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4月20日讯】近日互联网上有消息称“中央正在讨论会商，有望年内先从上海、天津、重庆、深圳等四城市开始，作为全国首批试点司法独立的特区”。转载消息的海外媒体称，这条消息其实是出自香港的《信报》，而后《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网》予以转载。笔者尝试在互联网上搜了一圈，文章的原文和《人民网》的转载都没有找到，但可以看到对此事的讨论起自于3月底。
首先这则传闻只是表达“有望”或“有可能”年内在中国建立“司法特区”，从“有可能”到实际拿出行动在中国往往要跨过不可思议的遥远距离。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共建立“司法特区”难度还高于推动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因为前者毕竟实质上一定程度改变了现行的权力结构，所遇到的阻力势必不会小于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从去年年底坊间传闻“七常委有意率先公布财产”开始，到现在仍然是纹丝未动，今年的两会也对“阳光法案”避而不谈，可见中共体制的巨大惯性、贪腐官员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冥顽不化，绝非几条唤起了公众关注的传闻就可以撼动的。纵然是千夫所指、万夫所指，他们也可以坦然不动，所谓“挨骂不要紧，只要利益真；唾骂奈我何，照样钱进门”。其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定力”，远非其他社会制度下的官员可以比拟。
所谓“试点司法独立”难行的一个原因是所谓“试点”其实在体制内不具有可推广性，没有可以依归的终点，“试点”的意义也就难以成立。对中共来说徒然是造成两种体制并存，增加了混乱，因此难以说服共产党内的各方势力接受。消息引用中纪委“相关人士”的介绍说，所谓试点，“主要是将纪委和司法的权力，从地方党委和政府中独立出来，变成单线的中央垂直管理系统。中央管党纪，两高管司法”。
所谓“两高”，就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仅仅是当前提到的四个城市还好说，如果是全国的从区县一级、直至省一级司法全都由“两高”垂直管理显然难度太大。当前全中国有2856个县级行政区、333个地级行政区、除港澳特区之外的32个省级行政区，相应的也就有以上诸项总和这么多数量的检察院、法院，就市一级的“中级人民法院”这一项，许多城市还不只一个，假如通通中央集权，由“两高”直接管理，事务烦巨，如何操作？
当然，这里谈到对司法机构的“管理”，“管理”一词本身就大有问题。司法机构本来就应该依法断案，何来“管理”之说？如果某一级法院判决结果不公、或枉法断案，则按司法程序当事人上诉后，上级法院发回重审、或推翻原判；如当事人再不服，继续上诉，直至终审判决。虽然上级法院有推翻下级法院判决结果的权力，但这只是司法系统内的分工不同，并不存在谁“管理”谁之说，各级法院断案时都应当是依法行事，不受法律和证据之外的其他因素的干扰。在中国所谓“管理”司法机构的意思是指，判决结果不是由司法机构独立得出，而是由掌握着“管理”权力的领导授意——你有罪没罪、重判轻判，不是法院说了算、也不是法律说了算，而是领导说了算。
现行的体制是，司法机构受到同一级党的政法委的管辖，如果是普通的民事或刑事案件，政法委不插手，不涉及政府和官员的利益，又不存在当事人托关系、走后门、拼后台的情况，法院可以依照法律判决。当然这种理想状况在现实中的比例是很低的。只要有上述任何一个因素的介入，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就是一句空话。
因此所谓“试点司法独立”本身就是一个伪概念。有“管理”存在，就不存在司法独立，哪怕是由“两高”直接管理下级的法院和检察院也是如此。由最高法院“管理”下级法院无非是说，对某些类型的案件，由最高法院和检察院直接告诉、命令下级法院和检察院该怎么做。而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是在中央政法委的领导之下，也即是说“试点司法独立”的实质是把地方级别的政法委权力收回，集中于中央政法委。更进一步分析，其动机即是在某些类型的案件上，由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控制着，确保地方司法机构仍然能贯彻来自党中央的政治意图。比如：在对法轮功案件的审理上、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件的审理上，等等。但在民间维权、官员贪腐等案件的审理上，则希望打破地方保护，让地方司法机构一定程度上脱离当地党、政机构的控制，做出相对合理的判决。从而尽可能在基层缓和矛盾，减少上访、减少民众的街头抗争。
这种“改革”的实质是用中央集权代替地方干预，并不是真正地让司法独立。只不过是指令来源的层级更高罢了。如果再发生类似于1999年镇压法轮功的事件，中央一个通知，各级法院和检察院同样要俯首听命。如果再发生类似于2008年的毒奶粉事件，中央下令各级法院不得受理结石宝宝家属的诉讼，民众维权同样无望。
如果“两高”无法事实上管理数千家地方法院、检察院怎么办？集权体制内的另一种推广方案是，在法院和检察院系统内建立一种垂直的层级式的管理结构。比如由市中级法院管理其下的区、县级法院；省高级法院管理其下的市中级法院。也就是说将对司法机构的管辖权从同一级政法委手中夺下来，交到上一级的法院或检察院的手上。而上一级政法委就算不直接干预断案，但它对这一级法院、检察院的人事任免仍有相当大的发言权，也就意味着仍有很多渠道控制具体的案件审理。
不难看出，只要保持了一个多层级的司法管制系统，就不可能打破地方党政机构、地方利益干预司法的现状。冒着引起体制内反弹的风险、做收效甚微的事对中共决策者来说显然是个不智的选择。而让“两高”把全国区、县、市级的司法机构全都直接管理起来又有现实的难度，所以说所谓“试点司法独立特区”，在中共体制内并不具备可推广性，也没有方向明确的终点。
其实不管是这样试点、还是那样改革，说到底都是奇技淫巧，大道至简至易，任何人一眼都看得明白——司法独立，就是不附加任何条件、没有任何“管理”的独立，这才能真正筑起社会公正的底线。其实只要抛开非要保全中共体制这个立场，很多问题的答案是再明显不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