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4月3日讯】【导读】《血的神话》是一本描写文革时期，湖南道县大屠杀的报告文学。作品记录了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发生在中国湖南发生的一段被当局刻意隐瞒的历史。作者谭合成花了近二十年的时间，对文革期间发生在湖南道县的大屠杀进行了深入地调查。被调查者以“一字不实，砍头示众”、“若有虚言愿负一切法律责任”的保证提供了大量真实材料，在此基础上作者完成了这本五十多万字作品。由于人生际遇，作者也有机会接触到大量官方资料，并采访了几乎所有与大屠杀有关联的重要人物，这使作者兼具了官方记录者和民间采访者的双重身份，能够较完整地呈现了这一历史真相。尽管这是一段让中国人深感羞耻的历史，但是为了让这个悲剧不再重演，我们必须去了解它。
(接上期)
第二十七章 蚣坝公社冠中冠
蚣坝公社是道县杀人最多的，但不是最早的。该公社第一批被杀者是光家岭大队的杨竞成、向家齐、何庆松三人，时间是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日，在此之前全县已经杀了八十多人。
八月十八日是蚣坝的圩日，光家岭大队民兵营长杨布兆到圩上赶闹子，正巧被时任公社武装部长的曾庆松和文革主任、公社组织干事莫家坤碰见了。曾、莫二人招呼杨到公社里面坐一坐，向他讲了很多“敌情”（就是笔者在前文中反复记录的那些谣言），要杨回去查一查，看一看大队上有没有“调皮捣蛋”的四类分子，有的话，要“先下手为强，杀他个把两个”。杨布兆回去以后，马上把曾部长和莫主任的指示向大队支书蒋友元作了汇报。当晚大队即召开大队干部和民兵骨干会，决定加强对四类分子的管制，对几个“调皮捣蛋的”进行批斗，必要时捆一索子，打打威风。据说没有讲要杀，当时“杀人风”刚起不久，杀人还是比较慎重的。可是，没想到，第二天，一个叫杨美吉的地主分子逃跑了（注一）。杨布兆得信后，马上找到治保主任杨才吉商量，肯定有人走漏了消息，这还了得，阶级敌人渗透到我们贫下中农的队伍里来了，决定立即采取果断措施，将四类分子何庆松、向家齐、杨竞成关起来。之后又与支书蒋友元等人研究决定干脆搞掉算了。不过蒋支书说：“还是要请示一下公社。”
八月二十日，杨布兆打电话到公社，向莫家坤请示。当时年仅二十五岁的莫家坤正是血气方刚之时，连声表扬光家岭的贫下中农“觉悟高，行动快”！并说：“这是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好得很！我们大力支持，公社要开会表扬你们。”
光家岭大队当晚即将三人杀掉。
八月二十一日，蚣坝区召开脱产干部参加的（杀人）吹风会，曾庆松、莫家坤，还有蚣坝公社书记邓长春、副书记刘富保等人参加会议。散会后，公社立即召开核心会议，研究贯彻区会议精神。
八月二十三日，蚣坝公社召开大队干部会贯彻八•二一区会议精神，名曰“革命会”。会议由曾庆松主持，曾庆松与莫家坤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煽动和指示杀人。重点表扬了光家岭大队，号召各大队向他们学习。会后，曾、莫二人坐镇公社，电话指挥，刘富保和公社会计、“红联”头头陈代芹等人分别下到马江口、井塘、福禄田等大队督促杀人。
我们且看一看这次会议以后各大队都发生了些什么。
福禄田大队，杀三十一人，其中自杀二人。
