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4月5日讯】 李天一案
前年在舆论上备受关注的李双江儿子李天一及同伴苏楠的伤人案，终因李天一不满十六岁被判收容教育一年；李双江等施暴者家属与受害人则达成和解；同案苏楠被执行逮捕后的判决结果就不得而知。许多人认为官、富二代家庭教育缺失是导致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李双江在向受害人道歉时也诚恳自责“没好好管教孩子”。他的说话及态度正好印证了人们的普遍看法。执法部门所作的强制教育判决似乎是“及时雨”，让这名“准衙内”接受强制管教，弥补家庭教育的缺失。李天一的霸道行径在官、富二代中其实很普遍，类似事件比比皆是、层出不穷。不过是否通过一次教训及一段时期的管制，甚至更高的刑罚，就能立竿见影，让这类二代们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呢？笔者认为不可能。
灵魂深处的根源
首先，最让人忽略的是根植于李天一们灵魂深处的阶级本位意识。这种意识正是决定他们行为的最主要因素。这种意识是怎样形成呢？这些二代的成长特点基本是：从贵族幼儿园到重点小学，再到重点中学乃至名牌大学，最后要么是外国留学，要么就是从高职位投身社会。这种拔苗助长式的成长过程很自然就和普通百姓疏离，他们不会有普通百姓子弟的朋友，而对自己的特殊阶层则自然而然地产生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其实就是“阶级本位意识”的源头，只要意识形成，对于其阶级以外的人和事就会本能地产生抗拒。摊开李天一的成长历史，就发现其除借着父母的光环在舞台上获奖无数外，在校园里、在生活中却劣迹斑斑，有欺负同学及打老师的记录，而其中学时被学校勒令退学就是因为打老师，由此足见其阶级本位意识由来已久。李天一们不能容许异类冒犯自己，即便是平起平坐的讨价还价。一旦发生冲突，他们会自恃强势而不会轻易放过他人。这不单是为一时的利益及气头，更重要的是捍卫自己凌驾一切的高傲及其贵族尊严，可说这就是其阶级意识的本能反应。试想，若果与之发生冲突的人驾的不是别克车（其实别克也不算低档车辆，不过比不上他们所驾的奥迪及宝马），而是奔驰或法拉利之类，他们会有诉诸武力的冲动及勇气吗？说不定车上载的是京城某位部长公子呢？在中国什么人用什么交通工具基本是对号入座的，官、富二代在上层社会混，自然具这种识别力。如果认定是同类，未知深浅，也是出于阶级本位意识，他们不敢贸然行事。至于这次在完全有足够能力制服对方的事情上栽倒，只是忽略了媒体及互联网的力量，让他们的父辈们不能只手遮天而已。这种阶级本位意识同家庭教育可说联系不大，根本就是一种社会病，是等级森严社会的精神产物。
其次，李天一在行凶时威胁“敢报警就跟你没完”，与前一年在河北大学危险驾驶致他人死亡后发出“我爸是李刚”叫嚣的李启铭底气都是一致的：以我们的社会地位及特权，什么事情都可摆平！这充分反映了这个社会特权大于法，亦反映出弱肉强食的思想已深入到每个官、富二代的骨髓。这种二代们的共性，不是一般的家庭教育可以改变的。
教养场所的伪教育
再者，政府的收容场所能教育人吗？答案是否定的！中国的收容场所乃至监狱除了政权的执法功能外还附加了产业功能，犯人就是毫无话语权的产能机器。劳改产品向外输出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内里还蕴含着由领导们操控的“犯人经济”，减刑、保外就医、优差等等，都成了内部创收的经济项目。在这种环境底下，犯人自然分成三六九等，权贵的失足者有充足的腐败资源，顺理成章成为监狱内的“上流社会”。而普通犯人只有夹着尾巴在最基层挣扎，去完成他们永远也完成不了的工作指标。若有不识时务犯上者，躲猫猫死、饮水死、洗澡死、如厕死、睡觉死等离奇死法随时降临身上。这种环境同教育拉上关系根本就是笑话。
明白到李天一这类官、富二代的思想意识根源，明白到收容所的功能和实质，没有理由相信他们通过强制收容后会有质的改变，只是往后或会变得精明，懂得出于保护自己去衡量个人的行为得失。或许，这就是官僚和富豪心照不宣的家庭教育了。
李冠丰案
不过这种以利己为最高宗旨的教育因为缺乏信仰和道德的支撑是必定失败的。果然，今年春节时候，这个去年九月才解除收容教养的李天一，尽管已更名为李冠丰，还是犯案了，且不是打人那么简单，是轮奸！比强奸还罪加一等，最高刑罚可致死刑。其父大概以为改名为“冠丰”，可告别过去，从此实现“冠丰”人生了，这种刻舟求剑的思维真的愚不可及。难怪网友说，从“天一”到“冠丰”，都是第一，有什么改变呢？实在多此一举。李冠丰走到今日如此地步，除印证古训“多行不义必自毙”外，亦说明中国的收容场所的教育功能是多么虚假。从该案中一名同伙就是在收容所内结识这一事实，不能排除李冠丰这次轮奸“游戏”正是在场所那里学来的，最终完成从“李天一滋事伤人”到“李冠丰轮奸”的转折。
自作孽结果
从李双江在儿子未满十四岁就送他数十万的宝马车、在其解教后又迫不及待给他送上价值过百万的跑车作补偿，以及给他改个吉利名字等等荒唐举措，说明这个从文革起家的父辈本身也缺乏教育。说什么儿子不可能学坏，因为父母给他的东西都是正面的，更说爱儿不能太自私，因为他是属于国家的。简直就是“栋笃笑”的演词。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自作孽，自然得孽种了。
有其父必有其子。靠唱几只红歌当上少将，不可一世，李双江父子的例子在当下中国的上层社会是很有代表性的。
文章来源：《争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