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2月24日讯】 2013年藏历新年，藏人为了悼念反抗中共暴政前仆后继引火自焚的同胞，放下了欢庆，转而向这些背负民族灾难，以身许义的英雄进行祈祷。2月13日，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在博大哈大佛塔下，一位藏族青年僧侣引火自焚，当火焰从他身上窜起，绛红色的僧袍，瞬间形成了一个滚动的火球，他围绕着佛塔奔跑，呼喊着让西藏自由的口号，街头的藏人跟着他呼喊，街头的警察跟着他奔跑，人声鼎沸，经幡飘动，大佛落泪。
这位藏人自焚所在地博大哈大佛塔，正是我不久前到过的地方，也许那位僧人我与他曾擦肩而过，也许我与他在佛塔的台阶上曾并肩而坐，也许我们曾相对一笑。在无数个佛袍飘动的身影中，我想一定有一个他。
这位僧侣被送到医院后，以百分之九十六的烧伤面积离开了这个世界，他是以自焚形式抗议中共当局对西藏暴力统治的第一百零一位藏人。这位在加德满都自焚的藏人，他的身份还没有被确定，他是尼泊尔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还是刚刚从中共虎口出逃的藏人，但我相信他刚刚来自西藏，他要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来告诉国际社会西藏的人权状况。这位自焚的僧侣，促使我把不久前到加德 满都，一次没有成功的采访写下来，而这个没有成功的采访，正好说明了尼泊尔藏人的生存环境。
去年十一月，在达兰萨拉开完会，我从德里的藏人社区嘎久曼追拉坐上巴士，经过三十八个小时的长途劳顿，到达了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在这辆开往尼泊尔的巴士上，我是唯一的一个印、尼以外国籍的人，车上的人都 以惊讶的目光端祥着我。坐在我身边的是一位印度轻年人，很惊奇的问我，到尼泊尔去干啥，为何不坐飞机。坐巴士的原因当然不便细说，去尼泊尔的目的我很明了地告诉了他。他听后久久不语，且神色凝重，良久才说：你到尼泊尔后，对任何人都不要说起你是为了藏人到尼泊尔来的，这样对你的安全不利。
他的话让我已经被丢到脑后，有关中共特务充斥尼泊尔的状况，与尼泊尔目前的政治生态又记忆了起来。在到尼泊尔前，我在网上做了一些功课，也在藏人朋友这里对尼泊尔的政治环境作了一些了解：
尼泊尔是处在印度与中国这两个大国之间的山地小国，早在马亨德拉国王执政期间，无论历史还是文化与政治上的原因，这位国王都 让尼泊尔给于受难藏人留了一席藏身之地，也将源源不断的从喜马拉雅雪山翻越过来的藏人，在尼泊尔停留休息后送到印度定居。据藏人作家唯色的博客是这样写道的：“1959年，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Mahendra）回绝了毛主席的要求并同意给来自图伯特的难民予以庇护。尼泊尔最早的博巴定居点迦瓦拉科尔 （Jawalakhel）和乔巴迪（Jorpati）是尼泊尔王室在1960年作为王室礼物赠送给图伯特难民的。坐落在安纳普尔纳峰 （Annapurna）山谷中的博卡拉（Pokhara）容纳了4座图伯特难民营。其中包括，瑞士红十字会于1962年建造的扎西佩吉（Tashi Peykhil）难民营和1965年建造的扎西林（Tashiling）难民营。还有由“四水六岗”护教志愿军（Chushi Gangdruk）在1972年建造的巴觉林（Paljorling）和强巴林（Jampaling）两座难民营。在从索洛罕布（Solokhumbu） 到雷瓦萨（Rewalsar）一线的边境地区还分布着很多小型的图伯特难民安置点。
比兰德拉国王延续了他父亲的政策，在80年代出现的第二次难民潮期间，慷慨接纳图伯特难民。2008年图伯特起义之后，通过难民通道成功出逃的人数从每年 6000至8000人下降到不足700人。联合国难民署（UNHCR）还在加德满都继续运营着一个“难民接待中心”，为新难民提供临时住所、食物和医疗服 务，并且与印度驻尼泊尔使馆配合，给新难民发放签证。”
