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4月3日讯】（四）
当一个国家完全处于“人治”状态之中，整个社会必然呈现出的极度不正常、恶性无序和无法无天，社会黑暗，流氓专制，官商勾结，分配不公，贫富悬殊，权贵民贱，恃强凌弱，民怨沸腾高涨，官民对立尖锐，新旧矛盾激化，变革呼声不断，这是一种即将崩溃的迹象，说明这个社会到需要进行变革的时候了，如果社会各方都主动而明智参与的社会变革，无疑是一种和平、理性、积极和进步的文明动力和历史意义。变革总是有风险的，但不变革社会就不会进步。然而，在中国变革总是阻力大于动力。为什么在我们中国总有一些人一提到社会变革立马就想到暴力革命？为什么在我们中国依然还有相当一些人一提到革命就如此害怕呢？特别是吃着体制内饭的一些中国人，更加焦虑不安，而且胆颤心惊。
尤其是那些吃着体制内皇粮享着丰厚福利（百姓血汗钱）的奴才走狗专制帮腔的所谓改良派号称什么新保守主义的专家、学者和教授们整日违背良知违背民心民意揣摩算计着如何以科学理论美化包装变相转身来维护这个暴政邪恶、顽固凶残和流氓十足的独裁专制政权，并为其挂着羊肉卖狗肉换汤不换药搜刮民脂民膏的欺诈和掠夺人民的邪恶本质开恩解说华丽振辞，假惺惺伪仁慈打着民族和国家的旗号，尤其是高举着中国特色的“改革旗帜”，装模作样地高喊怪叫几声忠于宪法、忠于人民、忠于国家，以法治国，以及创造社会的公平正义、和谐自由、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福祉，不断强调稳定的重要性来忽悠恐吓人民，欺骗人民，而且不知羞耻的还装着带着一副善良慈悲的公民面孔和尊贵高尚的大儒形象，并在权贵集权的专横跋扈暴政无遗的保驾护航下占据强大的主导媒体，霸占垄断舆论的主导话语权，也就是所谓的似是而非的主流思想，强奸民意，扼杀真理，抹黑正义，进而分离民心，混淆是非，制造矛盾，达到其一小撮红色权贵利益集团牢牢控制国家政权和剥夺人民财产和权利的别有恶心不可告人的长治久安的目的！
这些自称“民主爱国”的犬儒文奴，总是摆着一副正人君子、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的士大夫模样，总是变相找出一些冠冕堂皇振振有词的红色理论来迷惑和忽悠民众，总是漠视良知正义的呼声，总是不愿站在真理、正义和人民一边，总是未尽全力唤醒国人团结民主人士一起努力变革这个黑暗吃人、流氓邪恶的社会制度。尤其是在这个流氓政权飘摇欲坠的黎明前夜，他们依然这么自私、固执、自信、无知、无耻和恶毒地为独裁政权涂脂抹粉，粉饰太平和华丽转身。更可悲的是，在这千载难逢的信息文明披露真相唤醒人心的历史大变革时代，我们却没看到中国人（包括民主人士）众志成城地行动起来，而是看到一些中国学者、教授和所谓的改革派人士、民主人士以及被豢养的“犬儒文妖”、“毛左五毛”的那种自以为是、个人英雄、利欲熏心、自私贪婪、卑鄙无耻、相互猜忌、相互排挤、相互残杀、无知漠然、自作聪明、假仁假义、幸灾乐祸、渔翁得利、鼠目寸光和助纣为虐，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这都是因为中国人历史文化的固有本质，都因为战胜不了人性的弱点：欲望膨胀，自私贪婪，注重名利；因为都被洗脑了或奴役、犬儒和懦弱了，良心被狗吃了，有的甚至成为帮凶了，竭力为独裁政权辩护。
当今中国，独裁专制红色权贵压根就没有想过进行改革，三十多年来总是变相不断打着“改革”旗号忽悠民众，欺骗国人，他们千方百计竭尽全力维护这种流氓邪恶黑暗吃人的独裁专制制度，继续搜刮民脂民膏，变本加厉，吸血壮大，甚至公然暴力抢劫，种种暴政血腥和铁则事实证明，改革已死，民心绝望。历史巨变前夜，人心思变时刻，中国已经到了彻底变革的时候了。真相浮出水面，人民初显觉醒，历史摆在面前，正义也摆在眼前，革命更迫在眉睫。自由在跳动，民主在闪耀，真理在呼吁，正义在咆哮。在亿万万民心苦苦期盼的千呼万唤中，在一次次被变相欺骗和精心忽悠中，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改革与革命的赛跑中，改革在中国人民的心中已经死了，中国需要的不是改革，中国的希望在于彻底变革（也就是革命），而不是改革。改革固然重要，但革命更革故鼎新。改革是改良的变相忽悠，只是当政者从上而下进行的。而革命是对一个违背人性的旧制度（死亡制度）的根本的制度重构，需要人民的广泛参与，需要从下而上的推动，是一场根本的社会变革。
