为贵，虽然采访的东西不多，但仍然觉得有必要记录在案。
一、寿雁区牛路口公社党委书记唐仁汉文革一开始就“靠边站”（文革术语，意指停止行使职权）了，不过公社干部开会还是喊他参加。在一次公社干部会议上，他听到公社武装部长提议：“现在别的地方已经行动起来了，我们这里是不是也搞两个（四类分子），大家研究。”他立即站出来明确表态：“刚才刘部长的讲法是错误的，要作废。”由于他极力反对，其他公社干部也不好意思再讲杀人的事，使得这一次部署杀人未能实现。该公社二十三个大队中有两个大队的大队干部与唐仁义有相同的看法，因此这两个大队没有杀人。
二、原道县农业局局长秦庭良当时作为“走资派”下放到久佳公社建设大队搞“双抢”。开始杀人后，与他一同下放的十五名干部都跑光了，留下他一个人坚持在这里改造思想。当时这个大队的支部书记和民兵营长两次召开会议，讨论杀人问题，已经确定了名单，准备第二天动手。秦庭良得消息以后，冒着“站在阶级敌人一边”的危险，跑去找这两名基层干部进言：“杀人的事无论如何干不得，自古道，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毛主席教导我们，人头不是韭菜，随便割不得。现在这些情况，迟早有一天要追究的。他们要杀，叫他们自己来杀，我们万万乱来不得！”支书和民兵营长一听，觉得讲得有理，就改变主意，把人放了。结果这个大队在文革杀人事件中没有杀人。
三、油湘公社黄金大队的大队干部（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八日上午，参加公社召开的全县杀人情况通报会后，当晚召开全大队生产队以上干部会贯彻公社会议精神。经过讨论，提出要杀二十六个人，名单也定了。因为大队支书蒋仁俊一直坐在一边抽烟，不发言，贫协主席说，还是要党的一元化领导，请蒋支书表个态。蒋仁俊说：“你们一定要杀，我可以不管，我只能表这个态。杀人要我开口，我是绝对不开的。”看到蒋仁俊这个态度，支委里也有几个人出来说话了，蒋支书不表态那就算了。蒋仁俊说，既然算了就散会。杀人的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然而，消息还是传了出去，上了名单的二十六个人中，有三个胆子小的吓得自杀了，还有几个胆大包天的逃跑了。
八月三十一日，公社公安特派员打电话到大队，民兵营长陈玉贤接的电话，说该大队逃跑的一个地富子弟邓见生被抓住了，要大队来领人。大队的几个“巨头”，支部书记、治保主任、民兵营长、贫协主席、文革主任等，开了一个碰头会，商量怎么搞。有人提出这号人不杀不行。不然，别的四类分子都跟他学样，那还了得！但蒋仁俊还是不表态。陈玉贤提出是不是请示一下公社。蒋仁俊说，那就请示吧。电话打到公社，公社文革主任郑来喜接的电话，郑来喜犹豫了半天，说：“上头已经来了指示，不准杀人了。”既然上头是这个态度，于是大队决定先把人接回来再说。
治保主任邓江清和民兵营长陈玉贤带着两个民兵到公社领人，正好碰上公社公安特派员李本跃。李本跃问：“怎么搞的，你们大队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邓江清说：“主要是蒋仁俊这个人思想太保守，他是支书，他不开口，我们有什么办法。”李本跃说：“他的意见，只能代表他个人呢……党的领导还要听取群众的意见。像邓见生这样的人，我看就可以杀。”
返回的路上，邓江清说：“上头讲了邓见生要杀，牵回去只怕又杀不成。”陈玉贤讲：“上头讲了要杀，还管他那么多，杀了就是。”就在路上把邓见生杀了。
四、在“红联”前线指挥部所在地营江公社，有一个叫正岗头的村庄，当时叫和平大队，全大队有九户地富，加上其它分子及子女共二十余人，文革杀人事件中没有一个被杀，成了名符其实的和平大队。这又是为何呢？
