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2月12日讯】【导读】《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华裔女作家张戎的处女作。该作品讲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亲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时间跨度从清末民初至上世纪九十年代。该作品的原版是用英文写成，于一九九一年在英国出版。此书是英国出版史上非小说类最畅销的书籍，被读者评选为二十世纪最佳书籍之一。此书还荣获：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该书自出版以来已经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
二十五 “香风味”
与《电工手册》 《六次危机》为伴的新生活（一九七二-一九七三年）
（接上期)
这段时间，母亲停止使用强的松，改吃中药治她的硬皮病。我们在农村集市上到处为她搜寻中医开的各种古怪的药，什么龟板、蛇胆、蜈蚣、鳖甲。医生们建议在天气转暖后到北京去找第一流的专家治疗子宫出血和硬皮病。为了补偿她过去遭受的种种磨难，东城区领导要派人陪她，母亲就让我陪她去。
我们在一九七二年四月北上，住在朋友家。现在大家可以互相联络而不怕带来危险了。母亲在北京和天津看了几位妇科医生，他们诊断出她的子宫里有个良性肿瘤，建议她切除子宫。手术前他们说只要她注意休息，保持情绪愉快，流血就能控制住。硬皮病专家说她的硬皮病可能控制在局部，如果真能如此，她就没有生命危险了。母亲听从了医生的建议，在第二年切除了子宫。硬皮病后来也稳定在局部。
我们拜访了我父母的许多朋友，他们都已平反了。一些人刚从监狱里放出来。大家频频举杯庆祝，泪水也不断泉涌而出。每家都有亲人因文革而死，一位老朋友的八十岁母亲从家里被赶出来，睡在楼梯口上，半夜滚下来摔死了。另一位朋友看见我时，忍不住流下眼泪，因为我像他的女儿，她和我年龄差不多。她和同学们一道下放到气候恶劣的西伯利亚边界落户，在那里怀了孕，心里害怕，就私下向一个产婆求助。那人把麝香拴在她的腰上，要她从墙上往下跳坠胎，结果她大出血死去。每家每户都有悲剧，但是我们也谈到希望，谈到好一点的将来。
一天，我们去看望童先生，他是我父母的老朋友，此时刚释放出狱。他是从东北到四川的“长征”途中我母亲的上司，后来当上了公安部一个局的局长。文革开始时，人家说他是苏联间谍，又说他主持了在毛泽客房间里安录音机，搞“窃听”——这件事他是受命做的，因为当时毛泽东说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宝贵得无以复加，必须加以保存。而毛泽东说话的湖南口音太重，秘书们很难全懂，有时他们还有在场，所以得把毛的话录下来。一九六七年初童先生被捕了，关在专关上层人物的秦城监狱。他在单身牢房里戴着手铐脚镣关了五年，腿变得像木棍般的细，上身则肿大得像木捅。他的妻子儿女被逼着和他“划清界限”，家里的大部分东西，包括所有的衣物，都在抄家时被没收。林彪垮台后，由周恩来批准，童先生从监狱里放了出来，他的妻子也从东北边界干校被召回来与他团圆。释放他的那天妻子给他带了些新衣服，他劈头第一句话却是：“你不应该只给我带物质东西，应该给我带精神粮食（《毛泽东选集》）”。一套《毛泽东选集》是童先生五年单独囚禁期间的唯一读物。我那时住在他家，看见他每日召集全家学《毛选》，认真得使我觉得悲伤而不是可笑。
几个月后，童被派往一个南方港口城市去执行公务。长期的监禁使他身体无法承担繁重工作，他很快就发了心脏病。政府派一架专机把他送往广州大医院，医院里的电梯没开，他坚持自己走上四楼，说教人抬上去不合共产党员的道德。他死在手术台上，死前留下话，不让家里人去看他，因为：“他们不应该停下手上的工作。”
