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4月22日讯】昨天因为起得太晚,直到上午11点多,才知道雅安又发生了7级大地震。打开微博,看到我的兄弟@13亿公民2013说,已经和在老家的老妈、妻子和女儿联系上了,但找不到老爸。当时心下一沉,立即打电话过去询问人在广东经商的他,他也正陷入巨大焦虑中。稍后他告知,他妈发短信说,老爸正在帮乡邻扎帐篷。至此,毫无疑问,老人家安然无恙。兄弟阖家安全,我心上的大石才放了下来。
坦白地说,因为5.12灾民留下的惨痛血泪记忆,和对党国喉舌与民间倾情合谋上演的那场煽情大戏,有着深刻持久的憎恶。当灾难再度降临,又是满萤幕煽情,心中五味杂陈,至少失却了全然的悲悯,悲愤占了上风。若非我兄弟家在灾区,很难再有当年那种感同身受的切痛。本来,我该第一时间想到他家人的安危的,但他平日留给我的印象一直是重庆或达川人,直到听到他为父亲安危焦灼的声音,才将受灾者从一个抽象的整体概念,归位为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泪有痛的,正在艰难挣扎求生或等待救援的亲人同胞。
浏览微博,看到李承鹏、冉云飞、肉唐僧等在组织民间救援团队和募集急需物资,对民间精诚而高效的协作,大为感动。人力、物资就近募集,是一项基本的救援效率原则。我身在广东,相隔上千公里,且素无救援经验,除了转发支持,基本无处使劲。看着满屏煽情,5.12的集体主义毒素又在泛滥,于是决定做点传播负能量这种不受欢迎还要饱受板砖辱骂甚至人身威胁的事。
孟德斯鸠说:任何专制国家的教育目的,都是在极力降低国民的心智。伏尔泰则说:任何人若想以道理晓喻他的同胞,都会受到迫害,除非他是最强者。然而最强者却几乎总是加强无知的锁链,而不是去把它砸断。
在举网悲情中选择做一个牛虻,而不是一个心灵鸡汤小贩,无疑是需要勇气的。我的第一条帖子是(以下引用都在原帖基础上略有修改润色,但主旨不变):
小资们很厌恶人祸,因那会干扰他们当下的趣味和雅兴,增加他们的恐慌感和无力感,进而搅扰他们对更美好生活的期待。但他们在事实上却很喜欢自然灾害,这样他们可以在抒情、评论、捐助和各种参与中,全然地展现智力和道德优越感。其实年均死伤于人祸者,十百倍于天灾。这人(谭作人)因调查天灾中的人祸正在雅安服刑。大灾有大爱,没灾就没爱。根据过往经验,地震将掀起新一轮全媒体煽情浪潮,救援资源将严重过剩,但政府协调能力依然不会有太大的进步。所以我除了关注和帮助(其实也只是转发)一些具体的受灾者,没必要再去掺和主旋律大合唱,致力于关心一些冷僻但急迫的事,也许更为实际,也更符合我平日几乎不掺和热点时事的习惯。
这条虽然看起来有点无情,但因心忧谭作人,评价还算不错。但转发了二百多条后就被遮罩了,同时也导致转评的肖雪慧老师被禁言。一怒之下,准备将“负能量”升级,再写下一条,并做了若干注释如下:
军队一直充当救灾主角,事实上,它们的救灾专业水准很差,效率极低,以至自己的飞机摔了半个多月都找不着。只能用原始的人海、人墙和汗水,自证艰辛悲壮渲染崇高牺牲,来强化军民鱼水深情,基本上属于雷锋精神宣传套路的延续。但恰恰是军队在事实上垄断了救灾,压制了民间专业救助组织的发育,贻误了无数生机。对军队救灾充满不容亵渎的神圣感情,都是永远站不起来的国家主义脑残。
军队和员警,平日薰染的是战斗、镇压和维稳思维,而不是人道、专业救助思维,说得难听点,他们的强项是杀人和抓人,而不是寻人和救人。军警除了消防部队和少量军医,普遍缺乏灾难救助(区别战地救助)技能训练。而且士兵大多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文化程度不高,绝大多数是独生子女,故即使成年,但缺乏经验、独立思考能里和动手解决问题的能力,心理上也很不成熟,称之为娃娃兵一点都不为过。有曾在汶川和军队共事的网友说:“空降师都有十五六岁孩子改年龄当兵的。外国援助的大帐篷他们都不会扎,还得我们下手帮忙”。可见他们并没有党国喉舌大肆吹嘘,最后变成大众想像的那么精干。在救援中,他们除了维持秩序、提供一些关键设备和必要的苦力,比如工程路桥部队架桥通路、士兵干些简单的清理活,做搜索和救援主力显然是不适合的。作为做专业救援团队的协助者、支持者,若协同组织得当,才会有更高的救助效率。
