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3月10日讯】【编者的话】《延安日记》作者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苏联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身份，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记形式，根据他的观点，记述了延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全书以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与苏共的关系为背景，记述了中共的整风运动、中共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共与当时驻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组织的接触以及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均有评述。
《延安日记》
1945年5月11日
大会上又一个发言者是古大存。
古大存是中国红军的组织者之一。他在游击队里度过了大半生。
下一个发言的是李富春。
———-
为了使“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成为“标准尺度”，经过了多少年的剧烈的党内斗争啊！
———-
中共中央主席并不把王明看作党内同志，而把他看成是一个威胁到他毛泽东的名望的深孚众望的领袖。这虽不是迫害王明的主要理由，但至少是理由之一。
1945年5月13日
代表们就抗日战争问题的讨论，以及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到此结束。
参加讨论的，有所谓“小资产阶级反对派”的代表，包括洛甫、聂荣臻、杨尚昆、陈云、陆定一、刘伯承、博古。
他们承认了错误，归结起来是：对马列主义作了教条式的理解，在实际工作中脱离了群众、低估了毛泽东。
在莫斯科学习过的洛甫、杨尚昆等，在发言中批评了苏联教育中国同志所采取的错误办法。他们都承认受了“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经验主义”之害，承认他们布有小资产阶级的特点。
所有的发言者对苏联都表现出两面派态度。
几乎人人都为中国共产党的强大盟友苏联而观呼。
同时，所有的发言者又这样那样表现出反苏情绪。供认犯“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以及其他错误的自我鞭挞，其矛头实际上是针对苏共的思想准则的。同时，这也等于是抛弃这些准则，肯定中共的新哲学（“毛泽东同志的学说”）。
这种两重性首先反映了中共中央主席对苏联的态度：一方面倚仗苏联的实力来捞取治资本；另一方面又谴责和压制“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是用来掩盖反苏作法的）。
毛泽东喜欢听奉承话，这在当前的大会上从他对代表们的发言的反应中看得特别清楚。
每个发言者都一定要对中共中央主席歌颂一番。多年进行整风，死记硬背各种文件（“二十二个文件”之类），无休止地反复念诵那些作为马克思主义教育内容而端出来的老生常谈，“反复灌输无产阶级精神”──每个人的发言中都有这些内容。
发言的许多内容是可以不讲的。已经是一清二楚的东西，为什么要再三重复呢？可是，人人还都是要把“洗脑筋”过程中硬塞到他们脑子里去的思想，认真地复述一遍。发言者千篇一律，不只赞颂毛泽东的报告，而且赞颂他说过的其他的话。来自毛的一切，都是“令人钦佩的”，“深刻的“，”意义重大的“，等等。毛主席一边听，一边在他的座位上赞许地朝发言者微笑着。
发言者动辄引用“毛主席”著作中的论点，不是为了支持某个论点或真个结论，而是为了向大家，特别是向中共领导人，表露他们感受到的“整风的极大幸福”。
毛泽东搞了多年的党内斗争和残酷的清洗，通过在政治上耍手腕，才有把握把代表大会开成他所希望的那样，才终于召开了这次大会。(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