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3月26日讯】【导读】《血的神话》是一本描写文革时期，湖南道县大屠杀的报告文学。作品记录了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发生在中国湖南发生的一段被当局刻意隐瞒的历史。作者谭合成花了近二十年的时间，对文革期间发生在湖南道县的大屠杀进行了深入地调查。被调查者以“一字不实，砍头示众”、“若有虚言愿负一切法律责任”的保证提供了大量真实材料，在此基础上作者完成了这本五十多万字作品。由于人生际遇，作者也有机会接触到大量官方资料，并采访了几乎所有与大屠杀有关联的重要人物，这使作者兼具了官方记录者和民间采访者的双重身份，能够较完整地呈现了这一历史真相。尽管这是一段让中国人深感羞耻的历史，但是为了让这个悲剧不再重演，我们必须去了解它。
(接上期)
第二十一章 富塘公社不能承受之轻
八月十九日，丁天志参加了区里的“战备会议”，回到富塘，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指示公社干部肖XX带领民兵将东阳大队的双料货（地主兼历史反革命分子）熊贯益抓起来。
这位二十九岁的公社主任心头压着一种“临危受命”的沉重感觉，由于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富塘公社党委瘫痪得很厉害，干部群众思想混乱，几个主要领导，有的“靠边站”了，有的躺下来不工作了，千斤重担一下子落到他的肩上。丁天志不是怕担重担的人，更不是没能力挑起这副重担，干革命工作，他从来都是认真负责、雷厉风行。问题是文化大革命的进程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使他有一种无所适从的感觉。他虽然年纪不大，大大小小的运动经历不少，反右、反“右倾”、整风整社、搞“社教”，都经历过，哪一次不是积极分子？可以说他本人就是在运动中成长起来的。这一次，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理所当然站在斗争的最前列，积极参加县里抓“小邓拓”和“政治扒手”的各项行动，但紧接着，《十六条》下发了，县里派到各单位的文革工作组撤出了，改派联络员到各单位指导工作，这时候，有些外地学生挂着“红卫兵”的袖章跑到县里搞串联，煽风点火。一下子乱了套，县里几个中学，有人贴“大字报”，有人散传单，有人破“四旧”，搞得人眼花缭乱，不知所措。接着又批判“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县城里出现了“改组道县县委”的标语，还有“炮轰县委”的大字报。丁天志看在眼里，心里暗暗冷笑。他是参加过反右的人，明白什么是“引蛇出洞”，怎样让阶级敌人充分暴露。这帮家伙离死也不远了！他想起反右那刻，前几天那帮“右派分子”一个个还人模狗样的大放厥辞，给党提意见，结果上面一篇文章（人民日报社论《工人阶级说话了》），县委一个会议，你再看这帮家伙，一个个哭着喊着，找领导解释，作检讨，骂自己，丑态百出——迟了！反动本质已经充分暴露了，露出来的狐疑尾巴想缩回去，不可能的事情。只几天工夫，一个个脑袋衔到裤裆里，连小乃崽都用石头打他们。果不其然，这一次这些“反动标语和大字报”出笼以后，县委连着召开了两次大会，一次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一次有贫下中农代表参加的全县四级干部大会，部署“抓右派、促生产”和批斗“政治扒手”。这一次是贫下中农说话了！那些向党猖狂进攻的“右派”和“政治扒手”，顷刻之间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但是，丁天志做梦也没想到，没过多久，这帮家伙居然咸鱼翻生，摇身一变成了“红卫兵小将”、“革命闯将”。