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4月14日讯】(新唐人记者何雅婷综合报导)近期有港媒报导称，中共3月人大会议前夕，胡锦涛在即将全退前，曾两次行使国家主席职权签署主席令，解封了中共内部的5项列作保密、防扩散的档案。其中武装攻击中共党政军国家机关部门档案的部分资料被披露出来。
五保密档案被解密 部分武装反抗中共资料被披露
香港《动向》杂志4月刊消息指，胡锦涛在全退前先后于今年2月28日和3月1日两次签署主席令解封了五项列作保密、防扩散档案。即使已下令解密的档案也并非向社会开放，仍设等级规定及解密内情程度范围规定。
据报导，被解封的档案包括从1949年10月1日中共夺取政权以来至1982年12月底，中国各地自然灾害造成人员伤亡、经济财产损失情况统计的档案；各地被公安司法部门在拘留审查、服刑劳改期间非正常死亡人员状况的档案；被党政机关、企业单位拘禁、隔离审查期间非正常死亡人员状况的档案；党政军和国家绝密、机密、保密情报资料被盗、被外泄状况的档案；以及党政军国家机关部门（营地）及党政军、国家机关部门公职人员受到武装暴力攻击、袭击和暗杀等事件档案。
其中武装暴力攻击中共党政军机关部门档案的部分资料内容被披露出来。
披露的资料显示，从1949年10月1日至1982年12月底的33年期间发生的武装攻击、袭击中共党政军、国家机关部门（营地）事件3,447宗（件）；由地方反中共的集团、团伙发动攻击、袭击961宗（件）；武装暴力攻击、袭击党政、国家机关、部门2,515宗（件）；武装暴力攻击、袭击军事、国防系统（营地）315宗（件）。
据统计，在这些武装攻击、袭击和暗杀党政军、国家机关部门的事件中，有103,412党政、国家机关部门公职人员伤亡，其中死亡21,130多人；有28,538名军事、国防系统军方人员伤亡，其中死亡9,662人。而在死亡人员中，中共省部军一级35人，地厅师一级216人，县（局）团一级1,645人。
报导还披露了1949年10月1日至1982年12月底期间，中共中央党政军领导干部遭武装攻击、袭击和暗杀的概况。
资料显示，针对毛泽东35宗、刘少奇12宗、周恩来17宗、朱德9宗、林彪8宗、邓小平11宗、宋庆龄4宗、华国锋三3宗、汪东兴5宗、康生4宗、陈伯达2宗、叶剑英3宗、彭德怀4宗、胡耀邦2宗、万里2宗、杨尚昆3宗、贺龙3宗、陈毅2宗。
这些暴力攻击、袭击及暗杀主要发生在中共首脑出巡视察访问期间，出席大型集会和公开场合，乘坐车辆在行驶途中，下榻招待所或宾馆内等。
有舆论认为，这其中既有来自不同阶层、不同团体为反抗中共独裁暴政而做出的武装攻击，也不排除有部分是中共内部不同的派系在权力斗争白热化的情况下为消灭政敌而搞出来的政治谋杀。不论是哪一种情况，都说明中共的独裁统治其实一直都处在高度的危机与恐惧之中，其黑暗腐败的本质从中也可见一斑。
民主人士谈武装革命
标题为《暴力革命的心理、精神与理论准备是和平转型的基础》的文章说，在中共当局不断倒行逆施的残酷现实面前，中国人民“被迫而唯一”的选择就是革命。
文章指出，当前中国人仍然应该以最大限度的努力去争取和平转型。但是，中国人民必须在心理和精神上清楚地认识到：如果未来大规模的、和平的公民运动遭受到中共当局的暴力镇压，那么暴力反抗和革命必须是中国人民义不容辞的唯一抉择，而以暴力自卫和起义去力争获得自由和尊严的权利是最基本的天赋人权之一，是不可被剥夺的。
文章否定了部分“改良派们”指望新上台的“习李”能走蒋经国式的改革道路的幻想。文章分析了习近平的“新南巡”讲话，认为习近平并非要抛弃中共的独裁专制，而是想要做“捍卫中共极权统治的‘男儿’”。而习近平2013年1月28日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更强调说：“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这是习近平“明确地向国际社会宣誓，中共绝不会放弃他们一党独裁的核心利益。”
文章指出，为了维护中共一党独裁的所谓“核心利益”，中共当权者在最后关头动用武力镇压要求其下台的大规模公民运动是必然的。那些“对此不做严肃认真、现实冷静的应对思考”，而“仅以鸵鸟思维方式”盲目乐观地“对中共当局报以极大善意”，以为中共绝对不敢武力镇压规模街头运动的臆测和论断，“会严重误导中国大陆人民争取自由民主的公民运动，使得公民运动在面临生死抉择的决战时刻选择投降和逃跑，使得89年的悲剧重演。”
文章认为，中国的改革之路已死，千百万民众只有做好了战斗与牺牲的准备，抱着“不自由毋宁死”的信念，当中共当局暴力镇压时才会毅然决然进行暴力反抗和武装起义，那时，中国的宪政民主大门才会被最勇敢的中国人彻底打开。
原北京大学教师、贵州师范学院法学院院长、中国自由主义知识份子袁红兵教授，也在《黄花岗》杂志第15期发表文章表示，中共在八九“六四”对和平情愿学生和市民的血腥大屠杀已经向历史申明——它决不允许用任何方式改变一党专制的极权政治。这个“人类历史上最成熟、最典型、最残凶、最狡诈、最虚伪的极权政治”，也一再以其铁血手段证明，它是“不会被人性所感动，也不会被道义力量说服”的。
袁红兵表示，在“六 四”之后被彻底剥去了政治道德的遮羞布的中共暴政，沦落到只能靠肮脏的物欲收买人心、维持专制的可怜境地。“它要全体中国人的良知都在物欲的追求中腐烂，以便所有的人都忘却它在“六四”中犯下的反人类罪行。”但付出的代价是“当它希望全体中国人都腐烂时，它自己首先腐烂了，而且腐烂到无可挽救的程度”。
袁红兵在文章中分析认为，这个由贪官污吏、奸商恶贾和无耻文人共同构成的黑帮集团，为了能够继续“利用国家权力，在受到专制法律保护的条件下，继续肆无忌惮地掠夺国家、社会和人民的财富”并“继续藏匿于暴政铁幕之后，规避历史对其反人类罪行的大审判”。他们唯一的政治意志只在于用一切方式强化其极权专制。
通过政治改革实现民主，对于中共权贵阶层而言是自杀行为，因此他们根本不可能有政治改革的意志和激情。虽然中共内部也存在众多良知未泯的人士，但是在政治大腐败的背景下，他们不足以形成政治改良的政治意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