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2月17日讯】【编者的话】《延安日记》作者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苏联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身份,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记形式,根据他的观点,记述了延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全书以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与苏共的关系为背景,记述了中共的整风运动、中共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共与当时驻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组织的接触以及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均有评述。
《延安日记》
1945年4月26日-1
毛的政治报告令人惊讶。其中有些论点与实际情况不符。在许多问题上,理论和实践根本不一致,二者好似各走各的道,而且往往还越走彼此离得越远。
人们得出这样的印象:讲话人企图回避党内生活的一切关键问题。他的论据常常与事实不符。即使马马虎虎听一遍,也可以听出它与中共领导人的实际政策有出入。毛的讲话想以马克思主义的口号来掩盖他个人争权夺利的行为,并为他背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作法辩护,把刚刚过去的整风运动的见不得人的动机和手段遮掩过去。所以,这个报告听起来诚恳,实际上这种诚意是假的。此外,报告极不准确,而且矛盾百出。一方面,报告人借口“争取领导样的需要”,声称要同国民党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另一方面,又说什么同国民党联合是有利的。如果大会动员一切力量与国民党作斗争的话,那么抗日战争究竟要不要继续呢?人们心中不由得会产生这个问题。这些话显然应当这样来理解:中共将保存实力,排挤掉国民党军队,占领新的地盘。中共要继续执行这样的政策,这才是讲话人的原意。
报告中列举的有些数字,仅仅是想要达到的数字,可是眼睛一霎,就成为实际存在的数字了(如,中共统治区的人口数)。
总之,报告漏洞百出。
报告从头到尾都说明,毛非常关心党的干部问题。整风造成的损失显然是非常严重的。党的工作者在理论领域的创造性全都被扼杀了。甚至无人想在实际工作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了。党内只有少数几个人有权发号施令,其他的人就是去执行。在内战一触即发的复杂的政治形势下,这种不能独立行动的情况是异常危险的。必须根据不同情况,采取有力而又富有创造性的措施来对待异己思想。党的干部对理论漫不经心,中共中央主席关心这个问题,显然是有道理的。一方面,毛不能否定整风,更不用说谴责它了。另一方面,整人的消极作用太明显了,不能掉以轻心。毛好像在呼喊:我们不能损害党的干部,我们要尊重他们,我们需要干部!
待在延安多年了。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有种种理由叫人担心……。(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