这一下把人的思想彻底搞乱了。县里出现了尖锐对立的两派群众造反组织，一边是受到县委支持的“红战士”（“红联”的前身），一边是“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司令部”（“革联”的前身），丁天志理所当然参加了“红战士”。令丁天志又没有想到的是，“革联”这个成分严重不纯的群众组织竟然在县里得了势。八月八日，他们抢了县人武部的枪，第二天，县公、检、法机关也被砸烂了，道江镇成了“革联”的天下，他们背着枪在道江镇耀武扬威，到处巡逻，到处发通令，逼得“红联”总部不得不退守营江。但丁天志深信，“革联”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党不依靠我们这些根正苗红的人，会去依靠那些屁股上有粑粑的？他从自己成长的经验中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要想进步，要得到党的培养和信用，就必须在运动中好好表现。在运动中好好表现的关键，第一是站稳阶级立场；第二是紧跟上级领导；第三是加强阶级斗争精神。任凭风云变幻，这三条到任何时候都错不了。目前，富塘公社阶级斗争的特点是：一、领导班子涣散，干部群众思想混乱；二、“革联”势力渗透严重，特别是紧挨道江镇的东阳大队，不但地富蠢蠢欲动，很多贫下中农也跟着起哄，简直要成了“革联”的天下。关于这一点，区里开会时作了专门的研究，要求公社领导要站出来，采取断然措施，把阶级队伍整理好；进一步加强对四类分子的管治；严防“革联”下乡串联。关于“革联”的性质问题，上级领导已经定了性：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延安和西安的关系。“革联”已经演变为道县牛鬼蛇神的总代表、阶级敌人的总根子。要采取果断措施斩断“革联”伸向农村的黑手，建立起巩固的农村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城市的道路。
把熊贯益控制起来，可以说是富塘公社贯彻区战备会议精神的一个重要措施，有一箭双雕的效果：一、打击阶级敌人的嚣张气焰；二、对东阳大队那些与“革匪”眉来眼去、勾勾搭搭的人也是一个严正的警告。
肖XX带领民兵去抓熊贯益时，熊正在田里搞“双抢”。他是老“运动员”了，每次运动都要受到不同形式的批斗，这次文化大革命开始有一年多了，却一直没有被触动，使他感到非常意外，因此更有些忐忑不安。看到公社来人抓他，心里反倒踏实了，以往的经验告诉他，捉到公社里，日子可能会被留在大队要好过些。因为在公社里接受批斗虽然也要触及皮肉，但比在大队上要轻得多。他万万没想到这一次捉了去会被杀掉。而且会死得很惨。
八月二十一日，公社召开全社各大队“四巨头”（支部书记、宣协主席、民兵营长、治保主任）会议，丁天志、唐咸书等人主持会议煽动杀人。
“四巨头”会议之后，八月二十三日，东阳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判处熊贯益死刑，立即执行。为了取得震撼性效果，采取了用炸药炸的办法。据笔者调查，熊贯益很可能是道县“坐土飞机”的第一人，在他之后“坐土飞机”的案例很多，在他之前似乎还没有听说有类似案例。
丁天志说：“我们把熊贯益控制起来，是贯彻区会议的精神，加强对四类分子的管制，这在当时是天经地义的事。区里开了（杀人）现场会，要求每个公社都要抓一、两个典型，我们公社也不能例外，只好拿熊贯益开刀。这是历史的错误，没有理由要求个人来承担责任。不杀熊贯益，就要杀了马贯益；我不批准杀，总要有人批准。何况跟别的地方比起来，富塘公社在‘乱杀风’中只能算一个轻灾区，杀的人比其他公社一个大队都要少。”
尽管我们不能苟同丁天志的说法，但也不能不承认有一定的道理。道县37个公社，大部分杀人的都在一百到二百之间，杀得特别多的，如四、五百人，很少；杀得比较少的，如一、二十个人，也少；像富塘公社这样只杀二十四人确确实实要算“轻灾区”。(注一)