该大队文革主任钟友中等人参加八•二三公社“革命会”后，当晚在后江桥锰矿负责人张德生等人的指使下，杀了锰矿工人李天生、张开瑞等五人（大部分是福禄田大队的人）。八月二十六日，公社干部李建德到大队检查工作，福禄田大队立即召开大队党员和干部会议研究杀人名单。同日刘富保亲自到该大队“现场办公”。八月二十七日，福禄田在公社领导的指示下，杀二十余人。
该大队一个姓邹的地主分子与他的三个儿子一起被杀，只留下了他的老婆邓贞凤，因为有人看中了她，想娶她。杀邹和他的三个儿子时，邓贞凤把最小的一个，才十个月大，死死抱在怀里，苦苦哀求：“求求你们，给我留一个最小的，给我留一个最小的吧！”民兵唐某某说：“地主崽子留着做什么？”一把从她怀中夺下，丢进大河（福禄田大队边上的一条河流，名字就叫大河）里。邓贞凤的大儿子邹宝成当时十七岁，拉去杀时，拚命地喊：“我是新社会长大的，我没有吃过一天的剥削饭，你们不要杀我。”又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结果还是杀了。大队支书钟维勤说：“我们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是真感情。他喊是想蒙混过关，将来好搞报复。”
井塘大队，杀十四人，其中自杀二人。
八月二十三日，该大队文革主任杨庭修、民兵营长邹莫森参加公社杀人会后，第二天召集党员和队干开会，研究杀人名单，并打电话请示公社主任刘富保，得到批准。
八月二十六日，李建德在福禄田大队点旺“革命烈火”后，马不停蹄来到井塘大队主持杀人会。当晚即杀十余人。
随后，刘富保、陈代芹也到井塘进行“检查督促”。
在文革大屠杀中，井塘大队发生多起杀人轮奸案。大队文革主任杨庭修等人杀害兴桥荆山完小教员田自壁（注二）后，一名叫邹井仁的民兵从田妻唐毛女怀中夺下田一岁半的幼子，丢到大河。杀人后，杨庭修为首轮奸了唐毛女。还有一个叫邹玉花的少女，当时十七岁，杨庭修等人代表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把她的父母、弟弟四人“判了死刑”，又将她家的财物查抄一空，还要逼迫她嫁给一个三十多岁的贫农老光棍。邹女不愿意，就把她捆起来批斗，批斗时用脚猛踢其下身，一边踢一边骂：“你这个臭拐（女性生殖器），不给贫下中农×，想留着等蒋介石回来×？”竞将邹女踢成重伤。一九六七年农历九月初九晚，杨庭修等人闯进邹家将邹玉花强奸轮奸。
马江口大队，杀十八人。
八月二十三日，该大队民兵营长黄和芝、治保主任谢见钖、文革主任谢开甫三人到公社参加了杀人吹风会后，当晚即召开大队党员和队干会议，贯彻公社会议精神，研究杀人名单。支部书记谢贞成主持会议。会后，杀三人。
八月三十日，在曾庆松的直接指示下，杀七人。
在接到公社传达四十七军制止杀人命令后的第四天，九月六日，又杀七人。九月七日挟嫌报复杀害一名在“社教”中给大队干部提过意见的中农。
该大队有个地富子弟黄仕金，在马江口完小桃花井教学点教书，开会研究杀人名单时，谢贞成提了他的名。有人说：“他是小学教员，吃国家粮的，不归我们大队管。”谢支书说：“现在我们贫下中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只要是马江口的人，都归我们统管。”会后派民兵到桃花井将黄仕金捉拿归案，将黄与他的大儿子黄友庆一起杀了，只留了一个十五岁的女儿叫黄礼花。由于黄礼花长得乖（漂亮），大队上好些人都想她做老婆。先是治保主任逼她嫁给自己的跛子侄儿，黄礼花不肯。后来五队队长谢××又逼她嫁给自己的儿子，黄礼花还是不肯。谢队长生气了，说：“你在这个时候还不和我儿子结婚，你不会有好下场的！”大队领导也放出话来：“只准嫁给我们大队，不许嫁到别的大队，否则别怪不给你出路。”可是这个烈性的姑娘心头总有一个坎过不去：杀了我的爸爸、哥哥，还要我给你们当老婆，我做不到，要杀要剐，听天由命吧！两个月以后，黄礼花在亲戚的帮助下，逃了出去，逃到黑龙江，在那里做零工为生，八年之后才敢返回道县，但仍不敢回马江口，经人介绍嫁到了四马桥公社周家山大队。
