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4月9日讯】【导读】《血的神话》是一本描写文革时期，湖南道县大屠杀的报告文学。作品记录了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发生在中国湖南发生的一段被当局刻意隐瞒的历史。作者谭合成花了近二十年的时间，对文革期间发生在湖南道县的大屠杀进行了深入地调查。被调查者以“一字不实，砍头示众”、“若有虚言愿负一切法律责任”的保证提供了大量真实材料，在此基础上作者完成了这本五十多万字作品。由于人生际遇，作者也有机会接触到大量官方资料，并采访了几乎所有与大屠杀有关联的重要人物，这使作者兼具了官方记录者和民间采访者的双重身份，能够较完整地呈现了这一历史真相。尽管这是一段让中国人深感羞耻的历史，但是为了让这个悲剧不再重演，我们必须去了解它。
(接上期)
第三十一章 夜夜噩梦
朱贤厚，农民，地富子弟，四十一岁（一九八六年）。
我从大队（蚣坝公社马家岭大队）跑出来大概是一九六七年的古历七月十八（八月二十三日），那天早上，我在田里割禾，我老母亲担了一担糠到蚣坝圩上去卖。很快的，她糠也没有卖，就从圩场上赶回来了，神色慌慌张张地告诉我：“了不得啦，蚣坝圩上杀地富了。”我一听，心就提起来了，我那个时候才二十五岁，应当说不是分子，是子女，可是当时那个情况，只要你们家划了地主，那就是全家老少不论男女都是地主，三岁小乃崽都是地主，何况我已经二十多了。我问母亲：“我们怎么办？”我母亲说：“你在屋里呆不得了，赶快跑。”我说：“我们又没有做什么坏事，一直都老老实实的，为什么要跑呢？”我母亲骂我：“你这个乃崽蠢得死，那个杀起人来还管得那么多，一声喊就杀掉了。现在跑还留得一条命到，跑迟了想跑都跑不脱了。”其实我当时心里也很紧张，也想跑，但是放心不下老母亲，我老母亲当时七十岁了，我是满崽，几个哥哥都成了家单独过，我那时候没娶亲就跟着老母亲一起过。我就问：“我跑了，你怎么办？”我老母亲说：“你不用管我，我还动得，饿不死的。你自己保命要紧。”当时我就下决心要跑了，可是没有一分钱，怎么办？再一看屋里，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我老母亲就指着（猪）栏里两头半大子的猪仔，要我担到闹子上去卖掉。这猪仔刚买回来不久，准备养大了换钱的，我说：“这么点大的猪仔就卖掉，太可惜了。”我母亲生气了，说：“说你蠢，硬是蠢得死。赶快卖掉，留下来都是人家的。”我赶快把猪仔捉了，一担挑到蚣坝圩去卖。我们这个地方离蚣坝圩很近，只隔着一道河，河上有一座木桥，过了桥就是蚣坝圩。我当时虽然晓不得“杀人风”已经刮过来了，但是那吓死人的气氛，就是瞎子聋子都感觉得到。我到了圩上以后，心里急着拿猪仔换钱，就出了个低价钱，把两只二十多斤的猪仔卖了，得了三十四块钱。匆匆忙忙赶回来，想给老母亲留几块钱，她死活不要，全塞在我手上。我老母亲说：“我在屋里没得用钱的地方，你在外面多得一分钱就多有一分用处。你这一走，千万不要随便回来，一定要等到风平浪静了才回哦，记住了！”可怜我老母亲聪明一世的人，只晓得我危险，就不晓得她自己也危险！可能也晓得危险，只不过七老八十的人死也死得了，不想拖累儿女。