正邪之战是人类共同主题，正义终将战胜邪恶！中国历史性大变革即将来临，相信这是一场历史空前、人民必胜的民主大革命，鼓舞人民，振奋人心。革命不是动荡，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革命。革命不一定意味着暴力，而暴力也不一定就是革命，但革命一定意味着对一个违背人性的旧制度的根本的制度重构。革命都将是客观存在的。当某种专制制度已经衰朽，而又实在无法自我更新的时候，终究会出现一场民主革命，以除旧布新，革故鼎新。
然而，为什么居然还有相当众多的中国人如此反对革命呢？甚至一些学者却铁定认为革命就是暴力，他们认为民间力量来主导的社会变革，流血的可能性比较大，暴力的可能性比较大，故他们把它称为革命。这是一种绝对的愚民和奴才思想，纯粹歪曲正义革命精神的那些所谓告别革命的文妖谬论和邪论，是站不住脚的自欺欺人、幼稚无知、胆怯懦弱、陈旧保守和犬儒文奴。事实上，当代中国社会的无数民众和平上访、理性申诉和正义抗暴事件无一不是在暴权流氓的阴谋血腥中精心设置、暴力阻拦、残酷镇压和滥杀无辜，而非民众主动暴力。以暴制暴，以毒攻毒，是暴权流氓的邪恶本质。
无数历史证明，中国人害怕革命，无非是因为暴力重演历史悲剧，因为是奴性文化，奴隶当惯变成自然了，长期邪灵的洗脑和魔化，任何人性、仁爱、道德、良知、正义和真理，任何自省或反思千古文明和当代中国的良知正义声音都被压抑，这种冷血和漠然的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十几亿中国人都没有自我反思的能力，就算有也不敢说出来，久而久之这种惯性思维也变成了脑残，可怕的是这种脑残并非没有动力，而且只有触及到个人的权益的时候，其爆发出来的力量是非常之惊人和不可思议的，这些就是前不久我们看到了“暴力抢劫”的爱国运动。根据我的这些年思想敲打和深刻认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没有真正反思和觉醒过，大多数的只有触及其个人利益，才有那一点的反思，这种反思表现却只是在大危机的历史背景中，尤其是这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中，尤其是独裁专制祸乱中国的带血GDP畸形经济公然掠夺中，中国的奴民才有那么一点的意识知道该反对专制了，而且还带有侥幸不够彻底，有的甚至还在迷恋，或走向极端暴力，甚以毛贼为榜样。在此之前，得过且过是绝大多数人的态度是这样的：中国现在挺好的，也比以前自由了。
绝大多数是什么意思？这种绝大多数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可怕且又可悲的概念，就是想改变的人有再坚定的决心，哪怕是为理想和信仰舍身赴死，也不能震撼中国社会，改变这种邪恶制度！悲吧，就像郎咸平教授呼吁那样：“哭吧，回家去尽情哭吧！”
为什么中国进行变革会这么难呢？一位网友在我的《黎明的呼声》文章里留言：原因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独裁专制统治了一甲子，它对中国人民的精心洗脑和恶毒魔化，不是一般中国人所能识穿和觉醒的。加上中国人自身的奴性文化，中国专制文化根深蒂固和长世不衰。而且说到底，这个国家没有自由的基因，没有精神灵魂，有的只是君臣父子这样的奴性基因。所以，除了觉醒和呐喊，行动是民主自由的基石，是改变中国的希望。现实可行的办法就是要有组织。这个组织，在外国叫做反对党。在咱们这儿，不用说，那叫颠覆国家。虽然事实上并非如此，所以这样的组织只能在人民不相信专制的时候才能产生，具体而言，就是经济危机的时候。
这个网友无疑是一位觉醒的中国人。的确只有组织才能救中国，行动是梦想的基石，但一个强大组织的支撑需要源源不断资金为后盾，这些在一个没有民主法治和独立经营企业家的当代中国社会简直就是天方夜谭，痴人说梦，所以，国内要建立一个能够威慑和震撼这个邪恶政权的组织力量，其严酷现实恶劣环境的资源条件可想可知，中国民主之路的步履维艰和任重道远，已经沉重和深刻地摆在中国人面前，如果没有外力鼎助进而和平、理性转型（这里包括体制内有识之士、民主人士和民众草根真诚互动和思想共识），那么，等待中国的将是一场历史空前、爆烈悲惨的暴力大革命，种种迹象预兆，中国正朝着这个方向迈步前进，这恐怕是势不可挡、在所难免了。
