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3月5日讯】【导读】《血的神话》是一本描写文革时期，湖南道县大屠杀的报告文学。作品记录了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发生在中国湖南发生的一段被当局刻意隐瞒的历史。作者谭合成花了近二十年的时间，对文革期间发生在湖南道县的大屠杀进行了深入地调查。被调查者以“一字不实，砍头示众”、“若有虚言愿负一切法律责任”的保证提供了大量真实材料，在此基础上作者完成了这本五十多万字作品。由于人生际遇，作者也有机会接触到大量官方资料，并采访了几乎所有与大屠杀有关联的重要人物，这使作者兼具了官方记录者和民间采访者的双重身份，能够较完整地呈现了这一历史真相。尽管这是一段让中国人深感羞耻的历史，但是为了让这个悲剧不再重演，我们必须去了解它。
(接上期)
卷二
第六章 一九六七•道县•大屠杀前夕
前文说过，笔者这次道县采访是一次天时、地利、人和差一点而不可得的机遇，其时恰逢地区处遗工作组一千三百余名干部（其中近一半在道县）经过两年工作，面上的任务基本完成，正进入最后的总结汇报阶段。来得早了，面上的工作还在调查处理阶段，各种书面材料还没汇总起来；来得迟了，这些材料就已成为绝密文件封存了，解密不知要到何年何月。错过这个机会，即使多花百倍精力，也难获得如此大量、完整、全面的第一手资料。
我们是打着采访处遗工作组成绩的旗号去的，而且采访的初衷也确实如此，所以采访开始得较为顺利。也许一开始我们把困难和阻力想象得太多了，太大了，当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交给我们时，我的手和心都不由自主地猛烈下沉。这么多珍贵的资料就这样轻而易举地交给了我们，毫无戏剧性和传奇色彩，这，大大出乎意料。这是数以百计的人两年的心血结晶。正是它们使得蒙在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上的层层迷雾在我们眼前慢慢飘散。除了一些细节还需我们去做深入细致的采访外，整个事件的轮廓已然清晰。除了再三向材料的提供者表示诚挚的谢意外，我们实在没有别的感谢方式，不过，有一点可以向他们保证，他们做的和我们做的都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整个民族。
应当说任何一件事情的发生、发展，除了深刻的历史背景之外，都有其独特的契机和自身的原因。那么道县文革杀人的起因是什么呢？让我们寻着历史的蛛丝马迹，一起回到当年去亲历一番吧。这样，大家都会有自己的收获。
以下内容的资料来源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一九八四-一九八六年处遗工作组的材料；
二、一九八六道县大屠杀“揭盖子学习班”的材料；
三、我们的采访；
四、部分道县文革杀人事件重要亲历者的第一手资料。
一九六七年整个中国处于一片疯狂的混乱之中。进入七月以来，随着大自然的气温不断升高，中国人民的革命热情也达到了沸点，所暴发的精神力量足够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消化好几个世纪。七月十八日，中南海内组织了批判刘、邓、陶夫妇大会，抄了刘少奇的家。七月十九日，彭德怀受到了残酷批斗七月二十日，武汉发生了所谓“七•二○反革命事件”，中央两报一刊公开提出“文攻武卫”口号，各地武斗加剧。八月五日，刘、邓、陶夫妇分别在中南海再次受到批判，天安门广场召开了百万人批判大会。同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毛泽东一年前写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并配发社论《炮打资产阶级阶级司令部》。八月七日，公安部长谢富治提出“砸烂公检法”。八月九日，林彪提出“现在革命是革原来革过命的人的命”，号召“要建立新的国家机器”……
这些“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令，通过“红色电波”，织成一张密网，笼罩着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也笼罩着湘南边陲的这个小县城。街头巷尾触目尽是“北京来电”和“特大喜讯”。人们手捧红宝书，高举语录牌，敲锣打鼓涌上街头，欢呼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道县出现了两派势不两立的群众组织，一派叫毛泽东思想红战士联合司令部，简称“红联”；另一派叫无产阶级革命派斗批改联合指挥部，简称“革联”。革联主要是由青年学生、青年教师、市民、手工业者、下层知识份子及少数干部组成，成分较复杂，知识层面较高，以往遭际不平也较多，对官僚阶层和现实社会的不公更具反抗精神。这一派，在县城势力较大，以道县二中为据点，用高音喇叭日夜不停地播送中央两报一刊纪念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一周年的社论：《宜将剩勇追穷寇》。