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2月18日讯】【导读】《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华裔女作家张戎的处女作。该作品讲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亲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时间跨度从清末民初至上世纪九十年代。该作品的原版是用英文写成，于一九九一年在英国出版。此书是英国出版史上非小说类最畅销的书籍，被读者评选为二十世纪最佳书籍之一。此书还荣获：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该书自出版以来已经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
二十七 “如果这是天堂 地狱又是什么样子呢？”
父亲之死（一九七四年-一九七六年）
(接上期)
父亲去世前几个星期的一天，我陪他到成都火车站去接他的一位朋友。我们坐在半敞的候车棚里等候，十年前就是在这个候车棚里，我送母亲去北京为他申诉。如今候车棚依旧，只是更加破烂，更加拥挤。更多的人挤在站前的广场上，有些躺在水泥地上睡觉，有些人呆坐着，不少妇女在奶孩子，还有人在乞讨，这些都是从北方逃荒的农民，被天灾加上毛夫人小集团制造的人祸所驱赶南下。来时他们大多挤在火车楔上，坐不稳摔下来跌死的，火车穿越隧道时被撞死的时有所闻。
去火车站的路上，我告诉父亲我想在暑假到长江三峡玩，我对他说：“我最想做的事就是玩。”父亲摇头不同意说：“年轻人应该多学习、多工作。”坐在候车棚里，我又说起旅游，一个清洁工正在扫地，她扫的道上坐着一个北方农妇，旁边是个破烂包袱和两个衣衫褴幼儿，还有个婴儿正在她怀里吃奶。她敞着胸，没有半点不好意思，胸脯又黑又脏。清洁工径直扫过去，对坐在地上的人视而不见，把垃圾都扫到他们身上。农妇完全无动于衷。
父亲转身向着我们说：“周围到处有人这样生活，你难道还有心思玩吗？”我没话说了，心想：“我一个人能干什么呢？我不玩、不愉快又能起得了什么作用呢？”我没说出来，这听起来是自私得不可思议，我是在“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道德教育下长大的。
在父亲去世的万事皆空的心绪里，我开始怀疑所有这些格言、训导。我不想要伟大的使命，不要“事业”，只要生活——平静的生活，可能是琐碎的生活，却是自己的生活。我告诉母亲暑假期间，我想沿长江旅游。
她极力赞成我去，姐姐也支持我，她当时已回到成都和“眼镜”一起住在我家里。“眼镜”的工厂本应该供给他住房，但是在文革中没有建过新住宅。有许多像“眼镜”这样的职工，进厂时是单身汉，八个人住一间单身宿舍。十年之后，大多数人结了婚，有了孩子，没办法，只好挤在父母或岳父母家，三代同堂很普遍。
姐姐没有工怍，因为她是在回城前结婚的，按条款她不能就业。但另有规定是：国家职工死了，他们的一个儿女可以安排工作。就这样因父亲去世，姐姐在成都中医学院谋得了一份差事。
七月我和京明同下长江，他当时在长江边上大城市武汉读书。我们的第一站是庐山，山上到处郁郁葱葱，气候异常凉爽。好些重要的共产党会议就是在这里召开的，包括一九五九年彭德怀元帅被罢了官的庐山全议，那次会议旧址成了“革命传统教育圣地”。我建议去看看，京明白了我一眼说：“天天都有‘革命教育’课你还没有上够？到这里来也不想歇一歇？”
我们在山上照了许多相，一卷三十六张的底片只剩最后一张了。在下山途中，我们经过一座两层楼别墅，若隐若现地从一片梧桐、木兰、松针中露出来，看上去就像乱石砌成，与身后山岩混成一体。我觉地这里十分美，就照下了最后一张相。突然有一个人好像是从地下冒出来的，他低声但严厉地命令我把相机交给他。他身着便衣，但我注意到他有支手枪。他打开相机把我的整卷底片曝了光，然后才把相机还给我，随后就消失了，就像又钻回地下去了。一些站在我身边的游客悄悄地告诉我们说：这里是毛泽东的消夏别墅。（此处删去两行）。到了那个好像有隐身术的警卫听不到的地方，我开始婉惜三十六张相片白照了，京明咧嘴笑着说：“你总算领教了看圣地的厉害了。”
我们乘公共汽车离开庐山。像中国的每一辆公共汽车一样，这辆也爆满。我们只得像鹭鸶一样伸长脖子以维持呼吸。文革以来几乎没有新公共汽车出厂，而在此期间，城市人口增长了好几千万。车才开了几分钟，一个趔趄停了下来。前门吱吱挤开了，一个身着便衣，看上去颇带权威的人一只脚踮着站上来。他大声喊道：“蹲下来！都蹲下来！前边有美国客人！这么多乱糟糟的头看起来太有失国体了！”我们只得想法弯腰低头，但人太多，办不到。那人还在喊：“每个人都有责任维护伟大祖国光辉形象，我们必须表现有秩序、有尊严！快点蹲下！把头都低下去！”冷不防地我听见京明大声说：“毛主席不是教导我们绝不要向美资本主义低头吗？”我吃了一惊，这样的话是自找麻烦，幽默在当时很危险。不过那人只是朝我们这个方面瞪了一眼。什么也没说。他又大略环视了一遍整个车厢，就匆匆下车了。他显然不想让“美国客人”看见大吵大闹。任何中国人不一致的现象都不能让外国人看见。