在中国，这个世界独具一格的特色国家里，只有经济危机才能触及中国人的神经命脉，只有没有活路了，人们才猛然醒悟和投身社会革命运动中去，要不然，怎么暴力，怎么镇压，怎么屠杀，哪怕是被恶人强暴了，许多国人也觉得命贱如此，都震撼不了人心，都起不了作用，更不用说民主人士如何的摇旗呐喊和奋力抗争，这些都统统震撼不了奴懦的中国人。这就是昏睡中的现实中国──一个自私、狂妄、狭隘、愚昧、无知、懦弱、内讧、冷血和残忍的民族。
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中国已经到了彻底全面崩溃的历史时刻，灾难浩劫和暴力血腥已经加速向中国大步逼近，在这关系到中国人生死的历史关头，衷心热切希望更多的中国同胞能够彻底反思自身文明和深刻认识当代中国的黑暗专制，能够真正意识到是该到了十四亿中国人一起努力为我们所处的这个满目疮痍、浑浊狭窄和即将崩溃的生存空间做些什么了，就算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条后路、积点德行吧。
（五）
一个国家历经几千年都无法摆脱专制的统治，都不能冲破专制的枷锁，信息文明的今天依然如此，而且暴政空前、恶毒残忍和惨无人道。中国无疑是一个漫长专制历史轮回的黑暗国家，让所有的中国人都感到悲催和绝望。
遥遥华夏，茫茫神州，历史让人不忍细说。中国确凿是一个不可思议神奇特色的国家，中国历史说白了就是一部肆意践踏蹂躏草芥庶民的历史。中国人的命运就好像早已经铺设好的一条恶龙的轨道，牵引着世世代代亿亿万万的中国人一步一步走下去，直至今天依然走不出历史的宿命，而且深深地牢牢地攥住了苦苦挣扎的中国人，几千年以来让他们生死不起，无法挣脱，唯独深深扎根在这片辽阔封闭古老沉重的土地上自欺欺人、自相残杀和自得其乐。因此，任何怀有进行和平、理性的社会变革都是痴心妄想，只有不断重演着“农民暴动”和“改朝换代”的历史悲剧，这才是中国文明延展历史轮回的铁则定律。
中国人并非没有变革基因和造反精神，从史书记载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彼可取而代之”、“大丈夫当如是也”，到神话小说《西游记》里的“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国，君权缺少神圣的光环。从秦始皇称帝到清宣统退位这两千年来历史，改朝换代，江山易姓竟多达二十几次，可见不能单纯说我们中国人习惯于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至于毛泽东说宋江是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实在是皮毛之见。历史证明，中国人具有天生的造反基因和革命精神，只是历史上无数次农民暴动革命所带来的灾难深重和更加专制深深挫伤和刺痛了中国人的心魂，中国人接受皇权专制和对革命如此爱恨纠结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历史是不断向前迈进的，在人类社会科技不断发展的信息文明的今天，当我们人人正处在分享信息带给我们诸多便捷和快乐的时代，即便像当今中国这样依然的没有民主自由、没有精神灵魂和没有人权尊严的黑暗国家，也没有一个人会愿意通过暴力革命来变革社会，更没有一个人能够愿意通过血腥手段来进行革命。但是，人权高一切，正义战胜邪恶，民主是人心所向，自由是生命主体──“不自由，毋宁死！”，宁愿尊严活着，绝不跪下求生！这是任何一个高贵生命的风骨和气节。所以，当暴权流氓依然采取不惜一切手段扼杀和镇压公民正当权利的时候，当人民被耻辱和压迫到绝活之路上，一场正义浩荡的大革命暴动必然到来，这一切都由不得我们所有热爱生命自由、民主和平的中国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中国正是处这样的一个宏大悲歌的历史背景，中国又回到了历史拐点。
历史已经给我们中国人无数次选择和平理性走向民主宪政的机遇，从西周联治时期到春秋战国、楚汉之争时期再到唐宋鼎盛时期最后到晚清民国时期轮落为专制复辟的近代中国，都没有抓住历史赋予中国人的绝好机会，现在又到了一个历史机遇的关口，尤其是信息文明的伟大时代，我们中国人是否会把握住这个实现民主宪政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呢？
历史一往无前，历史照亮人前行。按理说，中国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发生农民暴动革命最多的国家，而且不断重演着“改朝换代”的历史大剧。然而，为什么中国人会如此害怕革命呢？