大约上午十点来钟的样子，大队上喊开会，我感到大事不妙，就悄悄地从后龙山上溜出去，钻进了后面的丰村大岭。
我逃走以后，大队开始杀人，前后分两批，一共杀了三十多个（注一）。具体怎么杀的，其他屋里的人，我不太清楚，我们家里的人一共杀了九口，我的一个堂侄朱良瑞家里杀了四口。我母亲陈美娥，当时七十岁，被大队上的杀人凶手拖到蚣坝桥上，就是你们从蚣坝圩上过来时，走过的那座木桥，丢到河里淹死的。我大哥朱贤德，五十三岁，下到窖里。大嫂陈小女，也是五十三岁，下到窖里。我小哥朱贤光，五十岁，他是个中农，晓不得为什么，也下到窖里去了。我三哥朱贤俊，四十八岁，下到窖里。下到窖里活埋的大概就这么几个，其他几个都是沉河的。我的两个侄子，一个叫朱友龙，六岁，一个叫朱志龙，三岁，丢到蚣坝河里淹死的。死得最惨的是我四嫂潘俊媛，四十岁，丢到河里没淹死，躲在河边的鬼柳树下面。你们从蚣坝河边过，可以看得到那些鬼柳树，一蓬一蓬长在岸边上，好多树根子伸到水里头，叶子盖在水面上，我四嫂，站在水里头，手抓着鬼柳树的根，身子躲在树枝子底下，从外面看她不见。躲了一天一夜，头天丢到河里，到第二天下午，一直没有人发现。但是那个地方岸边是条路，来来往往的人蛮多，我四嫂一个女人家，胆子特别小，一有人路过就吓的浑身发抖，搞得那个树叶子一阵一阵抖动，结果被人发现了，报告到大队上。大队上派了几个民兵过去，命令她上岸，她躲在水里头，浑身发抖，不敢上来。生产队政治教导员蒋儒田拿起梭标就捅。据在场的人讲，一梭标捅下去，一股血把那一片水都染红了。我四嫂临死前叫都没叫一声，身子往水里一沉就在没有看见出来了。这个蒋儒田平时最为好吃懒做的一个人，这一次杀人时，他积极得很，一个人就杀了十几个人（注二）。
我的六哥朱贤忠，当时三十七岁，土改的时候并没有给他戴地主分子的帽子，是六四年“社教”的时候，给他戴上的。他在外面做过篾匠，人比较灵活，大队上刚开始杀人的时候，他也跑了出去。他不像我们，死蠢，只晓得往山上跑，他想跑出道县，到广西那边去。他从前在那边搞过副业。在审章塘公社葫芦岩渡口过渡时，碰上了我们的一个堂侄朱良瑞。幸亏遇到了朱良瑞，不然的话我六哥怎么死的，我们都不知道。朱良瑞屋里也是地主出身，是我们大队第五生产队的。八月二十四日那天，他被捆起来关在生产队的仓库里，我们农村的房子，屋檐和墙壁之间都有一点缝隙，当天晚上，他就从这个缝隙中钻出去，逃跑了。朱良瑞也有篾匠手艺，两人商量了一下，决定到广西那边做手艺谋生，就结了个伴。过了河以后，跑到朱良瑞一个姑姑家住了一个晚上，那时候，朱良瑞姑姑家那边还没有开始杀人。农村里大家都困难得很，亲戚家住得一天，住不得两天，所以第二天一早就急急忙忙从红岩（仙子脚）那边往广西走，结果在红岩（仙子脚）公社被拦关设卡盘查的民兵截住了。问他们是做什么的，说是篾匠，到广西那边去搞副业。但是一没有证明，那个时候出外搞副业都要大队，有时间还要公社打证明，不然的话就是资本主义的尾巴；二又没带工具，引起了怀疑。我六哥会说话，说工具、证明都放在广西那边了，这次回来是给队上交副业款的。说得那些民兵将信将疑，就把他们带到公社加工厂，丢给两人一人一把篾刀，要他们破一根竹子看看。这个事情难他们不倒，本来就是饭碗里的事情。一看确实是手艺人，就把他们放了，叫他们回大队打证明。
我六哥和朱良瑞在红岩脱离危险以后，不敢继续往广西走了，更不敢回大队，只好转过头沿着大路，从寿雁那边往县里走。