该大队还有一个名叫黄义仪的下放人员，一九六二年从地质队下放回乡，国家给了一千多元下放费，大队里有些人眼红这笔钱，文革“杀人风”中乘机把他杀了，抄了他的家，没收了他的“浮财”，每个生产队分得一百多元。
桃花井大队，杀四十八人。
八月二十三日，该大队文革主任王昌珍等四人参加公社杀人动员会。
八月二十五日，大队召开党员、干部会，传达公社会议精神，研究杀人名单。当晚杀六人。
八月二十七日，第二批杀二十二人。
九月九日，补火杀二十人。
其中王昌珍和大队长王明珍主谋杀害的有三十九人。
桃花井大队，还有后面要讲的到的金鸡洞大队，杀人情况非常复杂，内容很多。据有人说，比沿河滩大队还要血腥恐怖。可惜笔者因故错过了采访机会。在此只能讲述一个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中非常著名的案例：桃花井大队报复杀害复原军人张明玉案。
张明玉是桃花井大队桃花村一个土生土长的农家子弟，土改时，家庭划了个中农成分。张明玉初中毕业以后，在家里务了几年农，后参军到了部队上，一九六四年复员回乡。这家伙在外面当了几年兵，好像做了官回来了，变得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对生产队的事、大队上的事，这也看不惯，那也看不惯，一根筷子吃藕，专挑眼儿。一时说搞了这么多年的建设，家乡越搞越穷；一时又说生产队的干部，还有大队干部，叫化子烤火――专往胯里扒。最可气的是，他还有狼子野心，想夺生产队的权，还想夺大队的权。他在生产队里哄起一班小青年跟在他的屁股后面转，他说黑就是黑，他说白就是白。如果不是大队上压着，差一点让他在生产队里“政变”成了功。把生产队长张明爱恨得牙齿都咬脱。反正一句话，这就是个害群之马，有他在，上头的指示在生产队里就难得贯通。什么事情，只要他一打反口，就会有一班人跟着起哄，大队上捡到他也是很伤脑筋。张明爱等人与张明玉闹得势成水火，吵也吵了，闹也闹了，骂也骂了，只差没有打架了。但张明玉挂着复员军人这个牌子，生产队也好，大队也好，一直奈他不何。
“杀人风”刮到桃花井大队时，大队干部会研究杀人时，张明爱提出：“别个都可以不杀，第一个要杀的就是张明玉，这家伙破坏性太大，比地富坏得多。”大队干部邓国良（现支书）、邓满清（原支书），还有王昌明、王明珍等人都同意他的看法，一致决定将张明玉按四类分子论处。
杀张明玉那天，张明爱等人把他的手脚作一个大字状钉在墙上，张明爱亲自操刀，要与张明玉见一个真章。他要用小刀子片肉的办法，也就是封建社会所说的凌迟，杀张明玉，以解心头之恨。他提着马刀，割一刀问一句：“是你狠，还是我狠？是你整死我，还是我整死你？是你杀我，还是我杀你？”张明玉这时已经完全软了，哀叫着求饶：“明爱兄弟啊！我错了！我再不敢了！求你饶了我吧！”张明爱说：“我饶了你，好等你来杀我？今天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有你没我！”一刀一刀把张明玉活剐了。
加六洲大队，杀二十九人，其中自杀一人。
该大队文革主任陈礼际、民兵营长王先加参加公社八•二三杀人动员会后，当晚便开会传达。
八月二十五日，在驻队干部张××的煽动下，再次开会，具体研究杀人名单。第一批杀了七人。