我们沿长江而下，处处是文革浩劫的痕迹：庙宇被毁、雕像被砸、古老的城镇受破坏，中国古老文明的印记几乎丧失殆尽，但是损失还不只限于此。中国人不仅仅毁坏了自己大多数美好的东西，还失却了对美好东西的鉴赏和珍惜，并且造不出新的来。除了伤痕累累，但仍然令人叹为观止的风景外，可爱的中国变成了一个丑陋的国家。
暑假快结束时，我乘船从武汉长江逆流而上过三峡回四川，旅程是三天时间。一天早上，我正靠着船舷跟一个乘客聊天，江风吹来，吹散了我的头发，把发梳吹落到江里，那乘客目瞪口呆，指着我们刚经过的一条支流入江口对我说起一段故事。
公元前三十三年，汉元帝想和强大的北方邻邦匈奴讲和，决定把一名宫女嫁给匈奴的可汗。他从宫中三千名嫔妃的画像中挑选，这些人中好些他连见也没见过。因为是“下嫁番邦”，他选举了画像上最丑的王昭君。启程那天，皇帝才发现她非常美。她被画得难看是因为她拒绝向画师行贿。皇帝下令砍了画师的头，可惜王昭君还是非走不可。她坐在江畔边梳头边流泪，伤心自己要远离祖国到野蛮番邦去生活。一阵风把她的梳子卷到江里，就像是想要她的一件东西留在祖国，后来她自杀了。传说中说她的梳子落水之处，江水变得像水晶一样清澈，得名“清江”。我的旅伴咧着嘴笑着说：“哎呀！坏运气！看来你最终要在外国生活，嫁给一个野蛮人了。”我笑了笑，从话里看到中国人一向把其他民族视作野蛮人的传统。我想，那位古代美人王昭君如果嫁给了番王，会不会反而幸福呢？她至少天天与草原、骏马、大自然作伴。而和中国皇帝在一起，她的天地只是豪华的牢房，连棵树也没有，因为树可能使姬妾爬墙逃走。我想我们是多么像中国传说中的井底之蛙，说天只有井口那么大。我觉得有股强烈、紧迫的欲望想去看外面世界。
那时，我虽然已经二十三岁了。学了近两年的英语。但从来没有和一个外国人说过话。我只在一九七二年在北京看见过外国人。有个外国人曾来过我们学校，他是少数几个“中国的朋友”之一。那是个炎热的夏天，我正在睡午觉，一个同学兴冲冲地跑来。把我们都叫醒，大声说：“外国人来了！外国人来了！快去看外国人！”一些人跟去了，但我决定继续睡午觉。我觉得傻乎乎的围着外国人看实在太可笑。另外，我们又禁止和他谈话。即使是“中国的朋友”也不行，看一阵有什么用呢？
我从来没有听过任何外国人讲话，只听过一卷灵格风语言学习录音带。当我开始学英语时，我借来录音带和录音机，在支机石街家里听。一些邻居聚集在楼下，睁大眼睛摇着头说：“这声音真好玩！”他们要我一遍又一遍地放给大家听。
和外国人交谈是每个学外文的学生的梦想，我的机会终于来了。游长江返校后，我听说我们这一年级的学生在十月份要被送到南部港口城市湛江去和外国海员练习英语。我兴奋极了！
湛江离成都大约有七百五十哩，乘火车要两天两夜。它是中国最南端的港口。离越南边界很近。到了这儿，就像是到了外国，有本世纪初的殖民风格建筑物，模仿罗马风格的拱廊，好似教堂窗户的彩色圆窗，以及支着五颜六色阳伞的太阳台。当地人说广东话，俨然是一种外语。空气中有股不熟悉的大海气息，异国情调的热带植物香味和一个新世界的感觉。
但是我在这个世界里的激动心情总是被现实所压抑。我们由一名政治工作干部、三名讲师带队。他们宣布纪律：我们不得到海边去，虽然住处离海边只有一哩。港口是“闲人勿进”，怕有人破坏或从那儿“叛逃”。他们还讲了个故事，说有个广州学生不知怎么地钻进了一艘货船，藏在货仓里，他不知道货仓要封几个星期，当到岸打开货仓时，他已经人死尸烂了。我们除了住处那几条街外，哪儿也不准去。
这样的规定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每次宣布都免不了使我愤怒一阵。一天，我被一般强烈的冲动所支配，一心非出去看看不可。我于是装病，得到允许后到城里医院就诊。我在街上徘徊，一心想去看大海，但没有成功。当地人不愿帮忙，他们不喜欢不会说广东话的人，故意装着听不懂我说的话。我们在这个港市呆了三个星期，只一次准许我们到一个岛上看海洋。
到这里来的目的是找海员练英语。我们分成几个小组，轮班在两个外国海员出没的地方遭遇他们：用硬通货购买商品的友谊商店和海员俱乐部，里面有酒吧、餐厅、撞球室和乒乓室。
和海员说话的内容有严格规定。除了在友谊商店柜台边的几句问答外，我们不得单独和他们交谈。如果他们询问我们的姓名地址，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得给真的。他们都准备了假名字和根本不存在的住址。每次交谈后，我们得作详细的报告。写上我们都说了些什么。这是与外国人接触的标准规矩。我们一次又一次被告诫要服从这些“涉外纪律”，否则，不光自己倒楣，还要影响其他人——别的学生也不准再来了。