他们走了以后，红岩公社的民兵想想还是不放心，又把电话打到蚣坝这边来问，我们大队上的人答复说是逃跑的坏人，要抓。回过头又来追他们。那个时候，打一个电话非常不方便，来来回回好几次，才打得通，很费时间，所以电话打通以后，他们已经走远了，没有追得到。但是我六哥的命不好，他们往县城里走的时候，县里头“红联”和“革联”正在搞武斗，“红联”吃了大亏，在各个通往县城的路口设卡盘查，抓逃跑的四类分子（子女）和“革联”探子。我六哥和朱良瑞哪里晓得这些，糊里糊涂走到了鬼门关里头。他们走到县城西门外时，又累又饿，那个地方有个西关桥，正在濂水（濂溪河）和沱江汇合的地方，桥边上有家饮食店，卖面条和米粉，我六哥和朱良瑞就进去吃碗面，歇一下气。我六哥坐的地方背对着饮食店大门，朱良瑞坐在桌子对面，正好面冲大门，他看见一些背着枪的民兵过来了，盘查行人，连忙给我六哥使了个眼色，但是我六哥正在低头喝面汤，没有看见。朱良瑞起身走进灶屋，灶屋有个小门对着河边头，他从小门溜出去，沿着河边跑脱了。我六哥没跑脱被戒严的民兵抓住了。打电话给大队，要大队到县里领人。古历八月初一（九月二日），支书蒋华宇亲自带了几个民兵去领人，回来的路上，走到水南浮桥上，蒋华宇讲：“反正押回去也是要杀的，不如就在这里送他上西天算了。”就在桥中间，把我六哥推到了河里。
朱良瑞没死，现在还活着。他从那个饮食店跑脱以后，躲在县林业局的松油窖里，在哪里躲了七天，后来县里到处发通告不准乱杀人了，他就跟着一些外地人到零陵去做篾匠，好像过了一、两年才回村子的。不过，他屋里的人杀得有蛮好，他的祖父朱友志，当时七十六岁，父亲朱贤士，当时五十八岁，三叔朱贤哲，当时三十五岁，都沉了河。他的弟弟朱良珊，当时只有十八岁，捉去沉河的时候跑脱了，跑到兴桥公社的夏柳村，他有个姑姑嫁到那里，可是路不太熟，三更半夜，黑灯瞎火的一下找不到地方，就在一个南瓜棚里面躲了起啦。天亮的时候，被夏柳的民兵抓住了。大队上得了信，派治保主任蒋学珍带人去领回来，走到半路上，蒋学珍在后面一马刀把他的脑壳砍了下来。听他们讲，当时大队上决定了，凡是外逃的，在哪里抓到就在哪里处决，一个不留。（注三）
现在讲我自己的事情，我也是九死一生啊！跑出去以后，当天晚上在山上碰到我堂叔的儿子朱良谋，跟他一起的还有一个从宝塔脚那边莲花村逃出来的地富子弟何登云。第二天晚上又碰到了朱贤赐和朱贤奎两个堂兄，都是我们大队的，也是地富子女。谈起村子里杀人的事一个个吓得双腿打跪。因为都没有地方可去，就结伴在一起逃命。后来又碰到了许老师，他是蚣坝大队的人，是个右派，下放下来劳动改造的。我们几个都是些蠢子农民，一辈子没有出过远门，没见过世面，许老师比我们年纪大些，又是在外面当过干部的人，我们都想跟着他，心里好有个主意……可是后来被民兵搜山给冲散了。
第五天，这个记得最清楚了，碰到了蒋三明，他是一个富农子弟，也是我们一个大队的。我们几个就躲在金鸡洞的刘家岭上。你们晓不得，那个山上的日子难过得很，蚊子叮还是小事，一到晚上阴冷阴冷，冷死人，我们又没有铺盖，又没有吃的，如果不是为了活命，一天都呆不下去。我们几个躲在山上，又不晓得山下是个什么情况，也不敢下山，开始身上还带了一点干粮，到后来只能靠野果子和到山边的地里抠点红薯来渡命。晚上就睡在山上的石灰窖里。就这样在山上躲了大概有半个多月。后来天下雨，没处躲，这时候，幸亏找到了一个烧炭人留下来的小窝棚，人家烧完碳走了，空的，没人住，我们就在这里落脚下来。白天分头出去找吃的，晚上就回到这里来过夜。
