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3月18日讯】）自“中共活摘器官”罪行的不断曝光，对于非法器官移植与贩卖在国际上的影响，以及制止活摘器官罪行也越来越被人们关注，3月12日晚，在澳洲纽省议会大厦，由绿党议员大卫•舒布瑞杰（David Shoebridge）主办的“终结人体器官在中国的掠夺”研讨会上，请来了《国家掠夺器官》一书的作者之一悉尼大学Maria Fiatarone Singh教授，以及加拿大前国会议员、前亚太司司长、人权活动家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先生，为此，记者针对“国家掠夺器官”与澳洲立法等对Singh教授作了一个专访。
记者：我曾经遇到有人问我：在巴基斯坦、印度等国也有非法摘取器官移植的事情发生，这与在中国所发生的有什么不同？
Singh教授：在非法器官摘取与移植这个问题上，中国与其它国家的区别在于规模性、机构性的介入。在其它的国家，这是零星发生的，不是系统性地发生的。而在中国就不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这本书叫做“国家器官掠夺”。
在中国，军队医院参与了这种活动，公安系统在操作，政府参与了，而且是在国家这一级。这不是某些个别人、个别的医生诉诸非法的活动，以便挣点外快。这是一种由国家认可的，非法的行动，挣很多很多钱的勾当，其规模是巨大的，在其它国家见不到的。
因为在别的国家，没有像法轮功那样的作为政府打击对象的那么庞大的团体。在中国的拘留中心，拘押着数以百万的人，这在世界上其它国家是见不到的。因此说，这种罪恶的规模是超级庞大的，而且政府机构涉入的程度也非常深。这就是我认为他们为什么是不同的。
生命是平等的，为解脱自己让他人承受痛苦是残忍的
记者：那么对于海外的人们来讲，由于中共政府的参与，他们也难以辨识器官供体的来源，这些器官到底来自哪里？
Singh教授：是的，通常是不被告知的，没有人被明确告知器官的来源与出处。但是许多人有一些线索，隐约中能够知道的，为了得到这样的器官，某些人不得不被杀掉。因为等待肾脏的时间，在澳洲至少是五年，你不可能在一个星期就搞到肾脏。而且很显然在中国，没有那么多的人愿意成为器官捐赠者。因此很多人对这件事视而不见，基本上知道这件事是怎么回事，但不去过问。
作为一些情况紧急，不得不诉诸任何手段做器官移植的病人来说，他们把自己的痛苦转嫁到了别人的头上。而别人为此所承受的痛苦，是惨不忍睹的，是非人的，没有人愿意过那样的生活。他们为解脱自己的痛苦，却让另一个人承受痛苦。
我们知道，也许有人说，只有一两个澳洲人去中国做器官移植，这有什么关系？你可以想这是一件小事。但是，是不是一两个澳洲人的生命就比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的生命还值钱？你可以这样想，如果你不认为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