练习英语的机会其实是零零碎碎的。轮船不是天天有，也不是所有的海员鄯要上岸，绝大多数海员的母语并非英语，他们是希腊人、日本人、南斯拉夫人、非洲人，菲律宾人最多，他们也只会寥寥几句英语。偶尔也有幸运的时候，如曾来过一位苏格兰船长和他的妻子，以及一些会说一口漂亮英语的北欧人。
当我们在俱乐部里等待宝贝的海员时，我爱坐在后院的阳台上看书、凝视那一丛椰子树和棕榈树在深蓝色天空上的剪影。一有海员动荡着走过来。我们便跳起身来迎上去，就像是赶过去抢他们似的，一面尽可能保持尊严，一面如饥似渴地要跟他们说话。当我们拒绝他们请喝饮料的邀请时，我常常看见他们的眼神里透着一分不解。我们不能接受他人请喝的饮料，因为这是命令，更有甚者，我们完全不准喝饮料。柜台橱窗里的五颜六色的瓶瓶罐罐只供外国人消费，我们只是干坐着，四五个脸色严肃得令人望而生畏的年轻男女。我完全没想到这对外国海员来说该多么奇怪，这光景和他们对港口生活的期待差了十万八千里。
当第一批黑人水手露面对，我们的教师委婉地告诫女学生要小心。他们说：“这些人开化程度低，还没有学人怎么控制自己的本能。所以他们随时随地都要表现自己的感情，如抚摸、搂抱、甚至亲吻。”教师面对着一屋子露出震惊和厌恶的面孔，告诉我们这样一个故事：上次来的一个女学生在一次对话中突然尖叫起来，原来有个甘比亚海员想搂抱她，她以为自己要被人强奸了（在一群人、一群中国人中）。她恐惧的心理是如此强烈，以后随便怎么劝她也不敢跟外国人说话了。
男同学，特别是男学生干部，被赋予保护女生的任务。黑人水手每和一个女生说话，他们就互使眼色，赶忙过来“救”我们，接过话题，或简直就插身站在我们与黑人水手之间。那黑人可能并没有察觉到这些预防措施，特别是男生们总会立即大谈“中国和亚、非、拉人民的友谊”、“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他们会背诵从书本上搬来的话：“中国将永远和被压迫、受剥削的第三世界人民站在一起，支持他们反对美资本主义和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黑人看上去有点如陷五里雾中，有时也很感动，于是拥抱中国男人，男生们也回赠以同志似的搂抱。
当时毛泽东的理论是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的一员。但是说起来好像不是在简单地陈述事实，而是在表示谦虚，以一种优越感的姿态把自己降低到第三世界去，好像我们列入第三世界是为了领导它，保护它，别人都明白我们其实是远居第三世界之上的世界大国。实际上，我们优越在哪里？我们人多？我们地大？在湛江，我看见那些第三世界的水手戴着华丽的手表，拿着新颖的相机，喝着奇特的饮料——这些东西没有一样我们见过。他们的生活显然与绝大多数中国人有天壤之别。（此处删去两行）。
我对外国人非常好奇，渴望知道他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和中国人有哪些地方相似，哪些地方不同？但是我得隐藏我的好奇心，那时对外国人显示好奇除了有政治的危险外，还算丢脸。在毛泽东领导下。（此处删去两行）。中国人把在外国人面前显得“尊严”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上。所谓“尊严”其实是做出来的傲慢，莫测高深。一种普遍的做法是表现得对外部世界没有兴趣，我的许多同学根本就不向外国人提问题。
可能部分原因是我无法抑制好奇心，部分是我的英语较好，海员们似乎都乐意跟我说话。我小心谨慎，尽可能少说，让别的同学有练习的机会，但是有些海员却拒绝和别的学生交谈。我和海员俱乐部主任的关系也很好。他姓龙，个头大极了。我的引入注目引起了明先生和别的头头的不满。在政治会上，有人指责我违反了“涉外纪律”，说我看上去“太感兴趣”、“笑得太多”、“嘴张得太大”，还用手势——我们女学生得把手放在桌子下面，坐得纹丝不动。
中国社会很多人仍然要女人保持“端庄矜持”的举止，面对男人的注目要垂目做害羞状，笑不露齿，当然更不能用手势。违反这些行为规范就是“轻浮”。在当时，对外国人“轻浮”简直不可饶恕。
这些针对我的批评使我怒不可遏。正是我的共产党父母给了我自由开明的教育，他们把对女人的清规戒律看作是共产党革命要革除的东西。但是现在对女人的传统束缚和政治上的压制却结合起来了，二者都用来发泄指责者的无聊小气的不满和忌妒。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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