那么，这个“轻灾区”到底怎么个轻法呢？
还是从东阳说起。东阳大队八月二十三日率先杀了熊贯益之后，八月二十六日又杀了一个十九岁的四类分子子女梁先莲。据说这个姑娘是当地远近闻名的大美人，不但人长得乖（漂亮），而且聪明伶俐，能歌善舞，县剧团曾有意招收她，政审没过关。当地村民说：“可惜生拐在地主屋里，不然是个飞得起的角色。”当年道县农村，女孩子一般十七、八岁就订了亲，二十岁之前都嫁了人，梁先莲拍满的十九岁了，还待字闺中，这姑娘成分高心气却不低，太褛水的她看不上眼，看得上的，人家又不敢沾她的边。要说一个女崽能够长得这么乖也实在难为她了，要是放在前些年，有得这个资格（姿色），公社当领导的、城里穿可可鞋的都会抢起要，可现在就是有这个贼心也没这个贼胆了。人家石秀华石书记，南下干部老革命，娶了个地主女儿做老婆都整得五痨七伤，其他人谁还敢触这个霉头？反过来，梁先莲本人也应当人贵有自知之明，差不多找个人家嫁了算了。她这个样子，有些成分好条件差一点的人家，也会要。老老实实生儿育女过日子，也许逃得过这一劫，至少不会自己惹来杀身之祸，还害得家里人跟着遭殃。这人呐，一旦没得根索子拴着，就容易身子发飘，招惹是非。那年头，成分高的人家，躲在屋里不出门，树叶掉下来怕打破头，都不一定保得住不出问题。她呐，一个女崽，不老老实实呆在家里挣工分，跟着那帮人“造反有理”，要参加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你一个牛鬼蛇神屋里出来的，革什么命？梁先莲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当然逃不脱人民群众雪亮的眼睛。有人亲眼看到她拿着一个小本子鬼鬼祟祟地跑到道江镇去抄大字报，还有人看见她偷偷摸摸钻进二中参加了“革联”，从二中带着反革命任务回大队搞“串联”。真是活得不耐烦了，老鼠舔猫仔屁眼——找死！
对于梁先莲的问题，上关区领导非常重视，（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刘厚善（上关区武装部长）、罗书文（东门公社武装部长）、万光裕（富塘公社植培、“红联”头头）、肖家旺（东门公社植培员、“红联”头头）、何维清（公社干部、红联头头）、左昌赐（上关公社组织干事）等人，专门开会研究过，一致认为，梁先莲坚持反革命立场，参加“反动组织”，“进二中接受反革命任务”，是上关区“四类分子翻天”的一个典型代表，必须对其果断措施。会后，由万光裕带领民兵自卫队将梁先莲抓捕归案，关到冯家小学，（当时学校已经停课，冯家小学是上关区民兵自卫队的一个据点。）由肖家旺负责审讯。
具体怎么审讯的，动没动刑，动了哪些刑，由于死无对证，时间又过去了十九年，现已很难说得清楚，但有一项内容确切无误，就是逼迫梁先莲交代自己的“反革命活动”和在二中接受的“反革命任务”，并揭发“革联”的反动内幕。我不知道梁先莲到底是怎么“交代”和“揭发”的，但估计她很难交代得令人满意，因为她压根就没有参加过“革联”。为此事我专门采访过一位原“革联”负责人，他说：”梁先莲参加‘革联’的事情我没什么印象，可能性不大。因为当时我们虽然坚持党的政策，‘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不排斥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投身文化大革命，但是当时‘红联’攻击我们很厉害，为了避免给‘红联’提供口实，对于农村中四类分子子女一般不接受他们参加‘革联’，主要是在贫下中农和基层干部中发展成员。”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区里通知东阳大队派人将反动组织成员梁先莲领回去，交贫下中农处理。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地主阶级孝子玄孙梁先莲“坚持反革命立场，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决定判处死刑。