历史是沉重的。长期以来，很多中国人都认为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的人。第一个统一中国的人，应该是西周的武王。因为武王推翻商朝之后，就对天下诸侯进行了分封。周王室是中央政府，而各诸侯国实行地方自治。用现代文明的观点看，这是最好的统一方式。因为统一不等于集权，更不是专制，而分封也不是分裂，自治也不是独立。各地是在西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以周礼作为维系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政治法律基础。周王不行专制。所以统一不是只有中央集权这一种模式，而地方自治是一个大国必须具备的基本政治条件，是更好的统一方式。因此认为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的人，这种看法是对文明的曲解和对政治常识的无知。
遗憾和痛心的是，直到今天，还是有许多的中国人依然把秦始皇以暴力统一六国、建立高度大一统的由皇帝绝对专制的中央集权社会，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和人民的愿望，是对中国历史的重大贡献，是历史的重大进步，甚至把秦始皇当成英雄来歌颂。可是他们没有去想一想，既然是伟大的进步，那么，为什么秦灭六国之后，中国没有再出现像老子、孔子、孟子等等伟大的思想家？为什么中国总是出现周期性的动乱而无法走出这个怪圈？为什么中国人在秦朝社会生活得那么痛苦？为什么秦朝社会迅速天下大乱而向崩溃？（见萧建生着的《中国文明的反思》）
萧先生的一连串的“为什么”已经足以给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正确答案：暴力拯救不了中国，尤其是非正义的暴力革命！从秦灭六国到元灭宋再到红色邪灵颠覆中华民国都是非正义的暴力革命，这种通过暴力杀戮实现的大一统中央集权的独裁专制不具进步性，首先就是因为这些不具有正义性。我们知道，战争是人和人之间的互相残杀，这当然是不好的事情。老子在《道德经》中说过：“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孟子也说过：“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行天下，不为也”（《孟子》）。还有孔子、墨子等思想家，无不反对战争，主张和平。不要认为这是书生之见，其实这是一切政治家都必须具备的基本道德和做人的起码要求，只有政治流氓、无赖才会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所以，没有充分理由发动的战争，就不具备正义性。而秦国发动的战争，无论动机还是手段，都没有正当的理由。
在春秋战国之前，中国曾发生过两次推翻旧王朝的战争。一次是商汤灭夏，一次是武王灭商。这两次战争，历史上称之为“汤武革命”。这两次战争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夏桀和商纣暴虐无道。所以汤、武起来推翻前朝的暴政，具有儒家所提倡的“吊民伐罪”的意义，这种战争是“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因此是正义的。
历史上几个重大转折关头，都逆转了中国文明车轮，尤其是秦灾六国、元灾宋和红色邪灵颠覆中华民国，这些都实行苛政暴政，都制定了思想、言论犯罪的法律，剥夺了人民思想、言论自由的权力，都是通过规模空前的暴力镇压、杀戮来统治国家和人民的。这些独裁暴政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完全抛弃了中华原创文明、人道的统治方式，而专以强权和暴力进行野蛮统治和掠夺，对人民进行政治高压和严密控制，以此强迫人民成为无智、无欲的驯服工具，使中国人的人权遭到严重的摧残。特别是元明清的皇权登天、人权落地的黑暗政治与文明衰落（功劳最大就是明朝皇帝朱元璋实行大屠杀的政策，并发明了庭杖、文字狱、八股取士和物务统治，运用行政权力全面推行在南宋不为人欢迎的程朱理学，压抑人性，摧残青年和妇女儿童），使中国的文明却一步步从世界文明的顶峰跌落下来，坠落到野蛮人的水平；尤其是半个多世纪来的西来邪灵红色政权长期实行独裁暴政、军事管制、特色维稳、滥施刑罚、伤天害理和残酷杀戮，其人权记录是中国历史上人权记录最坏的朝代，也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最邪恶、最阴毒、最流氓、最残忍和最没人性的反人类政权。
