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2月13日讯】【导读】《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华裔女作家张戎的处女作。该作品讲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亲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时间跨度从清末民初至上世纪九十年代。该作品的原版是用英文写成，于一九九一年在英国出版。此书是英国出版史上非小说类最畅销的书籍，被读者评选为二十世纪最佳书籍之一。此书还荣获：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该书自出版以来已经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
(接上期)
二十六 “外国人放个都是香的”
在毛泽东治下学英语（一九七二-一九七四年）
自一九七二年秋，从北京回来后，照顾五个孩子成了母亲的主要工作。我最小的弟弟小方那时已十岁了，需要每天辅导以补上他缺的课。其他孩子的未来也大部分要仰仗她。
社会半瘫痪了六年多，大量社会问题出现了，并且积压了下来，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是几百万年轻人被送去了农村，现在又都削尖了脑袋想返回城市。林彪垮台后，国家开始重建经济，城里需要劳动力，因此部分人有可能回城。但是政府同时也得对回城人数严加限制，因为在中国，国家保证城里人的食物，住房和工作，于是争取有限的“回城证”的奋斗达到了白热化程度。
国家定的若干规定，使相当多的人不能参加竞争。已婚是排除一些人的一条规定，一旦结了婚，城里哪个单位都不要你。正是如此，我姐姐不能向城里申请工作或上大学，而进工厂上大学又是回成都的唯一合法渠道。她非常难过，因为她想和丈夫生活在一起，当时他的工厂已经正常开工，他不能呆在德阳了，除非是官方规定的探亲假时间，一年只有十二天。她只剩一条回成都的路，那就是弄一张得了某种严重疾病的医院证明，许多和她情况类似的人都是这样回成都的。为此母亲不得不去找一位医生朋友，帮姐姐搞到一张肝硬化的证明。她于一九七二年底回到成都。
现在要办什么事都得通过私人关系，走后门。每天都有人来找我母亲，有老师、医生、护士、演员和下层干部，都来求她帮忙把自己的孩子弄进城。她常常是他们唯一的希望。尽管她没有工作，但她总是热心为他们东奔西跑。父亲是不可能帮别人的忙，他已经固守在自己的原则里永远也学不会“灵活”了。
即使通过正式渠道，为了保证不会节外生枝，私人关系仍然非常重要。一九七二年三月，有两个单位在我弟弟京明所在的公社招收新工人：一家是位于德阳县的东方电机厂；另一处是成都西城区，但未说明是哪个企业。京明想回成都，但我母亲向西城区朋友们打听，才知道是一家屠宰场。京明马上撤回申请，进入德阳的电机厂。这是一家在一九六六年从上海迁来的大厂，当时毛泽东把工业疏散到四川大山里，要防美、苏袭击。京明以工作勤奋和正直博得工人们的好感。一九七三年，他是厂里两百名申请者中选出来上大学的四个人之一。他轻松地通过了笔试。但是由于父亲还没有平反，母亲得设法使大学在做必不可少的“政审”时，不会被京明的背景所吓跑，反而会得到这样一个印象：我父亲就要恢复名誉了。她还得确保京明不会被别的有后台的候选者挤下来。就这祥，在一九七三年十月，我进入四川大学时，京明获准进入位于武汉的华中工学院学习铸造，他的爱好是物理，但不管怎么说，他已觉得如登七重天了。
就在京明和我准备功课考大学时，我的二弟小黑很伤心，进大学的基本资格是当过工人、农民或士兵。而他一样经历也没有。政府仍不断把城里的年青人大批送到乡下去，除了下乡，他唯一的出路就是参军了。每个名额都有几十个人报名，要进得去只好通过关系走后门。