但是这个山地王国在2001年人类进入新世纪之时，发生了一场震惊世界的王室血案，6月1日晚，尼泊尔王储迪彭德拉在皇宫开枪打死了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艾甚瓦尔雅等数名王室重要成员，他自己也开枪自杀！这一血案根本上改变了这个山地小国的政治与社会生态，也改变了居住在尼泊尔藏人的生存环境，及翻山越岭来到尼泊尔准备前往印度流亡藏人的境遇。在毛派游击队走出丛林，在大选中获胜后，尼泊尔国王给予藏人的庇护全部失去，生活在尼泊尔的藏人成了二等公民，那些从希马拉雅山翻越而来的流亡藏人，不再成为受庇护的难民，而且成为尼泊尔当局遣返回中，向中共当局邀功行赏的筹码。
1996年，当中国的毛泽东思想已经走进中国历史时，尼泊尔的共产党打着毛泽东的思想，开了人民战争的第一枪。他们自称自己是毛泽东主义游击队，将一个安定平和的山地小国，变成了世界上最动荡的国家。毛派游击队仿照中共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方针，使尼泊尔陷入长达十年的内战，2006年策划大规模的反政府游行，迫使贾南德国王下台，毛派游击队进入加德满都。2008年尼泊尔举行大选，毛派在240个直选议席中获得了120个席位组建 联合政府，但毛派军队依然为党所有。毛派掌权后，对中共政权大献殷情，中共更是将毛派的胜利看作是自己的胜利，要求毛派清除在尼的“反华势力”，而所谓的反华势力，就是流亡藏人行政中央，在尼泊尔设立的难民机构。致使西藏流亡政府不得不变卖在尼的产业，停止了难民接待办公室的工作。与此同时尼泊尔藏人的产业也受到逼迫，骚扰，致使使许多藏人不得不关闭了在尼泊尔运转多年，且对尼泊尔经济有着重大贡献的产业。甚至那些旅馆饭店的小生意也难以经营，不得不转让给尼泊尔人。对于出生在尼泊尔的藏人也不再按惯例给于身份证，甚至连出生证也不给，使他们成了什么地方也去不了的黑户。那些从西藏逃奔过来的西藏难民，只要被尼泊尔警察抓住，就关入难民营，最后遣返中国。遣返藏人难民，既是尼泊尔政府对中共的一个交差，也成了警方的一个生意，尼泊尔警方每遣返一个难民，都可以得到中国政府钱，这种生意已如同人口买卖。尼泊尔也禁止藏人进行任何有关政治的游行集会，对违抗者进行严厉的惩罚。
中国政府在指令尼泊尔政府对藏民迫害的同时，也派遣了大量的安全人员，直接在尼泊尔执行任务，在藏人的社区有着大量来自中国的安全人员，有的还混入流亡的难民中，致使生活在尼泊尔的藏人，如同生活在共产党统治的西藏一样，昔日西藏难民庇护所的尼泊尔成了迫害藏民的受难营。
巴士过了边境，进入尼泊尔不久后，车就进入崇山峻岭，路面颠簸，险像环生，但是此去目的，怕是更危险，我要去寻找的是海外敌对势力的藏人，而我自己本人也是被中共视作敌对势力的人。夜半车到了加德满都一个边缘地区，没有灯光，漆黑一片，一车人都 走完了，司机也跑了，一对看上去像是夏巴人的同车年轻人，用手机给我喊来一辆出租车，我让司机给我带到市中心泰米尔的旅馆，我本想让他给我找一家藏人旅馆，但一想到刚才车上印度青年的告示，话到嘴边又回了下去。
车在漆黑的街巷中穿行，毛骨悚然，良久，灯光渐明，街头出现了几个西方游客，我知道此地已是泰米尔了。我找了一家看上去尚过得去的旅馆，一个独立的单人房，可以上网，一千尼泊尔卢比合美金十元多一点，和网上查的差不多，就住了下来。经近四十个小时的舟车劳顿，我很快地睡着了。
早上起来，我向柜台要一份加德满都的地图，意外地发现一个藏人职员，他出生在这里，中文只会说“谢谢”二字。于是我向他打听去西藏办事处的地址，我没有向他说明去意，他在地图上给我标出街区，并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不要向行人打听西藏办事处，只要问法国大使馆就可以了，它在法国大使馆的隔壁，有一扇铁门，没有任何标志，车上印度青年所说不虚，人们都忌讳说西藏，西藏在此竟然成了敏感词，这是我所没有想到的。我走到“杜巴广场”叫了一辆出租，车到了法国大使馆，我下了车没有进使馆，司机赶上来说，就在这里，我诳他说在这里等一个朋友。