应该说中国人对大一统集权独裁专制的横征暴敛和残酷屠杀的暴政是非常痛恨的，而且历史上无数次民众对专制暴政产生了极度的恐惧和反感，并进行大规模的强烈的反抗，然而为什么中国人却在漫长的历史轮回中默从和接受了专制制度呢？为什么中国人又对农民起义的暴力革命如此的爱恨和纠结呢？
历史的确读起来让人沉重，尤其是中国农民暴动革命史。读过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周王朝建立的分封自治制度，在中国实行了800多年，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这种制度给人民带来了高度的自由，给社会带来了繁荣。人民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从而形成了悠久的历史传统。所以秦始皇消灭六国之后，要求建立分封自治制度，是当时社会人心所向。如果秦始皇顺从潮流，顺应民心，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民主政治，实现文明的创新，在当时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然而秦国暴力起家和历史图谋的邪恶本质，决定其暴政血腥之必然，从而逆转了中国历史车轮，开启了中华大一统中央集权的独裁专制，这就是秦始皇对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也是中国的悲剧和不幸。例如秦始皇统一六国不久，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讨论国家的重大问题。会上，文武大臣和儒学博士淳于越等人，都要求实行分封制。结果遭到秦始皇的暴政和镇压。
焚书坑儒事件发生之后不久，有陨石落于东郡。石上刻有有一句预示吉凶的诽语：“始皇帝死而地分”。这一诽语显然是一种民意的表达。可是秦始皇不但不因此反省自己，反而大肆追查。然查无结果，秦始皇只好将陨石周围的居民全部诛杀，燔销其石而了事（见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始皇横征暴敛和残酷屠杀的暴政，使当时的民众对皇权产生了极度的恐惧和反感，天怒人怨，人神共愤，举国上下，竿地而起，整个国家到处都掀起农民抗暴革命的浪潮，在这一场全国性的正义呼声和咆哮中人民进行强烈的反抗。从陈胜吴广到项羽刘邦大规模抗暴中都感动了天下，“除暴政，承天意”就是顺天意而为之，义正严词，替天行道！暴政不除，天理难容！
秦始皇的暴政加速了秦国灭亡的步伐，一个强大统一的中央集权专制帝国就这样埋葬在暴权专制和人心向背之中，这是历史之必然。然而，为什么经过秦末农民大革命之后，分封制没有得到恢复，却反而让中央集权制度在后世逐步得到巩固呢？为什么中国人却在楚汉之争后接受皇权专制？以历史的眼光，从今天的观点来看，我个人认为，萧建生先生的分析是很客观很到位的。下面我摘选部分过来，与大家分享。
第一，秦朝末年的农民大革命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在人民中培育了强烈的反革命情绪，他们对秦朝暴政的仇恨和革命热情，在秦末的大革命中完全被化解了。这种强烈的反革命情绪导致他们对和平的极度渴望，对生活稳定的殷切期盼，在这样的心态下，中国人终于放弃了对分封制度的追求，接受了皇权专制的事实。这就是中国“革命产生暴君，暴君产生革命”的改朝换代逻辑。
革命和战争是暴力的行为，它造成的直接后果，是生灵涂炭，民不聊生，血流成河，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了空前的摧残。秦末农民大革命，是中国当时有史以来最大的社会动乱，在此之前，只发生过2次改朝换代的全国性战争，一次是商汤推翻夏桀的战争，一次是周武王推翻商纣的战争。但这2次战争，第一是时间很短，规模不大，对人民的生活没有大的影响，第二是汤武都是具有开明的政治理念的人，特别是周武王夺取政权后，迅速改变了商朝重死人不重活人的观念，把对活人的尊重放到首位，因此才有了西周分封自治制度的产生。