据说杀之前，出了一点小状况，几个看押他的民兵觉得，看到这号女崽，哪能个不流口水？看那个头发，看那个奶子，看那个屁股，都关在笼子里了，还透着好大一股子骚劲，就这样白白的杀掉，太过于可惜。几个人一商量，反正要杀的，不搞白不搞。想想从前一起在生产队出工的时候，跟她开一点子玩笑，偷空子摸一下她的奶子，掐一下她的屁股，你看她那个鬼样子，就像要强奸她一样，你不是摸不得，掐不得吗？对不起，这一回，我们不但要摸要掐，还要搞你一个痛快，叫你到阎王老子那里还记得我们。
八月二十六日，梁先莲在惨遭轮奸之后，“坐土飞机”上了西天。（注二）
八月二十九日，杀地主分子何麟。
九月四日，杀梁先莲的哥哥梁先琅（二十六岁）。
九月十日，杀梁先琅的妻子周平珠（二十岁）。像她的小姑子一样杀前也被轮奸，另一种说法是轮奸后被杀人灭口。
东阳大队文革“杀人风”中共杀五人，梁家占百十之六十，只留下一个四十六岁的老母亲和一个三岁不到的小孙子梁月明。人杀后，梁母带着孙子梁月明改嫁道江镇航运公司工人蒋某某，梁月明亦随继祖父改姓为蒋，梁月明这个无缘得到父母管教的孩子，跟着祖母和继祖父在道江镇慢慢长大，他后来的故事叫人痛感命运的乖舛无常和人性的繁复幽暗，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会与读者朋友们好好地聊聊他。
下面，我们到富塘公社五星大队看一看。
五星大队公社化前叫五候村，现在也叫五候村，因村边五老山上的一座古寺——五候庙而得名。《清道光•道州志》记载：唐德宗年间（公元七八零-八零五年），名吏阳城被贬迁道州刺使，赴任途中，行至襄阳，有五位童颜鹤发的老人前来迎接，问及何事，曰：唯愿使君能为道州百姓多行好事。问及五老家住何处，曰：“道州城西北五里处。”阳城感谢五老远道相迎，以彩帛五匹赠之。赴任后，问道州城西北五里处是否住着五位老者，旁边的人告诉他，那里只有一口五龙井，并无人住。阳城讶之，亲自前往查访，但见五龙井边撂着五匹彩帛，正是自己所赠。知五位老人为仙人所化，遂立庙祭祀，称为五候。
如此看来，五候庙应始建于唐德宗年间，至今已有千年历史。一九八六年我在道县采访时，到过此庙。岁月的侵蚀，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破坏，该庙已破烂不堪。庙门是个旧式牌坊，庙里有块断成几截的残碑，上书：“五候庙历唐、宋、元、明以迄于今”。当是清代所立。我对着几已空空的神位，双手合十，顶礼膜拜，没有任何求愿，只是虔诚的祈祷，纯粹的祈祷。
在我看来，五候庙与其说是道州百姓为五位仙人修建的神庙，不如说是为唐代名臣阳城建的一座纪念碑。唐史载：阳城（公元七五三-八零五）唐定州北平（今河北省定县）人。唐德宗年间官授谏议大夫，因弹劾权相裴延龄被贬为陕州剌史，后又迁道州刺史，以博学多才，耿介直言而名重一时。阳城迁任道州剌史后，勤政爱民，兴利除弊，深得道州民众爱戴。时，道州年年向朝廷进贡侏儒（称为矮奴），供皇家赏玩，为“道州任土贡”。一时道州以侏儒为贵，更有为父母者，以违背人伦天理之手段，残害亲生骨肉，使之成为侏儒。阳城痛心疾首，立志革除。上书德宗：“臣按《六典》之书，任土贡，贡有不贡无。道州水土所出，只有矮民而无矮奴……”德宗阅罢奏章，终于废除了道州岁岁进贡侏儒的虐政。史称阳城罢侏儒。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为此写下一篇脍炙人口的古风——《道州民》：
道州民，多侏儒，长者不过三尺余。市作矮奴年进奉，号为道州任土贡。任土贡，宁若斯？不闻使人生别意，老翁哭孙母哭儿！一自阳城来守郡，不进矮奴频诏问；城云：“臣按《六典》书，任土贡有不贡无；道州水土所生者，只有矮民无矮奴。”吾君感悟玺书下，岁贡矮奴宜悉罢。道州民，老者少者何欣欣，父子兄弟始相保，从此得作良人身。道州民，民到如今受其赐，欲说使君先下泪，仍恐儿孙忘使君，生男多以“阳”为字。
