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在线／综合报导】(新唐人记者何雅婷综合报导)雅安地震发生以来，中共官方动用其掌控的一切宣传媒介，一边给中共当局抹粉贴金，一边以救灾为名，呼吁海内外善心人士踊跃捐款，但遭到了部分大陆民间舆论和海外舆论的质疑与抵制。尤其香港舆论界劝阻向中共官方机构捐款的声音越来越强烈。有香港媒体还发文揭开了中国大陆官场把天灾转变为“政绩”的“天灾经济学”的真面目。
中共官场充斥着许多令外界匪夷所思的升官发财的途径。其中，利用天灾获得大量救灾善款，巧立名目把部分钱款中饱私囊，或通过各种方式克扣、截留救灾资金来大搞所谓的“政绩工程”，讨好上级，借以打通升官通道，以便捞取更大权力与更多利益的方式，被港媒称为“天灾经济学”。
香港《苹果日报》4月25日发表书面文章称，中共官场有一套“天灾经济学”，对于地方官员来说，天灾简直就如天赐横财和官运亨通的重大契机，正所谓“多难兴官”。
文章揭露说，中共地方官员往往利用地方上发生天灾的机会，以灾民极需要救援物资及灾后重建资金的宣传，赚取大量来自国内外善心人士捐赠的物资和资金，天灾规模越大，地方政府的收获就越多。一旦大笔救灾款项到手，赈灾款的主要用途并不是用于赈济灾民，而是用来投资为地方官员刷亮所谓政绩的“重点工程”：起大楼、发展地产、搞面子工程、创造GDP，就算是修桥补路，都是为了他日收取可观路费。至于人民的房屋，孩子的学校，都用最“悭皮”的做法应付了事。
文章认为，这次雅安地震，宝兴县那些在汶川地震后修建的号称可抗8级大地震的新屋，与其他民宅一起，在7级地震中几乎全部倒塌，就是对上述恶劣现象的一种印证。
文章讽刺说，五年前的汶川大地震之后，其他地方官员“对四川官员既羡又妒”，他们都巴望着在自己任内多发生几次所谓“百年一遇”的特大灾害，以获得官运亨通的机会。“所以四川的官位成了全国地方官员觊觎的肥缺”。
文章最后旗帜鲜明表示，香港政府从库房拿出一亿捐给四川省政府，无疑是助长这种中国官场“残民自肥”的潜规则，是中国官场“天灾经济学”的同谋。
其实，这种借天灾捞钱财、捞政绩的做法，在中国大陆是屡见不鲜的，早已经成了地方官场的潜规则。多年前，北京学者吴思在其所撰写的《潜规则》一书中，就提到中共官场素有“合法祸害权”，官员挪用赈灾款项、中饱私囊之情况屡见不鲜。灾害成为地方官吏捞钱的资本，救灾成为各级官员升官的政绩，而且往往是灾难越大，政绩提升越快。
5.12 汶川大地震后，曾有网友在网络贴吧上发帖文，揭发四川阆中政府在搞灾害重建时，挪用了大量救灾资金用于搞政绩。贴文称：“地震过去一年多，广大群众的房屋震裂补偿款到今天还未发到各家各户。政府压着不发，而忙于搞面子，从开发区开始，所有的门面由政府出钱统一装修，规格之高，据业内人士估计大概耗资八千万左右，乃至上亿。昨天上亿，今天上亿，明天上亿，我们能有多少个亿让政府几个娃娃操？”
2011年1月，大陆媒体《经济参考报》的一篇报导，揭露当年汶川地震的重灾区之一的甘肃文县的地方官员，擅自截留8000多万产业援助基金，在全县轰轰烈烈大搞所谓“亮化工程”，却把灾区新房建成危楼，致使部分灾民长期住在救灾帐篷里，艰难度日。
报道称，文县新建的灾民安置房出现裂缝的现象普遍存在，有些承重的房梁已经断裂，不得不用角铁加固，砖与砖之间有多处根本没有浇注沙石和石屎；部分房屋室内没有设计厨房，村民冬天只能在室外做饭；还有一些援建点被建成半拉子工程，建成后房顶没有上梁和瓦片，致使很多灾民无法入住，只能在寒风中煮饭、在大雪中入眠。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亮化工程”完工后的午夜的文县县城，所有街道灯火通明，城区内所有建筑都是霓虹闪烁，俨然是一座不夜城。
更令人齿冷的是，中共官媒曾报道称，汶川地震发生后不久，国家审计署官员“专程深入文县等地检查指导救灾款的审计发放工作”，在听取省市审计部门领导的汇报后，赞扬“甘肃省抗震救灾款物审计工作和社保资金审计工作组织领导有力、深入细致，审计效果明显”。
香港《东方日报》当时曾发表评论，抨击这种恶劣现象说：“在中国，天灾往往可以成为贪官的发财良机，而灾民却成为贪官的摇钱树，贪官污吏以救灾为名，榨取灾民身上的每一滴油。有人说，中国灾民最悲惨，受完大自然的蹂躏，还要受贪官的敲骨吸髓，天灾之后是无尽人祸，这样的日子如何过得下去？政府就不怕百姓揭竿而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