在秦末战争就不同了，它不是六国贵族复辟分封制度的运动，而首先是一场的由被压迫的农民反抗秦朝暴政的革命战争，秦朝推翻后，发生的楚汉战争则完全是项羽和刘邦为争夺国家统治权而进行的战争。这场战争耗时8年之久，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对平民屠杀之多，都是前所未有的。而且这场战争是一群没有文化的农民干的，他们没有开明的先进的政治理念，开始是反抗官府，后来以争权夺利为目标，是一场空前的浩劫。历史记载，经过秦末社会的大革命，到汉朝初年，全国人口锐减，老百姓连树皮、草根都吃光了，以致“人相食，死者过半”，十室九空。当时物价飞涨，一担米卖到一万钱，连刘邦所乘坐的马车，也配不齐4匹一样颜色的马，将相们只能坐牛车上班，整个社会一片残破凄凉的景象。在生存都没有保障的情况下，中国人民在反抗秦朝暴政中并发出来的巨大的革命热情，迅速地消失了。革命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带来的只是杀戮和极度贫穷。对一个快要被饿死或者快要被杀死的人来说，他需要的不是民主和自由，而是食物和安全。所以他们对生存和社会安定的强烈渴求中，对秦末农民革命极度厌恶，产生了强烈的反对情绪。
他们意识到，一个强盗来抢劫，总比许多强盗来抢劫要好。宁为太平犬，不当动乱人，虽然没有个人的自由，但总还是有一口饭吃，能够活命。长期的军阀战争，搞得他们流离失所，家破人亡，不堪忍受，不如接受皇帝一个人统治好。而春秋战国的六国贵族此时也没有能力反抗了。还有那些儒家的知识分子，此时也开始依附强权，谋取个人的前途，不想反抗了。因此皇帝专制制度在西汉初年的巩固，是在社会各个阶层人士的共同妥协下实现的。人民群众这种强烈的反革命情绪，是刘邦能够建立皇帝专制制度的社会基础，起码刘邦让社会安定了，不再打仗了，人民可以安心生产了。可是，人民中的反革命思潮使刘邦改朝换代、皇权专制得以实现。
第二，项羽的错误导致了社会的动乱，让刘邦阴谋得逞。
项习不是一个具有皇帝专制思想的人。他领导秦末农民战争推翻秦朝之后，就顺应民心，实行了分封自治制度，从而废除了皇权，改变了中央集权的社会结构。当然项羽也可以不消灭秦朝，而是在保留子婴皇位的前提下，弱化皇帝的权力，然后建立联邦式的国家。但是由于秦朝的罪恶实在太大，难以得到民众的谅解，所以当时消灭秦朝是大势所趋。
但是，项羽在分封诸侯的同时，却发生了严重的错误，这就是他没有取消诸侯的军权，没有改变诸侯军政合一的宗法世袭制度，没有建立地方政权的执政官由百姓选举和权力制衡的机制。也就是说，他只是单纯的复古，没有对国家的政治进行新的制度设计，没有建立公平的政治竞争和市场竞争的机制。历史的悲剧因此产生。
当时，中国的文明发展，正处于十字路口。它既可以向民主制度转变，也可以向专制制度转变。因为那时中国人还没有被皇权奴化，还具有蓬勃向上的精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还关心国家政治，还有反抗的意志，还有人权观念。所以，皇权在当时还没有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还不能为人民所接受。当时的人们普遍还是相信，只有分封制度才符合人心。因为分封制度是一种地方自治制度，中一种比较符合人性的制度，是中国人当时比较能够接受的一种制度。在分封自治制度下面，有人才、贸易和学术的竞争，有言论、思想、迁徙的自由，有私有财产的权利，人们还有机会来选择自己居住的国家，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才能，自己的命运还可以由自己来掌握。如果项羽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具有超越时代的政治眼光，他就可以在分封制的基础上进行改革，而代之以民主、共和的新的政治模式，从而扭转中国走向皇帝集权专制的历史车轮，而带给中华民族的一个崭新的社会。
可惜项羽不是政治家，他没有现在的民主、共和政治的设计可以模仿，在秦朝灭亡、除旧布新的历史关头，为了顺应民意，尽快让国家恢复秩序，他只能按照西周社会的政治模式来设计他的国家。但他没有剥夺掉这些诸侯王的军权，反而容忍这些诸侯王发展军事势力，这就是对社会的稳定造成致命的威胁。加上他本人在用人上的错误，使很多有才能的人投向了刘邦，使他对诸侯王控制的能力越来越弱。结果，不但文明没有进步，社会没有稳定，经济没有发展，反而诸侯坐大，军阀混战，战火再度燃起，天下再次大乱。项羽的政治实践失败了，并因此背上了千古骂名。历史证明，在中国这个迷信“一山不能藏二虎”和“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思想的国家，暴力革命，特别是农民革命，根本没有产生民主、共和制度的可能性，而只能导致专制的产生或者让社会陷于动乱。