两天之后，经刘富保指示和批准，再次杀二十一人。
沙子河大队，杀十九人，其中自杀六人。
八月二十三日，半脱产干部郑万秀、大队民兵营长胡孝成、贫协主席郑万兵等人参加公社杀人动员会，回队后立即向在家的其它大队干部进行了传达，但未召开会议贯彻执行。
八月二十五日，刘富保到该队检查工作，对大队治保主任周良才说：“别的大队都搞了，你们还不动手？等着阶级敌人搞暴动啊？到时候吃了亏，别怪我们没有给你们打招呼。”
八月二十六日，大队召开支部会，支书潘井月提出：“我的意见，对这些家伙还是以教育改造为主，个别调皮捣蛋的杀不杀，看他们的表现决定。”治保主任周良才表示反对：“子女可以先不杀，分子要一律杀光。”另有一个支委提出：“要就不杀，要杀就要斩草除根。”这个提议由于潘井月坚持自己的意见没有通过。最后研究决定：杀分子，把子女集中关押起来，监督劳动改造。
第二天，召开群众大队，由贫协主席郑万兵代表“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宣判十二名四类分子的死刑，同时宣布对其他十四名地富及子女“宽大处理”，监督劳改，以观后效。宣判后，十四名“宽大对象”押到大队临时改为监房的小学教室关押。十二名被杀者由周良才带领民兵押到秀水园“执行死刑”。
之后虽然没有杀人，但有六人因害怕，先后自缢身亡。还有一个名叫潘井忠的地富子弟，逃跑出去，躲在山上，民兵搜山时，放火烧山烧死了。
金鸡洞大队，杀四十五人，其中自杀一人。
八月二十三日，该大队支书刘厚杰、贫协主席刘佑云、文革主任李忠亮、民兵营长刘富贵和驻队干部秦白皇（林业站站长）、程安宙（农业局干部）参加了公社杀人动员会，回队后，当晚召开支部会，会上决定杀刘厚红、刘富贤、刘富明三人。因消息走脱，刘厚红连夜逃跑了，只杀得刘富贤、刘富明二人。两天以后，刘厚红逃到横岭，被四马桥区的民兵盘查时捉住，大队派民兵去接，在路上执行了死刑。
八月二十六日杀第二批十九人。这次杀人，驻队干部秦白皇、程安宙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支书刘厚杰找他们研究，秦说：“当然要杀啦，反正地富反坏右就要一刀切。”召开支扩大会议时，刘厚杰从身上掏出一个本本来，上面记着他与秦站长等人事先摸底的杀人名单，一共十九人，刘厚杰念一个，大家讨论一个，通过一个，最后全部通过。
杀完了一、二批以后，金鸡洞大队也面临一个与沿河塘大队同样的问题：“大老虎”杀光了，“母老虎”还好办，可以给她“改成分”，“小老虎”怎么办？谁去养他们？养大了咬人怎么得了？
八月二十九日，大队决定杀掉十五名未成年的地富子女。请示公社领导时，曾庆松、莫家坤、刘富保等人认为太不人道，没有同意。驻队干部秦、程二人也持保留意见。但是他们谁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而是让金鸡洞的贫下中农作了难。如果他们能出钱出米把“小老虎”都领去养了，金鸡洞的贫下中农并非一定要杀，但是他们谁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金鸡洞的贫下中农只好自己当家作主了。
接着，八月三十日，又杀了四名小孩。
金鸡洞村（大队），还有前面讲过的桃花井村（大队）都是笔者准备重点采访的地方，但它们在蚣坝公社屈居二、三名，我们的精力首先集中到了第一名的沿河塘大队，没想到后来就再没有得到采访金鸡洞和桃花井的机会了。笔者至今深以为憾！
沿河塘大队，杀五十二人。
杀人情况，前文已述。
莲花塘大队，杀二十九人，其中自杀一人。