红联则与当地新旧政权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们中大多数人“根正苗红”，是既得利益者或名义上的统治者的依靠对象，因此更倾向于维护既往的政权和秩序，对那些斗胆犯上作乱且自称“造反有理”的人极为反感。红联拥有现实当权者和几乎整个乡村政权及组织的支持。这里所说的现实当权者主要是指县人民武装部。县一级人民武装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地方部队的基础组织，条条上（军队系统）归军分区管辖，块块上（武装部所在地）受县委领导。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既是军人又是地方干部。比如说，当时道县武装部部长崔保树、政委刘世斌同时又兼任中共道县县委会常务委员。自从一九六七年一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全国变相进入“军管”， 道县以人武部门为核心成立了人武干部、革命群众组织代表、革命亮相干部三结合的县、区、社三级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简称抓促小组），道县武装部成为现实当权者。
红联叫革联为“革匪”，革联则把红联叫做“红老保”。
两派在县城里相互攻击指责，时有小规模的武力冲突。为了打垮对方，都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
道县的气候素有“四时皆夏，一雨成秋”之说，即冬天不冷，夏天不热，一下雨就凉快。可是据一些老人回忆，这一年的天有些古怪，进入八月以来，天总是阴着，不见晴，也很少下雨，闷热难挡。他们说：“老天爷也晓得要出事了！”
道县人有创作顺口溜的传统，对于文革“杀人风”也写了一首：
八•五会议信号弹；
八•八抢枪导火线；
下坝大队开杀戒；
喜鹊郑家点烈焰。
既然如此，我们就从“八•五会议”写起。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日至五日，道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召开全县各区抓促小组负责人紧急会议。这次会议有些人说它是一次抓革命促生产的动员大会；而另一些人说它是一次杀人的动员大会。
现将会议记录摘要如下：
时间：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下午
地点：江西会馆（县委党校）
参加人员：各区社抓促小组组长
会议内容：全县抓革命促生产会议总结
刘世斌（县抓促小组第一副组长、县武装部政委）：同志们，全县抓革命促生产会开了三天，今天就要结束了，现在请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副组长、县委书记熊炳恩同志作会议总结。
熊炳恩（县抓促小组副组长、县委副书记）：首先让我们一起学习最高指示：（略）
（接着熊列举了全国、全地区阶级斗争的种种表现。略）……当前阶级斗争出现了新情况，阶级敌人活动十分嚣张，前几天，六区出现了反动标语，阶级敌人造战争谣，说蒋帮要反攻大陆，美帝要发动世界大战，战争一旦打起来，先杀正式党员，后杀预备党员。一区有个伪团长，天天找大队支书和贫协主席，闹翻案，闹平反。十一区唐家公社下龙洞大队的地主富农公开反攻倒算，扬言要把贫下中农分得的房屋田地要回去……有的地方分土分地、乱砍乱阀、纠纷武斗、劳力外流、投机倒把，对这些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同志们一定要提高革命警惕，万万不可掉以轻心。六区在这方面做得好，主动向阶级敌人进攻，革命生产有起色。这说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不抓阶级斗争就不能促进生产发展……我们要狠抓阶级斗争这个纲，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对于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要严厉打击；对于不服管制的四类分子，要组织群众批判斗争，发动群众专政；对罪大恶极的，要整理材料上报，依法惩办，狠狠打击。
在此，有必要将当时道县县委、县政府三位主要负责人的际遇做一番简介：
一、县委第一书记石秀华，南下干部，河北省玉田县人，家庭出身贫农，时年(一九六七年)三十九岁。石为人脾气爆燥，作风霸道，干部群众背后称之为“南霸天”；加之中了阶级敌人的“美人计”，娶了个地主女儿做老婆，被宣布为打倒对象；已由“红联”揪出并押送道县农村某地，交贫下中农监督劳动。
二、县委书记熊炳恩，本地干部，道县东门乡人，家庭出身雇农，时年三十九岁。熊在运动初期，因“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受到冲击，现作为革命亮相干部站出来主持工作。