第三，冷水煮青蛙现象。
皇权之所以能够最终在中国巩固下来，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就像你把一只青蛙放到滚烫的开水里，这只青蛙就会迅速跳出水面，逃出险境。但如果你把一只青蛙放在冷水里，这只青蛙就会没有警惕，而在锅里嬉戏。然后你慢慢将水加温，这只青蛙也会慢慢适应水温的上升，不会意识到面临的危险。等到水温上升到青蛙受不了的时候，它开始意识到自己面临的危险，可是这时候它已经没有跳出铁锅的力量了。这只青蛙就这样被煮死了。
秦朝废除封建制度而实行皇帝专制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是以雷厉风行的手段进行的，十分残忍，就像把一只青蛙丢到开水滚烫的铁锅里，人民迅速意识到它的危险而将其推翻。可是刘邦却是把人民丢到装着冷水的铁锅慢慢煮，慢慢加热，人民没有意识到它的危险，慢慢适应了水温的上升。等到人民意识到它的危险时，却已经没有能力跳出这个专制的铁锅了。专制的开水终于把人民煮死了。
刘邦比秦始皇聪明之处，就在于他实行的是“郡国并行”制，也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即所谓的“一国两制”，一部分地方实行了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而另一部分地方实行分封制。对他自己能够直接控制的地方，就实行郡县制，派官管理。对那些在战争中有功的大臣，如韩信、韩王信、彭越、英布等到人，就封他们为诸侯王，以消除对立情绪，稳定社会。可是等到自己的地位稳固后，刘邦又迅速地诛杀了这些诸侯王，然后再封自己的刘姓子弟为诸侯王。
刘邦就是用这样稳步推进的措施，逐步实现自己专制的目的，又不至于违反民意，造成社会动乱。后来，到了景帝、武帝时期，又慢慢削去同姓诸侯王的封地，逐步实现了中央集权的目的，到了这时，已经过去了几代人，人民对分封制度已经逐渐淡亡了，没有什么印象了，已经逐步适应了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下的生活方式了。加上汉武帝的刑法非常严厉，军权高度集中，人民虽然有很多不满，但是也没有到无法生存的地步，还没有到发展对这个社会进行拚命反抗的程度，使得这个专制制度能够巩固下来。
萧先生的分析是客观和精辟的，他无疑是一位具有思想远见和历史责任并值得中国人敬佩的学者，他的普世文明、国家胸怀、民族大志、知识渊博和思想智慧让我们更加清晰全面了解中国历史和深刻反思中国文明。只是有一点看法存在小小差异，就是对革命的理解，我个人认为，如果从历史角度上一般来说革命是暴力行为，但信息文明的今天，这样说法需要商榷。从现代文明去理解革命就是一种变革，是对一个违背人性的旧制度（死亡制度）的根本的制度重构，需要人民的广泛参与，需要从下而上的推动，是一场根本的社会变革。革命并非暴力，尤其是信息时代的民主革命。再说，“除暴正，承天意”顺应民心，大势所趋，天意不可违！因此，秦末农民大革命不仅是时代潮流，而且具有革命的正义性。遗憾的是项羽的自负和错误，让刘邦这个流氓、地痞和瘪三的鼠辈小人阴谋得逞，使中国皇帝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在汉、唐时期，得到巩固和强化，成为两千多年以来中国历朝历代的政治制度，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的。
历史的确不忍细读，每每细嚼慢咽中国历史，都不禁令人发自内心的慨然长叹。历史照亮人前行，迈着时代的步伐，追索华夏九州中华神州的前世今生，总觉得几千年来的中国，几乎都在蹒跚轮回中前行，就好像一个永远长不大难舍母乳的学步稚童，更好像一个暮霭风残花甲之年的老朽，那孤残、顽强和蹒跚脚步所到之处，总是惨无人道、冷血残忍地踩着悲催无助、凄苦低贱的草芥庶民…… **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