八月二十三日，支部副书记周瑞福、民兵营长朱志荣、文革主任欧长跃、治保主任黄进保四个到公社参加杀人动员会。
二十四日晚，大队召开“五巨头”预备会，初步研究了一个杀人名单，并决定第二天召开党员和生产队以上干部会讨论决定。
八月二十五日，在大队小学召开党、干会。朱志荣主持，周瑞福讲话，传达公社的会议精神。黄进保拿出一个花名册，点了十五个人的名字，大家一致喊同意。
会后，召开群众大会、“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宣判死刑等等章节与其他大队基本相同，便不赘述。
木景洞大队，杀八人。
八月二十三日，该大队五巨头：支书蒋声光、贫协主席胡代连、民兵营长邓英武等全部到公社参加杀人动员会。回队以后，决定按公社指示办事，杀一人。
八月二十七日，考虑到别的大队杀得多，木景洞不能太落后，决定再杀七人。
（十一）黄家大队，杀九人，其中自杀二人。
八月二十三日，该大队支书杨思友、文革主任李显龙，民兵营长蒋元和等人参加公社召开的杀人动员会。
八月二十四日，大队召开党员和生产队以上干部会议，贫协主席黄长和主持。会上，提出杀分子留子女的主张，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经讨论决定杀地富分子六人。之后又杀一人。另有二人自杀。
（十二）新油榨大队，共杀二十五人，其中自杀一人。
八月二十三日，新油榨大队民兵营长杨角吉、贫协主席蒋真新、治保主任蒋明喜、文革主任朱福详、大队长罗序芝到公社参加曾庆松主持的杀人吹风会。散会后，曾庆松专门将杨角吉留下来，叫到自己的房子里，交待任务。曾庆松要求杨角吉回去以后，赶快行动起来，起到一个积极带头的作用，带动全社的对敌斗争。
当晚，该大队召开党员、干部会议，传达曾部长的重要指示。
第二天（八月二十四日）上午，召开群众大会。下午，以生产队为单位，分队讨论杀人名单。
二十五日，又召开会议，要求生产队上报杀人名单。当晚开始杀人。先后共杀二十四人，被逼自杀一人。
新油榨大队在蚣坝公社虽然杀人不是最多，但最为雷厉风行和轰轰烈烈。不但杀人，而且强奸轮奸被害者妻女。（注三）
（十三）上云坝大队，杀十三人，其中自杀二人。
八月二十三日，该大队贫协主席张肖成、文革主任蒋顺田、民兵营长周崇维三人参加了公社召开的杀人动员会，返队后，当晚便分头通知其他干部开会。
第二天，莫家坤打电话到该大队，点名指示对周容、周生勤两人“采取革命行动”。
二十五日，曾庆松和莫家坤二人又专程赶到上云洞督促杀人。
该大队在文革“杀人风”中虽然只杀了十三人，但支部委员张肖炳一口气手刃八人，至今村民谈起来，仍然啧啧不已。
（十四）马家岭大队，杀三十三人，其中自杀三人。
八月二十三日，大队支书蒋华宗，治保主任陈仕明、民兵营长朱贤煌到公社开会后，当晚召开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会上要求各生产队提出杀人名单。
二十五日，召开大队干部会，决定杀人名单。第一批杀十人。
八月三十日第二批杀十八人。杀人会由蒋华宗主持，蒋在会上说：“要赶快采取行动，再不杀，以后就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同日，四类分子蒋儒煌，陈名旺、胡秀娥上吊自杀。
马家岭大队杀人详细情况，笔者有一份劫后余生的地主子弟朱贤厚的口述实录，将在后文中呈献给读者。
（十五）蚣坝大队，杀三十五人，其中自杀六人。
八月二十三日，该大队治保主朱贤停，贫协主席蒋绍芝，民兵营长蒋学宝、文革主任蒋停章、红联头头张启念、陈万一等六人到公社参加了杀人动员会议。散会后，当天下午召开大队党、干会传达贯彻。会上决定杀三人。之后又分两批杀二十六人。