我们采访了该大队文革时任党支书的蒋良忠老人。我们来到正岗头时，他正在盖新房，跑上跑下，忙不赢，听说“省里来的领导同志”（当时我们被介绍为省里来的干部）要找他了解文革杀人的事，放下手里的活计，接待了我们。这是一个典型的道县老农的形象，身材不高，背已经明显的佝偻了，打着一双赤脚，一看就知道是个做惯了事的人，当干部的经历虽然看得出来，但已经不十分明显了。质朴的脸不善表情，见了我们，平淡的笑了笑，算是表示了欢迎。我们有些奇怪，在当时那种黑云压城的形势下，他何以能顶住那股杀人风？他用与他的脸一样质朴的语言作了回答：“那是一口风咧！喊起要杀的，上头一喊，下头就充积极，放肆杀。那些年刮‘五风’也是这样刮起来的，饿死多少人！我到营江开了会回来以后，他们问我，我们大队怎么搞？我想，杀一头猪还要批张条子，杀一个人哪有那么简单。土改时杀人简单也没有简单成这个样子，还有个土改法，上头还要发个文。自古以来，杀人总得要见官，要批准，还要有人监斩，犯到哪一条办到哪一条，怎么能在我们这里乱了规矩呢？那些谣起要杀人的，都是充积极，想升官，我不想升官，也没得官运，我懒杀得。既然上头都瘫痪了，我们也跟着瘫痪算了。贫农代表蒋忠尚也支持我的意见，他跟我讲，别的大队要杀，让他们杀，我们不充这个积极，我们不杀！
“后来，杀人风越刮越凶，别的大队越杀越厉害，我们大队也有人坐不住了，把地主蒋福保父子捆了起来，召集干部在禾坪里开会研究怎么搞，逼着我表态。蒋福保父子两个划算自己肯定死得成，已经把几件好一点的衣裳都换上了，准备去死。别的大队地富表现怎样，我不知道，可蒋家父子就在自己眼皮底下，表现怎么样，大家未必看不见？除了蒋福保解放前吃过剥削饭以外，其它恶事从来都没做过，土改处理一回了，未必这回还要处理？我横直不表态。后来他们逼急了，我就说天气凉了，要去添件衣裳，跑回去，躲起来。他们几个见找我的人不到，不敢作主，研究了半天，还是把人给放了。”
我们由衷敬佩地说：“蒋支书，你老真正是觉悟高、水平高！”
蒋良忠老人把个头摇得象个拨浪鼓：“你讲我觉悟高、水平高，县里盘副县长，就是现在在县里当人大主任的，到这里来把我骂得该死，说我是胆小鬼，怕死不革命。”
我们一时竟愣住了，盘副县长内心倾向我们很明白，也不难理解，但如此明目张胆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稍顿了一下，只好说：“历史自有公论！”
离开正岗头村，我们在山回路转处，停车回望。这是一个由两个自然村组成的村落，一条很清的小溪，把它们串联在一起。在我们眼皮下面，有一座庙，庙里养了一匹很可爱的小马，棕色的。而我们背后的这片山林，长满了低低的马尾松。这种松林，徐霞客当年游历道州时，在《楚中日记》中便有记述：“大道旁边分植乔松，如南岳道中，而此更绵密，有松自出柯五六枝，此种特见之，他所无也。”惜乎弘祖先生笔下松图，如今道县已难寻觅，不知何年才得再见。说风景幽美、人文厚积，它远不如楼田村；论自然条件优越，物产丰富，它远不如水楠村（水楠是道县著名的柑桔之乡，该地有一株柑桔树高约两丈，粗有一尺，每年都要挂果千斤以上）；倒是与杨家乡的郑家村有几分相似的地方，只不过那里杀得血湖血海而这里没有杀人。
我们把正岗头村在文革杀人事件的表现称为正岗头现象。和鲁草坪现象一样，它们给我们所提供的启迪一点也不比那些杀人冠军大队少！或许正是它们从另一个方向，给我们指明了道县文革杀人事件真象之所在。在对这类没有杀人或杀人较少的大队的调查中，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普遍现象，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符合以下五个条件：一、该大队党的基层组织比较涣散；二、该大队的各项工作一贯比较落后；三、该大队的地理位置比较远离行政中心；四、该大队没有公社干部下来指导工作；五、该大队主要干部之后的日子都不太好过。例如蒋仁俊就被撤了大队大队支书的职。发现这一点，或曰认识到这一点，对我们不仅是一个心理上的，而且是一个生理上的沉重打击，我像大病一场，整个人都小了一圈。我可以把手扪在尚未完全烂透的良心上，对苍天起誓：我来道县采访的初衷，确确实实是想写一篇既揭露问题又歌功颂德的纪实文学，但是我做不到，实在没有办法做到，请原谅了！
注释
【注一】 中共零陵地委书记邓有志曾指示过：“这一次处遗工作，一定要一把火烧透，来要到头，去要到尾，决不能煮夹生饭。”
（待续）
文章来源：阿波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