我来回在法国使馆周围走了一遍，看看有无中共安全人员模样的人，才在那扇紧闭的铁门前停下来，我在铁门缝里张了一下，里面并没有房子，只有一条杂草丛生的小路，但看了一下法国使馆边上，也只有这一扇锈迹斑斑的铁门，我寻找到门铃，连续按了几下，良久，才有人出来开门，我给他看了地址，他说跟我进来吧。走完小路才看到有一幢带有藏族风格的屋子。
这一天，是休假日，只有一位女职员值班，我说了来意，希望能有一个藏语翻译带我去难民营采访，他说你要找的那位秘书出去了，我们这里也没有一个人能翻译中文的，她给了我一个寺庙的地址，他说那里有许多僧人会说中文，可以帮助你翻译。我到了那里才知道这个地方，就是著名的博大哈大佛塔。一到那边我就被博大哈宏伟的佛塔吸引住了，博大哈佛塔是世界最大的覆钵半圆体佛塔，三层八角型平台衬出了他恢宏磅礡的气势，他那巨大的眼睛注视着加都河谷，注视着人间沧桑，世态炎凉。但要事在身办事要紧，我匆匆而过，便走进了博大哈佛塔正门对面的一个寺庙，一进门看到一位身材高大的僧人在点灯，我对着他笑了一笑，他也回应着，笑容十分慈爱。于是我向他打了招呼，问他是否会说汉语，没想到他脱口而出的汉语，十分正宗，比我说得还好，我说明来意，他说好的，等一会儿，我点完灯，陪你去一个地方。
记得这位藏人的名字叫多吉，当然也许可能记错了，我没有把他书写下来。我们去的这个地方，是一个博大哈的藏人定居点，穿过几个街巷我们到那边时，藏人正在做祈祷，多吉把我带到一间办公室，藏区负责人接待了我，他管博大哈地区的藏人。我们坐下后，那位负责人让职员给我们端来二杯热乎乎的奶茶，我向他表示了我的意愿，他说这可能比较难办，因为难民营现在由尼泊尔政府管着，不过你可以试试看，我给你地址，你自己去找。
这位藏人负责人从他的语气来看，他对我并不信任地，尽管他一再表示对我的感谢，我向他了解藏人社区的情况时，他介绍得十分谨慎，我知道他对我的身份尚有怀疑，虽然我给他看了我的身份证件，及一张来自达兰萨拉的便条。我知道他这里了解不到什么，还是直接去难民营吧。多吉送我上了车，并向司机讨了本地居民的车价。我向他表示感谢，他说这是我作为一个藏人应该做的，你一个中国人，怎么远跑来，为我们藏人作采访让我感动，可惜我也没能帮上你的忙，今天，我在寺里值班，难民营离这里很远，不能陪你去，只能说一声对不起了。你到那里去采访，要注意安全，这里有太多的中共安全人员，有什么事，你可以再来寺庙找我。
在尼泊尔共有13座西藏难民营，7座位于加德满都4座在波卡拉，我去的是尼泊尔西藏难民中心（Tibetan Refugee Reception Center）它与西藏难民中学为邻，虽然只有一墙之隔，但那带着铁丝网紧闭的铁门，却显出了它的诡秘。
我敲开了大铁门旁的小铁门，门刚开启开了一个缝，我就一脚跨了进去，一个身穿制服的尼泊尔保安，只身把我当住了，我向他说明来意，他打量了我半天，说不行。我说能不能请一位藏人负责人出来，我与他说几句话，他说今天不办公，你明天来吧。我只得心痒痒地返回。从难民营返回，穿过一条大街，对面山上是宏大的藏传佛教寺庙群，巨大的释迦牟尼像抬头便见，这就是著名的斯瓦扬佛院，传说佛祖释迦牟尼亲临此地，收了一千五百个弟子，斯瓦扬佛院是围绕着斯瓦扬山而形成的佛教建筑群，这里寺庙、经塔、神像密布，来到此地真的以为身在佛国天堂，如同雪域西藏一般。虽然在尼泊尔多数人信印度教，但是佛教却是尼泊尔的传统文化，当佛教在印度消退后，来自西藏的僧侣让佛教文化得以传承弦扬。把信仰看作比生命更为珍贵的藏人来说，哪里有佛哪里就是自己的故乡。这块土地不但与藏民族拥有共同的宗教文化，也拥有共同的母亲，这就是有着世界屋脊之称的喜马拉雅山，它养育了山北的藏人，也养育了山南的尼泊尔人，尼泊尔曾经将尺尊公主嫁到西藏，松赞干布为尺尊公主建立了大昭寺，以结尼藏的友好，这个在历史上与藏族友好的国家，曾经庇护善待藏人，现在却成了藏人去之不舍，留之惊心担战的地方。
站在金光灿灿的释迦牟尼佛像下，抬头望去，佛像正在维修，被脚手架框了起来，他面朝的前方正是“藏人难民营”，他双眼垂目，不忍目睹，在这末法时期，他被 当作一尊偶像，束之高阁，面对浊世，佛也无奈，佛灭度后与众生的缘分已尽，但他为众生流下的二行清泪，却一直垂挂在众生的心里。