蒋三明比我们娇气些，他实在是受不了这个苦，想着就是死也要回一趟家，就悄悄下了山，回去了。我们大队主要人家都是姓蒋和姓朱的，其他杂姓的有一些，人数都很少。蒋姓是最大的姓，人也多，在大队上势力也大，相互之间也团结，所以这一次杀人中，我们朱姓的杀得最多，蒋姓的杀得少。蒋三明悄悄溜回家以后，家里人就劝他到大队“投案自首，立功赎罪”。蒋三明这个东西坏得很，都是一起的患难兄弟，你自己要自首就自首，不能害我们啊！
那天晚上，应该是古历八月二十六（阳历九月二十八日），天下大雨。我的心里头感觉很不安然，心里慌慌的。蒋三明下了山没有回来，我们几个都蛮为他担心，怕他出什么事。当时没想到他会告密。我堂兄朱贤赐讲，这个地方（小窝棚）住久了怕不安全，要换个地方就好。可是那个山上要找这么个地方已经很不容易了，换个地方，换到那里去呢？再一想，天下着雨，又这么黑，哪个又会上山呢？所以想等天亮以后，雨停了，再找新地方，找着地方就马上离开这里。半夜的时候，我们都睡着了，做梦都没有想到大队支书蒋华宗、民兵营长朱贤煌他们带着几十个民兵，拿着鸟铳、马刀、梭标，冒着大雨，悄悄地摸上来了。因为怕暴露了目标，他们没有带狗，只带着两把电火（手电筒）。也是命不该绝，我的堂兄朱贤奎起来解手发现了，喊了一声：“民兵来了，快跑!”撒脚就跑。我们几个虽然睡着了，但都睡不踏实，听得声响，马上惊醒了，爬起来就往棚子外跑。只听见外面一片喊“缴枪不杀”的声音，接着就是鸟铳打得“嗵嗵”响。当时我也顾不得那么多，冲出棚子就往旁边一条小路上跑。只听见得脑后“轰”的一声，一个东西重重打在脑壳上，打得我仆到在地上。我仆到在地上以后就拚命地钻进了身边的刺篷（有刺的灌木丛）里，拚命地往里面爬。从后面追上来的民兵，用梭标顺着声响，对着刺篷拚命地戳，一梭标戳在我手上，幸亏没戳到要命的地方，当时我也晓不得自己受了伤，也晓不得痛，只觉得手一热，有什么东西流出来了。我拚命地往刺篷的深处爬，总算逃脱了。那天晚上，朱贤赐被鸟铳打瞎了双眼，躺在地上不能动，何登云跑得慢被砍了九刀，虽然没死，也动不了啦。因为我们几个逃跑了，搜山的民兵也蛮紧张，当天晚上，很快就吹号集合，下了山。第二天天亮以后又上山，把朱贤赐、何登云，像抬野猪一样，手脚捆在一起，我们这里叫“四马攥蹄”，把两只鸟铳捆起来穿着手脚中间，抬下了山。我们这里从前上山打猎，打到了野猪都是这样抬下山的。因为那个时候已经不准乱杀人了，朱贤赐抬下山以后没杀，由他屋里的人领回去了，八一年饿死的。何登云也由他们大队来人领回去了，死没死，我不太清楚。这些情况我们当时在山上一点都不知道，后来才听人说的。
当时我也受了重伤，一鸟铳打到左边的脑壳上，到现在铁子还嵌在骨头上，没取出来。这里挨了一梭标。
（朱贤厚取下帽子，让笔者用手去摸，又伸出左手让笔者看手上的伤疤。头皮上已经看不出伤疤，但头皮下，清晰地摸到了头骨上凸起的七八个小颗粒。手上梭标戳伤留下的疤痕虽然历经十九年岁月依然可辨。）