但在这国,军队救灾,总是和政治任务联系在一起的。救援的目的,本来是为了让受灾者在最短时间内获得生还和救治机会,而不是为了渲染救助者的崇高伟大,如果因为手段原始和蛮干精神增加救助者自身的无谓牺牲,那更是对生命的极不尊重。昨天的军车坠河,即使当局说辞是因为避让民用车辆所致,出师未捷身先死,毫无疑问是悲剧,可以想见他们父母将是何等悲伤和哀痛。接连出现本可避免的事故,也凸显了军队在细节上的粗糙。但很多饱受党化宣传毒害者,将军队的荣誉置于生命之上,本末倒置亵渎生命。谁若敢对救灾中的“人民子弟兵”说三道四,他们立即肾上腺素狂飚,疯狂辱骂威胁。他们不知道的是,无论他们如何放大渲染那些死伤军人的崇高伟大,都不足以安抚他们亲人的伤悲,这种无知,实在令人深感悲悯无奈。
军人和员警,作为个体的人,多少都具有一些常人的感情,部分士兵在灾难中表现出的牺牲精神,令人尊重。但根据军人的职业伦理,他们做的也只是份类之事,尤其不能忘记,他们是被人民用血汗税收供养的一种工作或职业。军人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实际上只是党的专政工具,或可称之为党卫军。党卫军既可奉命救灾,在维稳中武警毫不手软地暴打老弱妇孺的例子也数不胜数。从党卫军起家算起,他们曾经很多次对同胞开过枪,未来也还是不能排除对人民开枪的可能。作为整体,这支军队可谓血债累累。数十年来,党国喉舌总是不断通过救灾事件,精致地包装渲染它的牺牲奉献精神,来强化军民鱼水情;将整体的它人格化,用无限放大的救灾道义光环,为它赋予神圣性。稍微具备点理智的人都知道,党卫军作为工具,任何工具都是不具有任何神圣性的。
再具体到士兵,他们来自于我们身边,本来都是兄弟姐妹。但一进入那种抹杀个体人格的组织化,人和人之间的那种自然感情,就被经年累月的洗脑宣传异化了。只要党一声令下,多数因为集体无意识,镇压起父老兄弟来也是毫不愧疚和手软。有网友说:“512在绵竹,因xx来视察,陆军某师居然清场,居然驱赶消防部队离开救灾现场,遭德阳消防支队长怒骂,扬言干架,并急报上级指挥部协调,方留下继续救人”。又有网友说,他们在多个灾区,干过隔离、驱赶自发救助者的事。他们在这种体制下,本身也是一个悲剧的存在:普通士兵和下级军官,战时被充当炮灰,在救灾中,又用汗水和血肉,甚至是生命,为党国喉舌提供渲染合法性和军民鱼水情的滥情素材,同时也是领导邀功晋升的人梯。武警、员警和特警,尤其是武警,常在群体抗争中,充当镇压工具,而饱受白眼鄙视。当他们在异地镇压他人的父老兄弟姐妹时,却不能让家乡的父老兄弟姐妹免于被异地的武警和特警镇压。这一悲剧性,是他们,也是大多数人缺乏意识,或在救灾时刻刻意回避,甚至因为歇斯底里的情绪冲动要极力掩饰和剿灭的。
我的帖子,本意在于强调,救灾中的理想状态是:政府、军队和民间组织的高效协同。因为当局对民间组织一直高度警惕提防,造成民间自组织并没有健全发育的空间,三方高效协同就无从谈起。最新消息说,去庐山的道路为大量车辆阻塞,政府暗示是志愿者的盲动所致。这并非事实的全部,即使部分志愿者造成了交通阻塞,责任还是在于政府协调和疏导无术。长期箝制民间自组织发育的后果是,政府对民间自组织高度警惕;民间临时联合的自组织,对政府也并不信任。民间自组织因缺乏组织空间和日常的协同训练,临时拼凑本身效能就不高,和政府也没有常规的对话、协调管道,整体效率自然难免令人失望。但只要政府不加压制,并建立对话和协调常规机制,我相信,他们成长的速度,和爆发出的潜能,将是令人吃惊的。