父亲还同时平反，母亲几乎是克服了不可逾越的障碍而使小黑于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参了军，小黑被分到中国北部一所空军航校。三个月基本训练后，他成了一名无线电通信士。他每天只需工作五个小时，极为轻松，其余时间都花在“政治学习”和种粮食上。
在学习会上，每个人都说自己参军是为了“听党的召唤，保卫人民、保卫祖国”。但是大家都有个更实际的动机：城里年轻人想躲避下农村，来自农村的人想利用部队作跳板跳进城市。，从穷乡僻壤来的农民呢？参军意味着至少能填饱肚子。
七十年代，像参军一样，入党变得与思想越来越少有关联。每个人都在入党申请书中说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入党意味着把生命奉献给人类最伟大的事业——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但对许多人来说，真正原因是为了个人利益。不是党员就当不了军官，军官退役后可自动转为“国家干部”，有固定的工资、相应的特权，更不用说拿城市户口了，而一名士兵退伍后得回到他的村庄再做农民。每年快退合理地，总有人自杀、发精神病或意志消沉。
一天晚上，小黑正和一千多名士兵、军官及军官家属们一块看露天电影。突然之间响起了半自动步枪的砰砰声，接着是猛烈的爆炸声，观众们纷纷尖叫着四散逃开。开枪的是一名即将复员回去当农民的士兵。他没能汝党，因此没当上军官。他先开枪打死了他连队的政治指导员，他认为是这人不让他入党，然后他朝人群乱开枪，还扔了一枚手馏弹。有五人被打死，都是军官的妻儿，还有十多个人受了伤。后来他跑进一座楼里，战士们把楼团团围住，用扩音器向他喊话劝降。但当这个士兵向窗外开火时，他们立即中止喊话一溜烟四散了，这使众多激动的围观者乐不可支。最后，调来一支特种部队，经过一阵激烈交战，他们冲进了被士兵占据的房间，发现这个士兵已经自杀了。
像周围的每一个人一样，小黑想入党。这对他倒不是像对那位农民士兵那样生死攸关。他知道他在退役后不会下乡，按规定是哪里来就回哪里去，他自然可以在成都工作，无论他是不是党员。但如果他是党员，工作就会分得好些。他也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信息，这对他极为重要，因为那时的中国是一个知识的沙漠，除了简单的宣传外，很少东西可读。
除了这些实际问题外，恐惧的心理也绝非没有。对许多人而言，入党有点像拿保险。有党员资格就表示会少受点怀疑，这种相对的安全感叫人放心。此外，在小黑所处的那种政治气氛极端浓厚的环境里，如果他不努力入党，他的档案中准会记上可疑的一笔：“他为什么不想入党呢？”申请入党没有被接纳也会产生疑问：“为什么他没有被吸收呢？这其中一定有点什么问题。”
小黑以真正的兴趣阅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经典着——部队里少有其他书，而他总得有什么东西来满足对知识的渴求。因为党常说学习马列主义是党员的首要条件。所以小黑以为自己可以一举两得，既能满足兴趣，又能获得实际的好处——入党。可惜他的上司和同志们并不欣赏他学马列，反说他是在炫耀自己。他们大多数是农民出身，半文盲，看不懂马克思的那些大部头书。小黑受到批评，说他骄傲，脱离群众。
想入党，他得另找路子。很快，他意识到最重要的事是取悦他的直接上司。还有就是跟同志们搞好关系。除了随和、干活卖力外，他得按最字面上的“为人民服务”办事。
和大多数军队不同，中国军队不把讨厌的杂活简单地分派给下级，而是要人们主动去做。，早晨六点三十分起床集合，那些想入党的人得提前起床去做打水、扫地这样的“光荣任务”。这些人人数之多，以至于大家争来争去。为了弄到一把扫帚，人们起得越来越早。一天早上，凌晨四点刚过，小黑就听到有人在扫地了。