天亮以后，我在我们从前躲过的一眼石灰窖里碰见了朱良谋，后来又碰到了朱贤奎，他们两个命大，都没受伤。当时我们觉得这样窝在一起太危险了，决定分头逃命。我四嫂的娘家在沙子河那边的枞山岭村，是个贫农，我想到那里去看看情况。朱贤奎无处可去，想和我一起去，我同意了。我们就趁着夜晚到了枞山岭。四嫂的哥哥和嫂子看到我们这个样子吓了一跳，四嫂的哥哥不敢收留我们，四嫂的嫂子心好，说：“这么晚了，你让他们到哪里去？就让他们住一晚，明天再走。”安排我们在她家的柴屋里住下了，搞了一条帕子让我把脑袋包起，又给我们煮了一锅饭和一大钵芋头，我们已经好久没吃一餐饭了，做死的吃，胀得人都喘不过气来。因为吃得太猛，当晚我睡在柴房里，肚子痛得要命，我一只手捂着肚子使劲揉，嘴里不停地哼，又不敢大声，只能一边揉一边喘粗气，整整揉了一个晚上。
天亮以后，嫂子过来跟我们讲：区里、公社里都来了文，不准再乱杀人了。有个四十七军到了县里制止乱杀人，你们不如到县里去躲一下。就这样我们到了道江镇，去找四十七军反映情况，但是人家管不了这么多事。不过还好，他们叫来卫生员帮我看了伤口，上了药。那时候，道江镇上像我们这种情况的人蛮多，汽车站那里搭了一个厂棚，住了蛮多人，但我们去迟了，人都满了，挤不进去。我就在县二机械厂旁边的河边上，找到一个南瓜棚子，在那里住下了。每天就是在道江镇上讨吃，有时间到县武装部去排队领饭。幸亏身上有两个钱，又找到镇上的卫生院去治伤。不然的话，伤口发炎，烂都会烂死去。就这样过了一个月零三天。县里动员我们这些人回去，说是保证不会再乱杀人了。他们有些有手艺的、有门道的，都不愿意回去，有些人跟着别人到外面做工去了。我一没有门路，二没有手艺，心里又惦着家里还有七十岁的老母亲，就同意了回生产队。回到家里才晓得，一家人杀得光光，家里的东西分得光光。可是那个时候哭都不敢哭，一个人在家里偷偷流眼泪都怕被人看见。唯一暗暗庆幸的是我活下来了，总算给我们家留了一条根，这个时候我就特别想我的老母亲，不是她喊我躲出去，只怕我也跟着几个老兄一样，杀掉了尸骨都没人收。
但有时间我又常常犯蠢想，搞不清是他们死去了好些，还是我留了条命活下来好些？他们死了比我少受了好多活罪，我活下来比他们又多受了好多折磨。生活困难那都不讲，反正从小苦惯了，主要是身体难受，自从脑袋被枪（鸟铳）打了以后，就落下一个病根，经常炸炸地痛，有时间痛得整晚睡不着觉，好不容易睡着了，又做恶梦，梦见我的老母亲一身是血站在我面前……惊醒以后，一身冷汗把衣服都汗湿。十几年来，难得睡一个好觉，总是做那些吓死人的梦。
哎！人活下来不容易啊。
注释
【注一】 处遗工作组专案组的材料披露，蚣坝公社马家岭大队在文革“杀人风”中共杀三十三人，其中自杀三人。八月二十五日杀四人；八月三十日杀十八人，三人自杀；先后又零星杀掉外逃被抓的地富子女三人。
【注二】 据处遗工作组查证落实，杀人凶手蒋儒田在文革“杀人风”中，亲手和参与杀害十九名无辜受害者。
【注三】 朱贤厚的这个说法，笔者在处遗工作组那里得到了证实，比如说，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日，马家岭大队杀第二批十八人时，有一个叫蒋儒英的地富子女，本来没有准备杀她的，但因为害怕逃跑了。九月一日蒋儒英在桃花井被捉住，大队派民兵前去领人，就在押回大队的路上沉了河。
（待续）
文章来源：阿波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