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04月13日讯】（中央社记者陈清芳台北13日电）健保卡注记器捐意愿，家属担心不知情下，家人被直接摘取器官，遗爱变遗恨；不过，医、法界认为，法理或实务都不可能发生。
器官捐赠者遗属张奇香今天指出，自从认知到健保卡注记器官捐赠意愿，等于遗嘱且具有法律效力，觉得“我是一个罪人，在引人犯罪”，万一有人因被直接摘取器官，家属却不知道，遗爱变遗恨。
张奇香在民国81年捐出家人器官后，常以“让器官活下来”，大力劝说民众签署器捐同意书，还告知健保卡注记没有特别意思。她说，“连我都不知道”，两年前修正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健保卡注记具效力，可见政策宣导粗糙，配套不足。
依据“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6条规定，医师自尸体摘取器官，应经死者生前书面或遗嘱同意，书面同意可加注于健保卡，其意愿注记效力与书面同意正本相同，书面同意书由医疗单位电子扫描存档，撤销同意亦需书面表示。
今天器官捐赠协会为此举办研讨会，有器捐者遗属会中指出，器捐风气不开，有遗属遭到指责“不爱家人”、“冷血”、“为了钱卖家人器官”，感到内心不安，现在更担心医院为了拼业绩，看到健保卡注记器捐，就不会全力救治垂死民众。
阳明大学医务管理所副教授杨秀仪、花莲慈济医院院长李明哲、卫生署医事处长许铭能说，在法学上、实务上，医师不可能不经告知家属径行摘取脑死者的器官，健保卡注记是劝募“工具”，顶多是方便医疗人员开口劝募器官，而非“必须”摘取器官 。
杨秀仪和杨明哲说，伦理是最高法则，脑死者尸体器官捐赠，必须依据“医疗法”规定，进手术房前，必须经家属同意，医疗法的法律位阶高于人器官移植条例。如果检察官对脑死者的死因有疑虑，不开立死亡证明书，医师更不能摘取器官。
杨秀仪说，医师救人有成就感，如今为了器官捐赠，被质疑不尽全力救治病人，显见医病关系的紧张，以及医师形象的转变；卫生署要负点责任，最起码要让器官同意书更有人情味，让人发自内心同意，而不是冰冷费解的法律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