有人强调,军队因为高度组织化,在动员效率、设备、体能和纪律,甚至牺牲精神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这话不错。但这不能作为拒斥对军队救援效率低下的批评的理由。军队的组织效率,是建立在用纳税人的巨额金钱供养的前提上的。如果民间自组织有足够的政策空间,和对等的金钱和资源,可以保证,一定比军队主导救援干得出色得太多。民间有大量体能彪悍的户外友、运动友和退伍军人,以及更多的医务、通讯、运输、募集、宣传、财务、工程人才。如果当局允许组织,并拨付相应资金,大多数省市可以轻易组建5-10个1000人的综合救援队。每年定期集训,平日照常上班,除了设备、集训和适当补贴的投入,所费并不多。有网友说,其实都不用政府额外拨款,把以看报喝茶当主要工作的民政系统撤了,相关的经费绰绰有余。紧急情况,按一半的应召出勤率(当时有事的人,还可参与后续轮替),就可以立即组织2500-5000人的专业救援团队。这么强大的团队,和国家职业救援队、野战军工程兵和军医、武警的消防队及民间公益组织、志愿者联盟协同,效率当得到极大提高。军队因为纪律和保密政策,始终和民间处于隔离状态,必须通过政府做中间人协调,降低了资源组织、协同效率。而民间自组织,在物资募集、资源协调方面,有巨大的策略灵活的优势。故比较理想的救援模式,是政府协调、民间组织为主角、军队辅助,效率将远远超出政府主导协调、军队唱主角的模式。军队退居辅助者的角色,并非说明它不再重要,相反,在一些民间无法替代的救援环节,它们仍然极其重要。但因为局部的重要,强调军队必须处于主导地位,则接近胡搅蛮缠了。
军事评论员吴戈先生评论我的帖子说:有道理,但恐怕更严峻,军队救灾不专业之处有很多在作战中也会坏事,这是形式主义好大喜功不受监督的自然成果。中国只能拉现役甚至精锐作战部队救灾是因准军事部队更无法快速拉动,国际惯例恰恰是准军事或预备役部队为救援主力。现在的折衷是在现役部队中训练一批专业救援队,仍有些不伦不类。
吴先生说的“准军事或预备役部队为救援主力”,应该指消防、民兵(或国民自卫队)、海岸警卫队一类的组织。中国军队不愿放弃救灾主角的地位,既有暂无替代力量的现实考虑,更多是因为政治考量。一如网友武陵人同学指出:
担心民间做大,禁止民间染指任何公共事务,垄断救灾道义资源及救助管道,是他们的一贯思维。军警出动第一任务是控制现场及事态发展,救援其次。一是担心矛盾转移事态失控,二是担心民间力量成长,三是救灾对它们已是极其宝贵难得的道义资源,四是便于掩埋天灾之下的人祸。
当然,在目前的现实条件下,反应速度最快的还是军队,救灾也确实需要军队。但令人沮丧的是,军队救灾实际上被异化了,成为利用灾情渲染当局道义合法性,和掩盖某些真相的工具了,不再将生命的价值排在第一位,救灾显然也变了味。在本质上,当局不愿民间在救灾中坐大,实际上是一种道德资源的争夺。如果民间道德资源持续增长,将会危急它的统治。但这种万能政府的模式,显然已经不符合时代要求了。
几乎同时,看到熊培云写道:总听人说地震发生时批评政府不合时宜。他们说你用心何在?这还用回答吗,我当然用心在这片土地上。只是早就过了“万众一心为一哭”的年纪了,所有批评也只希望这片土地变得更安全。汶川地震时,全国一哭了事;问责的公民,孤孤单单还在雅安的牢房里。好在牢房质量不错,这位兄台在地震中没伤着。
512时,因曾12次深入灾区而身陷囹圄的黄琦,昨天,才刚出发就被控制了。同时被控制的还不止他一人。比起5年前,控制效率明显提高了。
有人说,不要凡事都往政治上靠。在中国,就没有什么公共事务与政治无关的。因为政府垄断了绝大部分资源,时时警惕防范不受它控制的力量参与公共事务,阻碍官民救援合力,既不尊重生命,也很不负责任。政府是纳税人供养,救灾是政府不可推卸的义务,而不是恩德。过分体贴它,呼吁理解它,这种人,就是林语堂先生说的,做着奴才,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思维的那种莫名其妙的人。切记,负责任的政府需要的是鞭子,而不是心灵鸡汤!