三、县委副书记、县长黄义大，本地干部，道县审章塘乡人，家庭出身上中农，时年三十三岁。现被关押在“革联”总部(道县二中)交代问题，接受革命群众批判斗争。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二个问题：一、此时此刻，熊炳恩在道县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二、熊炳恩八•五讲话的份量。
从已掌握的证据看，直接指示杀人的话，坐在主席台上的人似乎谁也没说，但都有一颗杀人的心，确切地说都有一颗杀四类分子的心。 （注一）
各区社抓促小组组长大多是区社武装部长或公安政治干部，会议结束后，星夜赶回各区社，传达精神，部署工作。
紧接着，一件突发事件，加速了大屠杀的到来，这就是道县文革史上被浓墨重彩反复说道的八•八抢枪事件。过程其实很简单，八月八日，两派斗争中处于劣势的道县“革联”在零陵地区造反派组织的协助下，拿着零陵地区军分区赵副司令员的介绍信，闯进县武装部，砸烂武器仓库的大门，强行“接管”了枪支弹药。第二天，又把武装部藏在天花板上的枪支配件（撞针）全部取走。所抢枪支大部分由零陵“抗暴”和地区“湘江风雷”带走，留下了一百五十条枪和配件（撞针）给“革联”文攻武卫。
我们手头有一份“红联”头头、县生产指挥部干部张明耻一九六八年八月七日写的“揭发交代”，可从一个侧面对八•八抢枪事件做一个印证：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上午六点，在武装部仓库边我找到了刘政委，刘政委指着被砸烂的仓库门，边哭边说：“昨天晚上‘革联’配合零陵‘抗暴’抢劫了我们的战备枪支弹药。你们看了现场就清楚了，仓库门都给他们打烂了，这就是铁证。老右派、地主崽子都来抢我们的枪，三、四个人对付我们一个，他们是有意搞垮我们，是搞反革命政变了！”我听了他的话，也就跟着哭了，也认为是搞反革命政变。
八月十号上午八时，我与刘振夏到武装部找刘世斌要武器，在路上碰见了刘，他对我们说：“现在‘革联’全副武装进驻我们武装部，我失去了人身自由，言论行动都受他们的监视，他们把我们当敌人看待。文化大革命这样搞，我就是想不通。上面不准我们造反，要是准的话，我要坐到北京去造反！”见他避而不谈武器的问题，我们硬缠着他到了生产办公室他的住房里。他招呼我们坐下后，对我们说：“道县的阶级斗争很尖锐、很复杂，‘革联’这样搞，充分暴露了他们的反动本质。现在你们的心情我是理解的，武装部确实一点武器也没有了，要是有的话，我们会支持你们的。‘革联’抢了枪，你们手无寸铁，但是不要着急，区社民兵有的是枪，农村的枪比‘革联’的枪还多，特别是一区、六区武装部长手里，还留有一些子弹，你们派人去与他们商量一下。”刘又向我们透露：“‘革联”准备开个区社武装部长会，刚才逼我签字。我是不会签字同意的。他们的企图是把区社武装部长都喊到县里来，好一网打尽，将来区社民兵就没有人指挥了。我现在打电话不方便，你们给各区打个招呼，要他们不要到县里来上这个当。”
另有一份“革联”头头、原道县粮食局工会主席刘香喜写的材料，可从另一侧面对抢枪事件做一个印证。
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晚七时许，县武装部赵德才副部长带着两个参谋，匆忙赶到了二中“革联”总部办公室，对“革联”领导小组组长朱永丰、副组长胡贤忠、朱峰章和“红卫兵”头头黄承利说冷水滩造纸厂生产科长毛建生和零陵“抗暴”（零陵地区造反派组织）负责人，持零陵军分区司令部的介绍信（此介绍信现保存于县档案室）来接管道县武装部武器库的枪支弹药，当晚就要全部运走。赵副部长说：“武装部考虑到‘千家洞’和‘湘源锡矿’（湖南省防敌特空降重点地区）防空降任务的紧迫性，希望‘革联’领导人出面做工作，速去武装部参加武装部和零陵‘湘江风雷’和‘抗暴’两派的谈判，请求他们以国事为重，留下一部分武器弹药供防敌特空降使用。”
我当时是“革联”的普通成员，正带着女儿在二中后院看电影，事先并不知情，航运公司的何次才在电影机旁告诉我这个情况，何建议我也去武装部听听。我说：“赵部长是找‘革联’领导谈问题，我去算什么？”当晚我一直和女儿一起看电影，电影散场，就回家了。
第二天才得知，朱永丰、胡贤忠、朱峰章他们几人在赵副部长的邀请下，到县武装部参加了武装部政委刘世斌主持的，和冷水滩“湘派”头头毛建生、零陵“抗暴”代表的“四方会谈”。谈判结果是：好枪（苏式骑枪）全部由“湘派”冷水滩“星火支队”接管；零陵“抗暴”只要了一挺重机枪和一些短武器；其余配不上套的、打不响的一百五十条破枪，移交“革联”防敌特空降使用。这些枪后来由复员军人吴××修好的。
“八•八”革联接管枪支时，我只是“革联”普通一兵，既没资格参加接管武器谈判，更没有抢劫任何人的任何武器的行为。直到八月中下旬，“红联”指挥民兵师要血洗二中，“革联”危急，他们几个读书人束手无策，因为我是复员军人，在部队当过作战参谋，略懂军事，才在危急之中选举我为“革联”头头。
……一九八二年，道县大屠杀遗族数百人赴京“喊冤告状”，中央派国务院办公厅副主任周杰同志下来调查落实。周主任问当时的县委领导：“道县杀人是怎么回事？”县委副书记熊礼衡竟回答：“是刘香喜引起的。”周主任问：“刘是什么人？”熊答：“是打砸抢分子。”周问：“既是刘香喜杀人，为什么全县数万分状纸，上千人次上访，都不告他，而告地委副专员熊炳恩、‘红联’头头郑有志、贺霞，还有你熊礼衡（注二） 呢？”熊哑口无言。
