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3月25日讯】以人定色，以色喻人。戏曲世界里，要数这几张脸谱最有象征意义：红色的忠义；黄色的凶悍；白色的奸诈；黑色的刚正；蓝色的勇猛，它们恰好是中华五色精神的最佳体现。人物粉墨登场，贤愚尊卑即一目了然。
中华五色：天地秩序的彩衣
大唐盛世，皇宫内外一派奢靡荣华。一阵急促悦耳的风铃忽然响起，皇帝信步走向中庭，观望高杆上五面缀着金铃的旗帜如何飘展。这几面旗帜组成的旗阵叫相风旌，起着风向标的作用。五代人王仁裕专心搜罗逸闻趣事，颇以此物为异，遂将其记入《开元天宝遗事》中。书内记载虽不够详尽，却也足以引发后世学者的种种想象。
西安美术学院的彭德教授，仔细推测了五面旗帜可能的摆列方式：青、白、赤、黑各居一方，分别对应东、西、南、北。当青旗飘向白旗时刮的是东风，当赤旗飘向黑旗便是南风，反之则是西风和北风。还有一面黄旗居于中央。
问题是，我们都知道有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显示四方风向却要设五面旗，岂不成了五方？那第五方在哪儿？
迷恋上“五”
中国人自古就有数字情结，比如“九五之尊”、“一言九鼎”的九，比如“事不过三”、“三人行必有我师”的三。但还有一个数字对国人影响深远，那就是“五”。农作物里有五谷杂粮，演奏的音律被称为五音，身体内的器官也被称为五脏。
历史中也不乏崇五的例子。春秋时，卜经离乱的齐桓公向大夫管仲问计，管仲说一个“五”字即可治理好国家。用“五”可以釐定事物的名义，制定国家大律。乱了规矩，国君要亡国，士大夫会失势，民众则会家破人亡。
为什么“五”如此重要？谜底还是与“五方”有关。
那是比唐朝早两三千年的上古时期，大智大慧的尧帝对“四方”产生了强烈兴趣，遂命大臣羲仲等去“四方”观察天象。这种朴素的认识，不见得比古埃及、古希腊的方位观高明，但此后发生的一切却显示出中国的独特。
上个世纪40年代，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胡厚宣研究殷墟时，发现殷商的祭祀官用甲骨上铭刻的文字，郑重向后世昭告，他们祭祀的不是四方，而是五方。第五方是什么？——“中”。殷人把一个大大的“我”字写在四方的中央，四方从此由人把握，这才是真正的中国式方向观。
把“中”与“东南西北”并列而为五方，这几乎是一种跃进式的革命，如同对中华文化的开蒙。它意味着殷人意识到自我存在的重要，广阔、陌生的蛮荒从此不再可怕，中心点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家”，人们在这里停歇、安居、欢歌泣舞，“中”国成了这个家园理所当然的名字。
也许从那时开始，中国人迷恋上了“五”，把“五”看作华夏民族打开宇宙的密钥式数字。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大唐的相风旌一定要设五面旗。
中国哲学的彩色外衣
比五方更重要的，是五行。
今日山西太谷是个很不平凡的地方，那里养育过一位大哲，名叫箕子，他深刻影响了后世中国。箕子出身王族，贵为商纣王的叔父，《史记》中说，纣王做了一双象牙的筷子，箕子哀叹，并为此感到恐惧不安，仿佛看到了王朝末世的征兆。这位见微知著的大思想家于是隐遁起来，思考救民救国的办法。他苦思冥想，充分吸纳前人的知识，写出了一本《洪范九筹》。可惜，箕子的学说完全无法被纣王接纳，倒是灭掉了商纣的周武王，能够恭恭敬敬、诚惶诚恐地下问于箕子，箕子就把治国大道传给了周武王。
“洪”字为“大”，“范”是模范、模型，所以《洪范九筹》相当于在天地之间立身、治国的九条规矩，而其中“五行说”赫然列在九条之首。令人惊讶的是，五行的诞生原来如此之早。
在箕子看来，五行就像五种元素，它们构成了世界万物。这有点像今人看待分子和原子，这些所谓的物质元素就是金、木、水、火、土。它们不但赋予了万物属性，而且也决定了万物的性质和关系。箕子认为，处理好了这些元素之间的关系，天地自然和谐，生活自然安康。
为了说明道理，他举了大禹治国的例子：土，能承纳收藏；水，能滋润流淌。禹的父亲鲧只懂得用土去克制水，而禹采取疏导利用的方法，发展了水稻生产，无疑更胜一筹。金和木、木和火也有密切关系，就是刀耕火种。
世间万物都存在着差别和联系，有了一个好的例子，中国古代的哲人开始借题发挥。他们通过比附和推演，彻底把五行变成了一个公式，万事万物都可以由其幻化，方便地套用。
首先五行与五方得到了对应，日出东方，与木的生发相类似，所以东方属木；南方炎热，所以属火；日落于西，与金清肃、收敛的特性类似，西即为金；北方寒冷，与水的特性类似，故属水；中央象征承载、受纳之力，所以为土。
只用了简单的推理，就达成了目标。
五行和颜色的对应也不困难，木色青，火色赤，土色黄，金色白，水色黑。有人也许会问，水为什么对应黑呢？理由是水积深以后，颜色也越来越深，另外，北方属水，昼短而夜长，所以属黑。
青、赤、黄、白、黑这五色，伴随着五行和五方诞生了。
如果说最初的五行概念，只是对物质的归总与分类，它本应与五方一样，只是一种对世界的简单认知，但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无疑改变了这一情况。一个朴素的生态系统，被演绎成伟大的哲学思想雏形，周武王如获至宝，从此开启了“以规矩为本”的天下统治。世间万事万物，基本都被纳入以五行作为间架的体系。例如五声，宫商角征羽；五味，酸苦辛咸甘；五气，寒风热湿燥。
而所有这些，又都能和五色攀附上关系。
我曾听说“用五色治未病”是中医的绝技之一，未病指没有发病的疾患，辨色，即可知病。我经常请教的一位中医曾说，辨色不仅看肤色，连汗都有颜色，而且有五色之多，它们和人体肺腑相互对应：色白属肺，流白汗者，要警惕肺虚胸痛；而汗水呈现淡淡的黄色，则表示脾胃不适；红(赤)汗要医心，绿(青)汗则治胆。在人还没有自觉其病时，凭着异常的颜色，中医就能发现病兆，对症下药。
对五行的推崇和演绎，越演越烈，到了汉代，为和五行匹配，五行学家居然硬造了一个叫“季夏”的季节，又叫长夏，时间大概是每季最后的十八天，组成一个跨越四季的“五时系统”，让季节方便地对上了五行，这有一个好处，就是国人可以顺理成章地为社会生活穿上了彩装。
五行的木、火、金、水、土，只要经过简单的比附，就可以和五色相联系——青、赤、黄、白、黑，它们恰巧是自然万象中五种最基本的色相。在五色又与春、夏、秋、冬、季夏得到对应后，天子非常方便地为百姓做起了表率。他们根据季节去更换居室、衣服、佩饰、马车、马匹、旗帜、仪仗的颜色。汉以后，帝王的起居和行为大多按照“五时色”的原则执行。
文章来源： 中国国家地理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