中国的老百姓真是太厚道了，太善良了，太容易满足了，一个人只要为他们做了一点好事，就子子孙孙记着他，感激他，歌颂他。
步出庙门，眼前大片的山、大片的水、大片的田畴，置身其间如依偎于母亲的怀抱而回归于婴儿。在这个地方谈论杀人的话题，真的有点不合时宜。
我坐在庙门的石礅上，看着门前空坪上石缝中丛生的杂草，心头一阵恍恍惚惚……
也许是真的得到了五候的保佑，五星大队在文革“杀人风”中，仅杀四人。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五星大队支部书记蒋龙祥到公社参加“四巨头”会议，回村以后，没有马上贯彻公社会议精神，因为蒋支书认为，公社领导讲的是“调皮捣蛋的可以杀他一两个”，但目前看来，大队上的几个分子还没有发现“调皮捣蛋到非杀不可”的程度，要说“调皮捣蛋”的，贫下中农里头还真有几个，可惜上头又没有开这个口子。当然，这个话他是不敢说出口的，因为这是立场问题，话一出口，屁股就坐歪了，屁股一歪就站到了阶级敌人那一边，站到阶级敌人那一边就成了人民的敌人，成了人民的敌人脑壳就危险了。但是因为有了这个活思想，行动就不免迟缓了一些。
一连好几天没有行动。
后来看到别的公社、别的大队杀得热火朝天，公社又打过两个电话来催要（杀人）数字。再不行动就说不过去了。于是，八月二十五日，在大队部召开大队干部会，贯彻公社八•二一会议精神。会上，经研究决定杀地富分子胡荣等二人。抓人的时候，却只抓到了胡荣，另一个家伙不知道如何得信跑脱了。蒋龙祥非常生气，指示民兵营长带领民兵追捕。结果还是没抓着。蒋龙祥说：“数字已经（向公社）报上去了，怎么办？再补一个上来吧，报到公社的人数不能少。”经研究决定再杀二个，一个是十六岁的周德吉，另一个是二十五岁的胡荣权，都是地富子弟。之后又杀了一个五十三岁的中农社员何清明。
杀何清明的情况处遗工作组有专案调查材料。何清明被杀与大队副支书文仕才报复杀人有关，何在“社教”运动中，根据社教工作队的安排提过文的意见，并参加了对文等人“四不清”问题的批判，文怀恨在心，文革“杀人风”中，文仕才借口何清明参加了反动组织“革联”，提出要杀。讨论时，多数支委不同意，但文坚持要杀。此案经过处遗工作组多方查证落实，定性为报复杀人案。
再讲一讲李家园大队的杀人情况。
李家园大队是富塘公社杀人最多的大队，共杀七人，其中自杀一人。我们在前面说过的公社文革主任刘安先就是这个大队的贫协主席，他是以贫下中农代表的身份担任公社文革主任的。说到杀人又得从八月二十一日公社召开的“四巨头”会议说起，支书吴永茂到公社参加会议回来后，于八月二十五日召开支委会传达公社会议精神，经研究，决定杀五人。次日，又召开全大队基干会，具体部署，当晚开始杀人。
八月二十六日杀四人：地主分子魏正福（男，五十岁）、唐原娥（女，五十岁）两公婆，地主分子聂连杰（男，四十四岁）、地主分子陈仰瑞（男，五十一岁）。
魏正福和唐原娥是“坐土飞机”炸死的。据知情者说：“因为别的大队杀地富，坐了‘土飞机’，所以我们大队开会研究时，支委陈帮学（已故）提出也让他们‘坐一坐土飞机’。当时大队的人没有什么经验，晓不得怎么搞，就把魏正福两公婆背靠背用绳子捆在一砣，中间插一包炸药，装上雷管，牵一根引线出来，就跟修水库炸石头一样，把引信一点燃，结果炸药放得太多了，炸得血肉满天飞，那个场面吓死人。”
大概是场面过于惊心动魄，接着杀聂连杰和陈仰瑞时，有人动了怜悯之心，提出杀了算了，别“坐土飞机”了。好，不坐就不坐，就用刀砍了。
第二天（八月二十七日）又杀两人：富农分子文绍富（四十七岁）和他的老婆杨月英（四十五岁）。
本来大队开会研究名单时，没有杨月英。妇女主任李瑞娥带着一帮女民兵把她也捆了来，已经捆来了再放就不合适了，只好一起杀掉算了。
富农分子陈发寿看到魏正福两口子被炸的惨状，吓得魂不附体，不知道自己哪天被杀，一天到晚神神道道地念：“我留个全尸就好！要给我留个全尸就好！”九月一日，民兵到他家通知他到大队参加四类分子训话会，一敲门，陈发寿以为要杀他的来了，拿起早已准备好的脖子，上吊自杀了。