一九七二年五月，当我们还住在童先生家里时，母亲和我收到电报，说准许我父亲离开干校了。林彪垮台后，医生终于为我父亲检查了身体，结论是他的血压高得可怕，还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肝硬化及动脉硬化等疾病。医生建议他到北京来作彻底检查。他乘火车到成都，然后飞来北京。因为到飞机场没有公共汽车，非乘机人又不能坐民航的大汽车，我和母亲只能在北京城内的民航大楼等他。他显得又黑又瘦又苍老。这是他三年半来第一次走出米易的大山。最初几天，他好像被这个大城市弄糊涂了，说“过街”是“过河”，“上车”是“上船”。在挤满人的大街上他犹犹豫豫地走，显得很迷惘。我是又笑又流泪，拉起他的手做他的向导。我们住在他在宜宾一块工作过的老朋友家里，这人在文革中也受了很多折磨。
除了这人和童先生外，我父亲没去看任何人——因为他还没有平反。和我充满乐观的心情相反，他心事重重。为了使他高兴，我缠着他和母亲在三十八摄氏度的高温下游览全城。有一次，我硬拉着他和我去爬长城，我们乘上一辆挤满人的长途汽车，车里汗臭熏天，尘土又呛得人透不过气来。我不停地东说西说，他呢，挂着抑郁的微笑听。突然，坐在我们面前的农妇抱着的一个小孩大哭起来，农妇一巴掌打下去。父亲忽地从座位上跳了起来，朝她大喊：“你怎么这样打孩子！”我连忙拉他的袖子要他坐下，车里乘客都在看我们，因为公开干涉他人的这类事很不寻常。我叹了口气，想起父亲从前怎么打京明和小黑。他变多了！
在北京我也看到了做梦也不敢企望的新书。那年二月，尼克松总统访问了中国，中国官方说他是“打着白旗来的”。美国人是头号敌人的这种想法和我所受的一些别的灌输一样，早已从我头脑里消失了。我很高兴尼克松访华，因为随着他的访问，中国出现了一种新气氛。在这种气氛里，一些外国书籍翻译出版了。这些书都是“内部发行”，但“内部”是什么，没有明确规定。结果是只要是一个通过职务、身份得到一本书，他的朋友们就都能看到。
我也看到几本，有尼克松的《六次危机》（Six Crisis），当然经过一点删节，特别他有那几段反共历史；胡伯斯坦（David Halberstain）的《出类拨萃之辈》(The Best And Brightest)；夏勒（William L. Shirer）的《第三帝国的兴亡》（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以及沃克(Herman Work)的《战争风云》 （The Winds of War）。这些书使我看到了外面世界的最新动态，使我喜不自胜。《出类拔举之辈》对肯尼迪政府的描写让我对美国政府的松弛气氛惊叹不已。书中写实的笔调也令我大为折服，它们是多么冷静、超然！对照中国宣传媒体的说教、谴责和断言，甚至尼克松的《六次危机》也成了平和文风的典范。我为《战争风云》中气势雄伟的时代描述所慑服，更被它偶然提到的西方妇女穿着讲究、多选择所吸引。我当时二十岁，只有几件衣服，式样跟大家一模一样，不是蓝的、灰的，就是白的。我合上艰，想象着抚摸那些我从来没见过、穿过的漂亮衣服。
这些新鲜空气自然是林彪垮台后整个政治风气的一部分，但尼克松的访华也给松“紧箍咒”带来了冠冕堂皇的理由。增加国外的信息说是因为中国人不能显得对美国一无所知而丢了面子。学习英语不再是大逆不道了，而是革命事业的需要，为了“在全世界广交朋友”。尽管尼克松没有去成都，为了避免吓坏了尊贵的外宾，文革初期被红卫兵改成杀气腾腾名字的街道和餐馆，也恢复了旧名。“火药味”改回“香风味”。
就是在这种气氛里，我在北京呆了五个月。我一个人独处时，总想到戴。我们没有通信，我给他写了诗，但都没有寄出去。慢慢地，对前途的向往战胜了对旧情的眷念。特别是一则消息使所有别的想法都黯淡无光，自十四岁以来，我第一次看见了一个从不敢梦想的前途——上大学。在北京有很少数的学生已于前一两年入学了，看来全国大学不久就要统统开学。周恩来强调了毛泽东的一条语录，“大学还是要办的”，以使重开大学合法化。我焦躁地等着回成都去准备功课考大学。
一九七二年九月，我回到工厂，看见了戴。我的悲伤心情已变淡了，他也显得平静，只是偶尔露出一丝忧郁。我们再次成了好朋友，但不再谈诗了。我埋头学习，在准备上大学，虽然不知道上大学要念什么。这可由不得我，毛泽东说过“教育要革命”，内容之一是大学读什么专业由国家分配，而不由个人兴趣——个人兴趣是个人主义，是资产阶级的罪恶。我只得学习所有主要的课程：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和英语。