还有其他一些杂事，最要紧的是种粮食。基本粮食供给非常少，甚至对军官也不例外，每个星期只能吃一回肉。因此每个连队得自己种谷物和蔬菜，为自己养猪。在收获时，连指导员常常会做如此动员讲话：“同志们，现在是党考验你们的时候了！我们必须在天黑之前做完整块地！当然，我们任务很重，但是我们革命战士一人能顶十个人！党员要起带头作用。争取入党的同志们，这是党考验你们的关键时刻！通过这场考验的人可以在劳动结束时火线入党！”
党员确实要起“带头作用”，但是，渴求的申请者才真正得竭尽全力。有一次，小黑累得筋疲力竭，倒在田里。当“火线”入党的新党员举起右手宣誓“为光荣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时，小黑被送进医院，住了好多天。
通往党大门的最直接的道路是养猪。连里有几十头猪，是全体官兵的宝贝儿。大家都喜欢围着猪圈转，悠，左看右看，品头论足，眼巴巴地盼望这些可爱的动物快快长大。要是猪长得好，猪倌就成了全连队的宠儿。这个位置有许多竞争者。
小黑成了一名全日制的猪倌。这是一项又脏又累的活，更别说心理上的压力了。每天半夜，他和他的同事们轮流起床喂猪吃额外的饲料。当母猪产子时，他们又一夜接一夜地值班观察，以防母猪压死小猪。珍贵的黄豆经过精心挑选、洗净、磨碎、过滤后，制成豆浆，满怀感情地喂给母猪催奶。空军的生活和小黑想象的真正相差十万八千里，生产粮食占据了他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一年艰苦地养猪后，小黑终于被吸收入党。
像其他许多人一样，他算是船到码头车到站，可以歇口气了。
入党后，每个人都向往当军官。（此处删去一句）要升为军官得由上级决定，所以绝不能让他们不高兴。一天，小黑被叫去见这个航校的政委。因为吉凶来卜，他惴惴不安。那位政委五十多岁，身材肥肥的，眼睛有几分浮肿，说话声音宏亮。当他点燃一根香烟，问小黑家庭背景、年龄、健康状况时，他显得特别亲切温和。他还问小黑是否有未婚妻，小黑回答说没有。政委这么关心他，小黑感到是个好兆头。政委继续称赞他说：“你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工作也很勤奋，群众对你印象很好。当然你必须保持谦虚谨慎，谦虚使人进步…”“诸如此类等等。到政委捻熄烟头时，小黑猜想他的军官委任状已是囊中之物了。
孰料政委点燃了笫二根烟，开始讲述一家棉纺厂失火的事：一位女纺织工冲进火海抢救国家财产，被严重烧伤。她的四肢不得不切除，只有头和躯体留了下来。尽管如此，政委强调说，她的脸没有被毁容，更重要的是她还有生育能力。政委说报上正准备大力宣传这位女英雄，党想满足她的希望，她说她想和一位空军军官结成革命伴侣。小黑年轻、英俊、未婚，又是军官提拔对象……。
小黑是同情这位姑娘的，但谈到和她结婚则是另一回事了。不过他怎么拒绝政委呢？他找不出理由。爱情？爱情不就是“阶级感情”吗？谁能比一位共产主义女英雄更应得到阶级感情呢？说他不了解她，也不行。中因许多婚姻都是党安排的。身为党员，特别是一名想做军官的党员，小黑本应说的话是：“我完全服从党的决定！”他痛悔自己先说了没有未婚妻。政委继续讲他当军官是不成问题的，与女英雄结合将是一段佳话，国家自然会派护士照顾她，也会让他们生活得很好。可是小黑一心只想找一个得体的托词来拒绝。
政委又点了一支烟，等着小黑作答。小黑仔细地措词，问是不是组织上已经决定了。他知道党总是喜欢人们“自愿”。如他所料，政委说不是，并说：这取决于小黑。小黑决定放手一搏，他“供认”自己虽然没有未婚妻，但他的母亲已为他物色了一个女朋友。他心里明白这位女朋友必须有慑服力，本人也应“条件很好”。于是他说女朋友是某大军区司令员的女儿，现在一家军区医院工作，他们刚刚开始“谈恋爱”。