八月二十九日，富塘公社在李家园大队召开生产队以上干部扩大会议。这个会议规模很大，有三百多人参加，主旨是制止滥杀。会议的召开有两个背景，一， “红联”营江前指牵头，于八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在营江召开了全县政法干部会议，讨论制止滥杀问题。虽然这个会议最后开成了一个动员杀人的大会，会后很多地方搞了平衡杀人和补火杀人，道县出现了第二次杀人高峰，但也有部分区社还是召开了制止滥杀的会议，富塘公社可以算是其一。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军六九五零部队之一部奉命进驻道县宣传毛泽东思想，制止武斗，制止杀人，已于八月二十九日上午进入道江镇。笔者从有关资料上看到，从八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九日，富塘公社一连开了四个会议。前三个是动员部署杀人的，第四个是制止杀人。这四个会议全部是丁天志、唐咸书等人主持的。尽管笔者对这个说法还有一些疑问，但，无论怎么说，八月二十九日李家园这次会议应当算是一个制止杀人的会议，至少是一个制止滥杀的会议。唐咸书在会上说：“今后不准再乱杀人了，谁杀谁负责。实在罪大恶极的，也要先整材料报上级批准，批准以后才能杀。”
但在会议快结束时，公社文革主任刘安先站起来说：“开会讲的听他那么多，各大队自己考虑，有调皮捣蛋的，杀几个也要得。头发打湿了总要剃，该杀的还得杀，贫下中农同意杀，不要报公社，自己决定。”
会后，立埠等大队又抓紧时间杀六人，其中立埠大队杀三人。
立埠大队在“杀人风”中属于行动比较迟缓的大队，最大的问题出在领导班子比较涣散上。八月二十一日，公社召开各大队“四巨头”会议，只有大队长曹发开去参加了。回来以后，一直拖到八月二十七日才开会传达贯彻公社会议精神，研究杀人名单时，又因为有人思想右倾，没能达成一致，最后决定先将四类分子何告昌、何仁胜两爷崽，还有一个中农何润胜三人关起来，请示公社后再作处理。
没想到去抓人的时候，三个家伙全逃跑了。太明显了，肯定是出了内奸，走脱了消息。这个内奸是谁呢？简直吃了豹子胆，公社领导早就说了通风报信的按“叛徒”论处，这可不是好玩的事情。本来要严肃追查，可是一看可能当“叛徒”的嫌疑犯太多了，都是乡里乡亲的，低头不见抬头见，查得不好伤了和气，查出问题来又得杀人，也就网开一面了。（至今都不知道到底是谁给通风报的信。）
八月二十九日，公社在李家园开会，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制止滥杀的会议，公社领导在会上讲了立埠逃跑的三个坏东西，两个在梅花落网，一个被清溪的民兵抓住，要大队去领人。与会者一阵哄笑，搞得立埠大队的干部感觉到很有点颜面扫地。开完会，把人领回来以后，当天晚上，支书何富胜召集大队干部开会，研究如何处理这三人。由于公社领导已经开口不准再乱杀人了，罪大恶极一定要杀的，要先报材料，开会时大家都不吭声。大队贫协主席何能昌看到这帮人一个个怕死不革命的样子，心里有气，就站起来说：“我的意见只有一个字，杀！他们不逃跑还可以宽大，逃跑了抓回来的，还留得么？你们怕负得责，我来负责，以后要作检讨我去作。”既然贫协开了口，还有什么可说的，当晚，便将三人杀害，抛尸洑水。
注释
【注一】 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中，杀人最多的是蚣坝公社，杀五百二十四人；第二名是审章塘公社，杀二百八十五人。倒数第二名是富田公社，杀二十四人。
【注二】 梁先莲杀前曾被轮奸之事，处遗工作组曾立案进行调查，因缺乏证据，无法落实，故作出了不能成立的结论。笔者所记是根据原始控诉材料写成，特此说明。本纪实文字原则上不写未经处遗工作组落实的内容，但因此事在道县流传太广，故记之。
（待续）
文章来源：阿波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