八•八抢枪后，“革联”以左派胜利者自居，而对立面“一月夺权”的胜利者“红联”则感到压力很大。（注三）
八月九日，“红联”后勤部长张明耻主持召开“红联”骨干紧急会议，研究应变措施。会议吵吵嚷嚷争论不休，最后决定“红联”总部由县委大院迁到营江公社，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胜利的道路。
营江公社位于道江镇西面不到四公里处，它的前身是国营道县农场，实际上是道县的一个直辖公社，地位相当于一个区镇。
此时的道县，县城道江镇基本上为“革联”所控制，出了道江镇便是“红联”的天下。
八•八抢枪事件后，道县人民武装部门（县级为解放军地方编制，下面各区和公社武装部为地方政府编制）与“革联”的关系更加势同冰炭，而与老朋友加战友“红联”的关系则进一步密切。县武装部崔部长、刘政委等人经常到营江“红联”总部指导工作，其作战科长刘××、后勤科长周××坐镇营江，现场办公。有证据表明，在随之而来的大屠杀中，道县人武部门这个货真价实的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在制造谣言、扩大矛盾、挑拨丛恿、策划组织等方面都有作为，对整个屠杀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八月十一日各区武装部长（大多数兼任各区抓促领导小组组长）和部分“红联”头头们在清塘公社营乐园大队俱乐部召开战备会议，研究决定集中各区基干民兵（持有枪支的民兵）攻打“革联”总部，拔掉这个“土围子”。由六区（即清塘区）武装部长郑有志等人组成前线指挥部，郑有志任总指挥，后勤支援和情报工作由“红联”头头负责。会上同时研究了建立巩固的“后方根据地”等多项措施，特别强调要将四类分子（及其子女）管好管严，“乱说乱动”坚决镇压。
会议一直开到午夜十二点。
同一天，县生产指挥部会议室里，县武装部政委刘世斌、县委书记熊炳恩通过邮电线路，召开全县各区社抓促小组组长电话会议。熊炳恩布置了各区社抓紧抢收中稻抢插红薯之后，又一次强调要狠抓阶级斗争，他除了重复五日会议总结的内容外，重点讲了武装部和公安局的枪被抢了，阶级敌人要翻天了。他愤怒地敲着麦克风说：“各地要发动群众采取果断措施，加强对阶级敌人的专政，要把民兵组织起来……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卫好‘双抢’。”
一切都在顺理成章地进行着，似乎没有谁在布置杀人。然而，杀人的火已经越煽越旺，等待的就是那一粒引爆的火星。
注释
【注一】笔者在道县采访时，一位杀人事件责任人曾就“杀人”和“杀四类分子”的问题与笔者做过探讨，他说：“道县杀人事件这个提法不对，应对说是杀四类分子事件。”我问：“四类分子不是人？”“当然是人。”“那‘杀人’和‘杀四类分子’有什么本质区别吗？”“现在看来好像没有，但在那个时候区别还是蛮大的。”
【注二】一九六七年道县文革杀人事件期间，熊礼衡任午田公社书记，亲自批准杀害蒋家洞大队胡洪女等三人；后又在公社会议上点名指示杀害新茶大队朱梅。
【注三】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决定》的主要内容是：一、湖南省军区党委对前段支左工作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进行了认真的自我批评，态度是好的。军区打击“湘江风雷”革命群众组织，压制“工联”等革命造反派的错误，军区党委常委刘子云、政治部副主任崔琳等同志应负重要责任。除了军区负责之外，中央文革小组对湖南省军区二月三日关于“湘江风雷”报告所发的“二、四批示”是错误的。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是有责任的。二、中央已经决定改组省军区，并着手成立以黎原、华国锋、章伯森等同志为首的有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军队代表、革命领导干部参加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全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三、各群众组织应该在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狠抓革命，猛促生产。警惕敌人制造分裂、挑起武斗的阴谋，开展内部整风，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四、湖南省赴京汇报代表团双方签订的《关于立即坚决制止武斗协议》很好。各群众组织必须认真执行，坚决制止武斗。不论哪一派，今后都不准以任何借口夺取解放军的枪支，抢劫军火仓库和各种军用物质。该《决定》是八月十日发出的，但其主要内容早已在几天前就以“北京来电”、“特大喜讯”等方式传遍三湘大地。
（待续）
文章来源：阿波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