政委马上说他只是征求意见，无意包办小黑的婚姻。小黑没有因拒绝而受到惩罚，之后不久他也升为军官，负责一个地区无线电通讯分队的工作。一个出身农家的年轻人主动要求和那位残废女英雄结了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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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毛夫人和她的同伙又在加紧活动，阻止国家恢复正常。在工业方面。他们的口号是：“停工停产也是革命”。他们开始干扰农业了，说：“宁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栽资本主义的苗。”吸收外国技术成了：“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在教育方面：我们“宁要一个没文化的劳动者，而不要一个有文化的精神贵族。”他们又号召中、小学生对老师造反，一九七四年一月和一九六六年一样，北京中、小学一些教室的窗户、桌椅被砸得稀烂。毛夫人声称这是“和十八世纪英国工人破坏机器一样的革命行动”。所有的这些煽动只有一个目的：给周恩来和邓小平制造麻烦，在全国重新引起混乱。只有害人、捣乱，毛夫人和其他文革明星才有机会生存下来，搞建设他们是一窍不通。
周恩来和邓小平竭力使国家开放，因此毛夫人发动了对外国文化的攻击。1974年初，她在报上大规模地谴责意大利导演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执导的一部有关中国的电影。尽管在中国谁也没有看过这部电影，连名字也没听说过，更不用说安东尼奥尼这个人了。这种对外国的畏惧和憎恨又在费城交响乐队访华之后，延伸到贝多芬身上。
林彪垮台已有两年时间了，我的情绪从希望转为绝望和愤怒。唯一使我宽慰的是现在不像文革初期那样疯狂至高无上、为所欲为，现在有人不断和疯狂斗。在这段时间，毛泽东对两派都不全力支持。他不喜欢周恩来和邓小平想要扭转他的文化大革命，但也清楚他的夫人及其追随者们治理不了这个国家。
毛泽东让周恩来继续管理国家，但他的夫人又咬周恩来。毛发动了一场“批林批孔”新运动。这运动表面是谴责林彪，实际上矛头是针对周恩来的。人们普遍认为周恩来是孔教大懦的典范。尽管他一直都十分忠于毛泽东，但仍不被放过，即便他身缓癌症，生命垂危。
就是在这一段时间，我开始醒悟到毛泽东应该对文化大革命负责，但我依然没有明确地在脑子里谴责他，就是想也没有想过。打破一个偶像实在是太困难了！（此处删去一句）。
教育成了毛夫人和她的同伙搞乱的前线，因为教育对经济建设不产生直接影响，而且教学每走一步都等于是否定文革所提倡的愚昧。我入大学后，发现自己身居战场。
四川大学曾是“八•二六”造反派的司令部，是“二挺”依靠的力量。学校的建筑物上到处是七年文革留下的伤痕，完好的窗户寥寥无几。校园中央原先以优美的莲花和金鱼出名的池塘现在成了臭气冲天的蚊蝇滋生地。学校大门内的法国梧桐林街道也不成荫了。
我一进校门，一场反对“走后门”的政治运动就开始了。当然，没有人挑明这样一个事实：正是因为文革当权者自己堵死了“前门”，人们才不得不走“后门”。我可以看出新的“工农兵学员”中有许多人是高干子弟，其他所有人也都多多少少有点门路才进得来，要么自己就是小干部，要么和生产队长或公社书记或工厂头头有关系，“后门”是唯一的门。我的同学们对这场运动都不太积极。
每天下午和一些晚上，我们必须“学习”那些望而生厌的《人民日报》文章，不是批这个就是批那个，还得进行毫无意义的“讨沦”，众口一词重复报纸上的陈词滥调。我们得住在校园里，只有星期六晚上和星期日才能回家，而星期日晚上就得回校。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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