蚣坝大队杀人情况，笔者将在后面结合一个具体案例讲述。
（十六）后江桥大队，杀十九人，其中自杀四人。
八月二十三日，后江桥大队文革主任成庚胜参加公社杀人动员会，返回后，当晚便召集大队干部开会传达。第二天继续开会，研究贯彻执行。八月二十五日决定第一批先杀月形洞村的八名地富。回过头，第二批，又在后江桥杀7人。
该大队的一个典型案例是，一个不满二十天的婴儿地富孙女邓满妹，被杀人凶手胡旺明拎起来，活活扔进窖眼里。
（十七）丰村洞大队，杀十八人，其中自杀三人。
该大队支书杨才有、民兵营长李跃德、治保主任莫明山、贫协主席彭治鸾四人参加八•二三公社会议后，返回大队，马上进行了传达，但并没有决定杀人。
八月二十六日，曾庆松打电话给该大队，对他们这种“前怕虎、后怕狼”的作法提出严厉批评，曾在电话中说：“别的大队都行动起来了，你们怎么搞的？你们已经拖了全社的后腿，大家对你们很有意见。”大队干部吓得浑身冒汗，连声表示马上开会贯彻执行。曾又具体指示大队会计彭治远，要他把全队四类分子的名单准备好，拿到会上一个个讨论：“谁个好，谁个劣，谁个最劣，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把他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坏东西一个都跑不脱。”
当天，大队即召开党员、干部紧急会议，按照曾庆松指示的办法，把全队的四类分子名单拿出来过筛子筛，最后决定杀九人。
第一批杀九人之后，八月三十日第二批又杀六人。另有三人自杀。
（十八）下湖洞大队，杀三人，其中自杀一人。
八月二十三日，该大队文革主任廖尤胜、贫协主席孙玉规参加公社召开的杀人动员会，回去后向支书孙玉权作了汇报。孙玉权说：“那就按公社指示的办，把调皮捣蛋的杀个把两个。”三人研究决定，第二天召开党员、干部会议贯彻执行。
该大队行动快，且执行不走样，整个“杀人风”中只杀两人。自杀的是一个地主分子，胆子小，吓得上吊了。
（十九）中湖洞大队，杀十八人，其中自杀四人。
八月二十三日，该大队民兵营长杨惠学、治保主任杨增继参加公社会议，返回大队后，马上到支书丁启秋家，向他汇报。丁启秋决定当晚开会贯彻执行。会上决定杀十五人，后因消息走漏，逃脱三个，只杀得十二人。以后又杀二人。另有四人自杀。
因原支书丁启秋已故，此次处遗工作组进场调查时，大家把责任都推到了他身上。丁家人不服，曾多次上访、申诉。
（二十）沙仂江大队，自杀三人。
该大队可以算做蚣坝公社唯一没有杀人的大队。大队支书朱治保、民兵营长朱显明八月二十三日参加公社杀人吹风会后，二十四日上午召开大队干部会进行传达。会上有人提出：“先不着急了杀，等别的大队杀了，我们再行动。”这个意见得到了大多数干部的支持，于是决定先把四类分子控制起来。一直没有杀人。
八月二十七日，地主分子朱香看到别的大队杀人，吓得上吊自杀了。
八月二十九日，富农分子黄桂秀母女上吊自杀。
（二十一）长江圩大队，杀二十七人，其中三自杀人。
八月二十三日，该大队支书黄世智、文革主任刘宽吉、民兵营长杨元太、治保主任杨在太参加公社杀人吹风会，返回大队后，没有马上传达。
八月二十五日，邓长春（公社书记）、曾庆松、莫家坤等人到该大队检查工作，召集大队干部开会。会上，莫家坤通报了一些行动快的大队的杀人情况，督促长江圩赶快行动起来。邓长春书记委婉地批评了该大队干部：“你们大队四类分子就那么好，一个调皮捣蛋的都没有？”
当晚，莫家坤又从公社打来电话，了解该大队杀人进度，督促尽快报上杀人数字。