在512的时候,我曾写道:“既有因为追索到某些真相怒从心头起而不能自抑,也有因为国人的集体无意识而陷入绝望悲悯。在这举国同悲的日子,抑郁情绪以空前的规模传染、放大。在这个巨大的负能量场笼罩下,只要有一丝感受能力的人都无从幸免,因此而变得狂躁易怒,稍有罅隙即迁怒他人”。那些因为我这些不合时宜的观点,对我进行辱骂甚至人身威胁的人,大概就处在这种状态吧。
在这场举世震惊、举国同悲的灾难中,作为肉体凡胎,感同身受、物伤其类是一种本能,百感交集,个中滋味,相信人人都有感悟,非语言所能道其万一,深知在这人人表达欲空前膨胀、煽情成为唯一表达方式的时刻,揭示真相,劝导理性不仅苍白无力,而且其代价也是心灵难以承受之重。舍斯托夫说:真理不触犯任何人,不烦扰任何人,而真理传布者则是令人讨厌的人:自己不知安宁还让别人不得安宁。而沉默的真理是不会使任何人害怕的。
我无意单纯指责,相反对一切切实的行动和奉献精神充满敬意,也无意指责热血青年们基于淳朴情感的呐喊。我只是想提醒他们,在这60多年里,国人灾难和口号相伴、血泪与记忆同湮,一路走过来,口号不已,灾难不止,血泪未凝,记忆已失。这中间多少是天灾,又有多少是人祸?唐山大地震死难者尸骨未朽,汶川的伤痛记忆犹新,比至于三十二年前,比至于五年前,我们的救灾动员机制,是否有了长足的进步?还有多少可以提升而未提升的空间,多少本不该死的同胞,却做了僵化体制下的殉葬品.•••无数惨痛生命的代价,是否曾经唤起我们一丝理性反思和觉醒•••
为雅安人民祈福!
为在困境中毅然前行的民间自组织的成长祈福!
另附上其他几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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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防盗防红会!
救援还没充分展开,有些灾区人员物资都没到位,资源协调恐怕刚刚开始,就一片歌功颂德之声,领导亲临现场辛苦敬业,大款捐款很多爱心爆棚,主持人因深情而嗓音嘶哑。当局和民间,总有无数脑残,喜欢把天灾变成功劳和恩德。煽情无法拯救生命,只会贻误时机。让一切煽情的傻逼仆街去吧!
中国式救灾:灾难是天降的,人祸是没有的,政府是伟大的,领导是辛苦的,救助是及时的,外援拒绝的,电台是煽情的,主播是含泪的,灾民是满意的,国民是感动的,责任是没有的,立功的受奖的,皆大的欢喜的,捐款是必须的,机构是指定的,善款是私分的,不了也了之的。
看到不少人在组织物质和团队进入灾区,令人感动,这是民间自组织力量的萌芽。捐助钱物都可支援,但不必过分强调捐钱。这个政府不是没钱,而是收刮了太多钱。民间的捐助只是政府救灾的补充,如果反客为主,那政府就成了打酱油的了。故在当下,督促监督救灾资讯公开透明,和抵制当局渎职做秀,远比呼吁捐款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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