加德满都是一个拥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之城，其建筑之精美在亚洲国家是无与伦比的，在不足七平方公里的的市中心有佛塔、庙宇有2700多座，可谓五步一庙，十步一寺，就是普通的居民楼也十分精美，被称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孔雀窗，从皇室宫殿，到街巷里弄寻常百姓家随处可见。有人把加都称之为寺庙之城，艺术之城实不为过。
这样一座古老的艺术之城，但是如今走在街上却是步步惊心，不是小偷，不是强盗，而是士兵。在加都任何一条街上都可以看到穿着迷彩服，防弹服，手持冲锋枪的士兵，在主要街上的路口更是成队成行，让你恍若这个城市处在战争状况，处在戒严之中。我不知道在毛派进城前的加都是否是这个样子，这些军警要对付的是谁？要恐吓的是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藏人在街上抗议中共政权时，这些军警就会像狼一样地赴过去，因为这样的事已经发生好多起了。尼泊尔的主流报纸“喜马拉雅人报”说：藏人抗议者已对国家安全形成了威胁。尼泊尔现在已禁止藏人进行任何形式的对中共的抗议活动。在多吉送我上车的路上对我说，我们藏人现在在大街上走的感觉和在拉萨一样，我们随时可能受到军警的盘问，特别像我们这些穿着袈裟的僧人，我们现在都很少走出藏人集居区。是啊，我说我虽然没有去过拉萨，但从拉萨的新闻图片上可以看到，加都的街头和拉萨的街头是何等的相似，都布满了全副武装的军警。
第二天，我又去了难民营，正是孩子上学的时候，孩子们追追打打的嬉戏，也没有打破难民营那扇铁门的冷峻。我敲了门进去，保安已非昨日那位，我说明来意，他说你不能进去，我说那就把里面的藏人请出来吧。这时正好有二位年青的藏人过来，我把他们叫住，问他们能说汉语吗，其中一位瘦削的青年以流利的汉语回答了我。我介绍自己，想对你作个采访。他说我刚到这里才二个星期，我什么也不知道。我说我想采访的就是刚从国内过来的藏人。我这一说，他立时慌张了起来，竟然声音发颤，人也像发疟疾一般地抖了起来。“我什么也不知道，你别问我，别问我”说着扭头就走。见状，我知道他是把我看成中共派来的人了。
这个时候尼泊尔保安已用电话喊来两位藏人，他们自我介绍是这里的负责人，我向他们表明了来意，并给他们看了我的身份证明。他们很客气地表示了对我的感谢，但又表示这里不接受采访，因为这里的情况非常地微妙，敏感，采访可能会给这里带来麻烦。
对于他们所说我自然理解，如果采访如果不能给他们带来益处，只能增添麻烦，即使他们愿意，我也于心不忍。采访虽然没有进行，但是通过对这里环境的了解与他们的短短对话，也许已经是一个很好的采访了。与他们握手告别时，我说能否拍一张照片作个纪念，他指着墙上的一张告示说：很遗憾，这里不但禁止使用手机，也禁止拍照。看了告示，我也释然了，连拍照与手机都被禁止，何况进行采访了。
走出难民营铁门就轰然关上了，我回首看着铁门紧闭的难民营，那幢三层楼面，黄色与绛红相间，略带藏族建筑的营房，可以看得出当年尼泊尔政府曾是善待过藏民的，我走了几步在远处拿出相机，将镜头拉近拍了几张，作为此“采访”的留念，也算不虚此行了。
本想再回到博大哈，到寺庙找多吉聊聊，知道多一点藏人的在此的生存状态，但一看时间已经不多了，明天就要离开加都，我还想留下的一点时间看一看加都的名胜，在这个希马拉雅山的河谷分布着7个世界级的遗产，既来此，当然不能错过。
第二天，我坐巴士返回德里，出境，入境那是一个得另说的惊险故事。如果说从德里到加都的巴士尚可称作巴士的话，那么因种种原因我坐上回德里的那辆巴士，只能是“地狱之舟”了，其肮脏破旧到了恐怖的程度，车开起来，像要散架似的，叮叮当当犹如昔日的铜匠担，车上的拥挤，连发动机盖上都坐满了人，车上的乘客都是衣衫褴褛的社会底层，但他们浑然不觉，一路吃得高兴，睡得香甜。坐在这辆颠簸的车上，我的眼前老是晃动着难民营那位因我的到来，而让他瑟瑟发抖的藏族青年，如果他能幸免被遣返，能够坐在这辆巴士上面，他一定会感到多么地幸福，因为这辆开往印度的巴士对他来说，不谛是自由的开始……
2013、02、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