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3月10日讯】2月21日下午，新疆公民赵海通先生到达武汉市著名异议人士秦永敏家中做客。晚饭后，赵于6时许离开秦家，并且相约15分钟后，赵给秦回复电话报平安（以防被秦家附近游弋的维稳人员非法抓捕）。结果赵出门后就没了音讯。
数小时后，秦永敏终于电话联系上了赵海通，证实赵的确是被秦居住地的维稳人员给抓走了，且还对赵进行了暴力殴打。赵在电话中说：“我对维稳人员说了，我是一位合法公民，是从新疆来看秦永敏老师的，依据法律法规，我来探望秦老师并未违法。然而，那个宽脸的便衣警察却无凭无据地诬陷我说我是反党分子……并且我还被他们铐住双手暴打”。
晚10时左右，上海维权人士李化平（当时正在武汉）与三位当地维权友人李勇、蔡从富、耿彩文（女），将赵海通送到医院进行了身体检查，之后又一起到武汉市青山区新沟桥派出所报案。
次日，李化平、蔡从富、李勇、童斌、李有珍等一行九人，依据宪法第35条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在武汉市街头举牌示威，对赵海通遭到武汉市维稳人员非法暴力抓捕及殴打一事，表示愤慨和抗议！
常言“一叶知秋”，此次赵海通赴汉看望秦永敏被殴一事，可谓是中国暴力维稳的一个缩影。该事件，折射出当局的维稳政策给中国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一）习近平近期提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去……”，并要求各级政府遵宪依法，“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但是在一党专政之下，就是习所言也只能流于空洞的口号，根本就无法实现。
赵海通作为一名合法公民，拥有中国法律所赋予他的自由出行、探亲访友的权利；而秦永敏先生也完全拥有会客的合法权利。然而，武汉当局却公然践踏宪法，肆意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禁止公民探亲访友，甚至对赵海通非法抓捕并残暴殴打。
这一案例典型地说明：有一党专政，就必然会有“稳定压倒一切”；有“稳定压倒一切”，各级政府就不会“遵宪依法”。所谓“稳定”就是为了保住一党政权；为了保住一党政权，自然就会不择手段地侵害公民的人权，不惜违反中共自己制定的宪法和法律。对于中共，保住政权远远重要于国家的正义、法制，更不要说是公民的言论自由和人权。
自由是促进人类进步的最伟大的动力，然而中共“稳定压倒一切”的政策，却剥夺了国民的自由，压抑了他们自由选择、自由创新的能力，从而牺牲了中国民族未来的美好前途。
（二）赵海通被殴一事，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中共合法性的危机。按照中国宪法（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大于党；但是在现实中则是党大于法。比如中共的政法系统，从来都是强调党对司法必须保持绝对的领导，法院、检察院、公安都要服从政法委的领导，连法官判案都要遵循政法委的旨意。如此，司法就可以由党任意操纵。只要形势需要，司法就是党“维稳”的工具，由此宪法、法律也就变成一纸空文。赵海通被殴事件充分说明了这点。
但是这样做的结果是，中国的宪法、法律就丧失了公信力。比如当今的法院，无论什么案件，无论怎样判决，当事人都不服气，因为国民不相信司法。中国民众上访潮的持续不退，就是司法公信力丧失的明证。司法是国家公信力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一个国家司法丧失公信力，那么国民就会质疑该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国民就会与政府离心离德。中国目前广泛存在的仇官仇警现象，以及此起彼伏的群体性反抗事件等，都体现了中共政权的合法性面临严重危机。
（三）现在的中共官员与维稳队伍，绝大多数已经变成利己者，有能耐的为升官发财，没能耐的为保饭碗；他们最不在意的就是“共产主义”信仰、国家前途。凡事只要不触及他们的私利和饭碗，一般都懒得去管，得敷衍就敷衍；少数为“党”卖力的也是图政绩、图升官，并非是真心保卫党。如今社会暗流涌动，搞不好，再遇上一个杨佳大侠，岂不白白送死？
当局每年花7000亿维稳，组建百万维稳大军，只不过是助长各级官吏的腐败而已。
随着腐败的继续泛滥，中共的官员和维稳队伍也将会进一步走向懒散与瓦解，其维稳效率也日趋衰减。中共将维稳的目标主要放在“看死”异议人士上，比如对秦永敏的严控、对赵海通的殴打，但是中国所谓的“不稳定因素”并非是异议人士。中国的危机是：国民普遍不认同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普遍对政府、对司法的不信任；普遍对不公正、对腐败、对悬殊的贫富差异的愤怒……如果这些问题不从根本上解决，“维稳压倒一切”只会火上浇油地将中国推向崩溃。
文章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