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2月26日讯】1966年夏天，这是一个不平常的新的一轮阶级斗争即将开始的时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阴差阳错地被卷入了“以毛xx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当上了一名办事员。
在中央文革办事组，我工作了一年零两个月，我给自己的定位，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在以毛xx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下面，一个忠实的、驯顺的乏‘牛马走’”。我把自己称作“牛马走”，是说我在中央文革工作期间的地位和角色。
1967年初，我被主管办事组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封成了“办事组长”，既无任命文件又没向全体工作人员宣布。由于我无权列席中央文革小组会议，日常工作不得不循规蹈矩，以小心不出差错为最大幸事。考虑到我这个负责人工作的困难，戚本禹被指定主管办事组，由他传达小组的决定和指示，重要的事情直接向他请示报告。他怎样布置工作，我们就怎样去执行。我们都把他当成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向工作人员发号施令的人。这一点在工作人员中没有人怀疑。
据我的耳闻目睹，戚本禹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最受江青信赖，他的言论和行动都是有来头的。所以我们工作人员对执行小组的决定都很坚决，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叫怎么干就怎么干。我们这些直接为中央文革小组服务的工作人员，都一心一意、埋头苦干，废寝忘食地拚命工作，根本没有考虑过在无产阶级司令部下边工作会有什么“路线问题”。我们都自认为我们所作的一切都是执行毛xx的文化大革命的路线。
然而，悲剧就发生在这里。在中央文革工作的工作人员中，工作越多，任务完成得越好，下场越惨。在钓鱼台中央文革办事组值班室的七个人，其中五个人王道明、矫玉山、张根成、王广宇、周占凯被江青先后投入监狱，两个人姜材熙、李奎林被审查多年。文艺组、宣传组、理论组、档案组、记者站、办信组的主要负责人几乎全被投进监狱。这些人何罪之有？他们整天在中央文革领导的眼皮底下，俯首贴耳地、胆战心惊地为他们这些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服务。可是，他们一翻脸就把这些人先后一个个投进了监狱，罪名都是“莫须有”。
说到“无产阶级司令部”，这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最有权威最可信赖的代名词，因为它是冠以毛xx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同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是誓不两立，针锋相对的概念。能够沾上“无产阶级司令部”边的人，一律都是“革命造反派”，挂不上的就是“保守派”。这种划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成了各派红卫兵捞取政治资本的标准。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代表就是中央文革，中央文革最具实力的代表就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江青。因此红卫兵们喊出了“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江青同志”的口号。我作为目击者，也认为在中央文革小组中，实际的领导是这位“第一副组长”。譬如值班室每天要安排工作、发通知，文革刚开始时都请示陈伯达，大约1967年以后陈伯达就逐渐管不了事了，只能请示江青，开什么会，什么时间开，通知哪些人参加全都等江青来定。江青又是喜怒无常，感情用事，她心血来潮，想什么时候开会就什么时候开，想接见谁不管什么时候就得马上把人找来。她的霸道作风使大多数工作人员对她畏而远之。
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自以为她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她目中无人，动辄就宣布她“代表毛xx”如何如何，这种狂妄的表演，不仅蒙蔽了红卫兵，也蒙蔽、欺骗了不少善良的干部和群众。
江青的特殊身份不能不迷惑身边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决不敢怀疑江青会有什么方向和路线问题，尽管大家亲眼看到江青盛气凌人，动辄就训斥工作人员，但最多也只能想到是她性格急躁而已，因此工作人员都尽量躲着她。在工作人员中，矫玉山和我同江青直接接触多一点，矫玉山是为她调电影片子，安排她看电影；而我则是躲不开她，硬着头皮见她，而每次同她见面她都批评我“不精神”。
江青干坏事绝不亲自向工作人员布置，特别是那种违背政策的事，她不出面，采取间接唆使，怂恿、喑示等手法，达到她的目的。我顺便举几个例子：
文革中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批斗王光美的那次大会前，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和关锋从江青那里出来，让我亲自去找清华井冈山的头头，说服他们让王光美穿出国时的衣服参加批斗会，但关锋认为蒯大富不大听招呼，办事不牢靠，提出找清华井冈山的勤务员小潘较为稳妥，还嘱咐我：不要说这是谁的意思，让小潘在井冈山兵团勤务组会上以她个人的意见提出来。这件事，虽然不是江青直接向我布置的，但我敢肯定这个坏主意出自江青（我有另一文《清华大学造反派污辱性批斗王光美内幕》详述此事）。