八月二十六日晚，文革主任刘宽吉召集大队党员、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开会，有三十多人参加，民兵营长杨元太主持会议，传达公社邓书记和莫主任等人的指示。支书黄世智说：“上头已经开口了，我们要坚决执行，绝对不能心慈手软，犯这个农夫和蛇的错误。这一次，各生产队都要行动起来，把调皮捣蛋的杀他几个。”会上有人提出，要就不杀，要杀就一蔸伙一蔸伙的杀。大家觉得这个意见很好，都表示同意。
第二天，逢南洲（长江圩大队下属的一个自然村）首先传来捷报，决定杀六人。
中午，长江圩村召开社员大会，决定杀杨秀成一家十口。
八月三十一日，公社副书记胡代花来大队检查工作，大队支书黄世智在上马石村召开“研究会”，胡代花列席会议。会上决定将蒋友书、陈治青两家斩草除根。
（二十二）草鱼塘大队，杀七人，其中自杀一人。
八月二十三日，该大队民兵营长陈知先、治保主任杨前吉、文革主任张先志、贫协主席贺来林参加公社杀人动员会返回大队后，当晚召集生产队以上干部开会传达。据该大队干部说，本来并没有准备杀人的，只是决定把几个地富先关起来再说。
正在开会时，莫家坤打来电话询问：“你们行动没有行动？你们要赶快行动，一定要走在阶级敌人的前面。”
第二天，莫家坤又打来电话询问行动了没有。当天下午，民兵营长陈知先带领大队民兵将已经关押起来的六名地富（分子及子女）杀掉。
（二十三）光家岭大队，杀二十二人，其中一人自杀。
与前述二十二个大队相比，光家岭大队的情况稍微特殊一点，其他二十二个大队都是八月二十三日公社开过杀人动员会以后才开始杀人的，处遗工作组定性为“奉命杀人”，应当是实至名归。光家岭大队八月二十日就开始杀人了，其时公社的杀人动员会还没召开，因此，有人把它说成是一起“自发性的杀人案”。但光家岭大队的干部群众坚决不同意这个说法。杀人事件主要责任人杨布兆说：“我与他们（指被杀者）无冤无仇，为哄门（什么）要杀他？是上头喊起来要杀的。我到蚣坝圩上赶闹子，曾部长（曾庆松）和莫主任（莫家坤）把我叫到房里讲：八区的四类分子上山打游击了，要杀我们贫下中农；一区、六区的贫下中农都已经行动起来了，把调皮捣蛋的都杀了。要我回大队以后，把四类分子管起来，调皮捣蛋的杀他个把两个。还讲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我回大队以后，开了会，本来还不曾打算要杀的，后来杨美吉逃跑了，说是上山当土匪去了，逼起我们不能不杀。杀的时候我们也请示了公社的莫主任。莫主任也批准了。这个事情怪不到我们身上来，我们也是‘奉命杀人’的。后来杀人，我们确实有责任，那个时候，已经是大队跟大队，生产队跟生产队比起来干，想不杀都不行了。”
注释
【注一】 杨美吉逃跑后，在四马桥横岭高桥村，被当地民兵搜山时用鸟铳打死。他是如何得到信息逃跑的也成为了一个永远的秘密。杨的儿子杨养牯后也被光家岭大队“贫下中最高人民法院”判处了死刑。
【注二】 据道县处遗工作组有关材料披露，田自壁被杀与他的一位同事荆山小学教师沈宗萍有关，刮“杀人风”时，田自壁因是在职教员，大队首先没有考虑他。“革命教师”沈宗萍三次到队上联系，要求杀田。（六七年）九月十日，荆山小学校长黄长华在沈宗萍的强烈要求下，亲自带了三名革命教师专程来到井塘，找到大队支书杨庭修联系杀田事宜。九月十一日，井塘大队派民兵去荆山将田自壁抓回大队，途中将其杀害，抛尸潇水。
【注三】 有一个著名个案，笔者将在后文中专门写到。
（待续）
文章来源：《阿波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