江青的另一手法就是纵容干坏事。如1966年冬天，大兴县的一个村子，村支书以地富反坏分子企图反攻倒算为由，要对全村四类分子灭门灭族。他煽动贫下中农用菜刀、槌子、木棍把全村一百几十口地富反坏分子和他们的家属子女活活砍死，塞到枯井里。对这种令人发指的暴行，一位正直大胆的解放军军官报告了戚本禹（由我作的电话记录）。戚本禹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后，江青等人竟无动于衷，没有采取任何制止措施。这种纵容态度助长了当时的红卫兵和贫下中农乱杀“四类分子”风潮。事后戚本禹只是让我给反映这一情况的那位军官回了一个电话：“谢谢他反映大兴县的情况。”
江青另一个手法就是暗示，譬如，文革初期，部分红卫兵冲击党政机关，揪斗“走资派”（指主持工作的领导人），严重破坏了工作秩序和生产。周恩来不得不亲自去说服红卫兵不要影响主持工作的领导人的正常工作，不要影响生产。而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往往是看热闹，还说风凉话，江青就在值班室当着小组成员和工作人员的面说：“总理呀！总理呀！怎么总去当救火队呢？”这种暗示的结果使周恩来的工作得不到中央文革的支持。周恩来处理国务院一些部门红卫兵揪斗领导人、破坏生产的会，通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去参加，他们有的就借口有事不愿参加。
江青的这些手段，用心极其险恶，她干坏事自己不出面，通过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来转达她的坏主意，这样她就有一个回旋余地；正确了，功劳是她的；错了，就推到别人身上，她处于进可攻、退可守的地位。许多坏事被揭露后，她都把责任推到已被打倒的小组成员身上。王力、关锋、戚本禹被打倒后，江青向红卫兵表白，王、关、戚背着她和中央文革干了许多坏事。事实上王、关、戚干的许多事都是按江青的旨意办的。譬如戚本禹从旧文化部接收一批鲁迅手稿存放在中央文革，是请示过江青的。戚本禹被打倒后，江青却说那是戚本禹背着她干的。在王、关、戚出问题之前，北京的几个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戚本禹是最受江青重用的，戚本禹干的许多事都是经过江青首肯或默许，江青昧着良心说戚本禹整她的黑材料，这是弥天大谎。最后把戚本禹当成了替罪羊。
我承认，在中央文革工作期间，我的确做过错事，做过违心的事。可当时，我并没意识到那就是干坏事，有时察觉到是不符合党的一贯政策的事，又一想，在非常时期，在阶级斗争中，为维护毛xx的革命路线，这样做是必要的，是政治斗争的需要。盲目信任“无产阶级司令部”，加之我身处那种政治环境，不能不跟着干。
我在中央文革工作期间，一直认为自己辛辛苦苦地在“红色保险箱里”为党工作，从没有想过这些工作会有什么问题。我们这些普通党员身处政治斗争的漩涡中，能不被卷进去吗？这不是以个人的意愿为转移的。而江青做贼心虚，把她身边工作的人一个个以各种借口抛进了监狱。1968年3月，江青、陈伯达借口追查鲁迅手稿的下落，把我投进了监狱。江青明知我把问题说清了，找到了我交代的那份鲁迅手稿，仍然关了我七年零三个月。我们这些曾在她身边工作过的人存在，使她不放心，她想灭口。其实我们这些人对她那些见不得人的核心机密又能知道多少？
毛泽东于1975年5月批示释放了曾在中央文革工作过的一般工作人员。释放后，江青一伙仍不放心，在她控制的中央专案组精心安排下，把我流放到洞庭湖里的一个农场劳动，而且命令我不准暴露曾在中央文革工作过的身份。只能说我是马列主义研究院的人（那时马列主义研究院已经撤销）。在农场劳动限制我的人身自由，回北京治病、探亲都要经农场党委层层报批，经省委转中央专案组批准后才可回北京。从我被释放到“四人帮”覆灭和一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四年多，江青控制的中央专案组给我做过两个审查结论，我一直不同意他们的不顾事实，无限上纲，妄加罪名的“审查结论”。一直拖到1978年“四人帮”倒台，中央专案组迫害老干部、迫害无辜党员的罪行暴露后，我的申诉意见才被转到由胡耀邦主持的中央组织部进行复查。1979年10月，中央组织部干审局给我作了复查结论。现将复查结论的主要内容摘录如下：
王广宇同志在中央文革办事组工作期间（一九六六年七月至一九六七年八月）做过一些错事，但主要是执行问题。江青、陈伯达以鲁迅手稿被窃为名将王广宇同志关押审查纯属诬陷，应予平反。撤销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和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四日所作关于王广宇同志问题的审查结论，恢复其党的组织生活，分配工作。
中共中央组织部干审局
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同意组织的复查结论
王广宇
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公正的复查结论。我心服口服，同意复查结论的表述。因此我签字同意。
这段历史已经过去几十年了。许多事情已经忘记了。因我传达“无产阶级司令部指示”而受打击迫害的学生和同志，他们都吃了不少苦，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对此我发自内心的歉疚。尤其是因为我执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命令去传达、布置红卫兵和群众批斗、伤害的那些老同志，我一直感到内疚和痛心。
我不想申冤，虽然我也是被害者，可是也跟着潮流，作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牛马走’”，受命伤过人，尽管那不是我的愿望，历史是无法抹掉的，现在自己清算一下，低头忏悔，决不乞求谅解，把该说的话说出来，了却一份心愿。
文章来源：《世纪》2012年第0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