毛泽东还指示大学生不得来自传统渠道——中学毕业生，必须从工人、农民和士兵中选拔。这对我倒正合适，我是真资格的农民，而且现在又是工人。周恩来决定举行入学考试，虽然他得把“考试”这个词改成了解考生“掌握基础知识的状况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根据毛泽东的另一条语录，毛不喜欢考试。上大学的新程序是：首先由申请者的工作单位推荐，然后参加入学考试，最后招生单位权衡考试结果和申请人的“政治表现”来作决定。
近十个月时间，我把傍晚、周末及在工厂里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细心啃教科书上。这些书是朋友们的，侥幸逃脱了红卫兵焚书的大火。我还有好几个教师。他们乐意放弃傍晚和假日休息时间，热心帮我补习。高度发达的中华文化在文革中面临灭绝的危险，使热爱这个文化的人们都感到有一条纽带把他们联系在一起。
一九五七年春天，邓小平平了反，升为副总理，实际是代理患病的周恩来。我高兴极了!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明确无疑的信号：文革渐渐扭转情势了。大家普遍认为邓小平是致力于经济建设而不是搞破坏的人，是出色的治国人才。文革中毛泽东没有把他整死，而是把他送到一家拖拉机厂保护起来，以在周恩来出意外时派上用场。毛泽东总是很实际，不会断了后路。
我很高兴邓小平复出也有个人原因。当我是孩子时，他的继母邓奶奶对我很好，他妹妹是我家在省委大院里多年的邻居。邓阿姨和她丈夫因为是邓小平的亲戚而被批判斗争，省委里那些在文革前讨好奉承她的人，在文革中都极力避开她，有的在斗争会上大骂她，但是我家像以往一样对她。她呢，也是省委大院少有的几个在我父亲被迫害时，偷偷对我们表示佩服我父亲的人。，在那些日子里，一个点头，一丝微笑，都是罕见而宝贵的，我们两个家庭发展出彼此信赖的感情。
一九七三年夏天，大学招生开始了。我感觉到自己像是在等待生死判决。四川大学外文系的一个名额分配给了成都市二轻局，而这个局管理了包括我的厂在内的二十三家工厂，每个厂里推荐一名候选人士参加考试。我的厂里几百名工人中共有六个人申请，各车间举手表决选举，五个车间有四个选了我。 我所属车间里还有另一名申请人，她是我的朋友，十九岁。工人对我们俩都喜欢，但他们只能在我们之中选一个。选举时，她的名字先念，我看见一排排工人在不安地耳语、对看，大家显然不知该怎么办。我心里乱糟糟的——选她的人越多，选我的人就越少。突然她站起身来，略不好意思地笑着说：“我想放弃申请，选张戎。我比她年轻两岁，我明年再争取。”工人爆发出一一阵放心的笑，都答应第二年再推荐她。果然，她于一九七四年进了大学。 我为她的好心种投票结果而深受感动，工人们好像都帮我实现梦想。我的家庭背景也不无作用，戴很想读书，但没有申请，他知道自己不可能成功。
我参加了语文、数学和英语考试。考试前一天晚上我紧张得无论如何也睡不着觉。一上午考完后，我回家吃午饭，姐姐在家等着我，轻柔地按摩我头部，使我迷迷糊糊休息了一阵。题目都很简单，基木上没有涉及我拚命塞进脑子里的几何、三角、物理和化学。我每门考得都很好，特别是英文口试，得了全市所有考生的最高分。
我正想松口气，却遭到当头棒喝。七月二十日《人民日报》上出现一篇关于《一张白卷》的文章。有名考生叫张铁生，是落户锦州附近农村的青年，他答不出大学入学考试题，只好交了一份白卷。他在卷上写了一封信，骂考试是资本主义复辟。他的信被主管那个省的毛泽东侄儿兼助手毛远新发现，让新闻媒介大力宣扬。毛夫人和她的同伙把强调学术水准斥责为“资产阶级专政”。他们说：“就算整个国家都成了文盲又算什么？重要的是文化大革命取得了最伟大的胜利！”
结果我参加的考试被宣布无效。大学入学这下子全由“政治表现”决定了。可是“政治表现”如何衡量呢？我的工厂推荐我的材料是在电工班的“集体鉴定会”后写出来的，由戴起草，我从前的女电工师傅润色。写得我简直像天上难找、地下难寻的十全十美模范。我一点也不怀疑别的二十二候选人也有同样的推荐资料，怎么可能靠这样的评语判出高低来呢？ 不靠评语又靠什么呢？一个广为宣传的“英雄”喊道：“你问我凭什么上大学，我凭的是这个！”话音一落，他举起手，露出老茧。但是我们大家的手上都有老茧，我们全部在工厂干过，绝大多数人还在农村待过。
只有一条路：后门。
四川省招生委员会的大多数当权者都是我父亲的老同事，现在平了反。他们欣赏我父亲的勇气和正直，愿意帮助他。我父亲非常希望我能够上大学，但他不愿去找这些老同事。他说：“这对那些无权无势的人太不公平了。要是办事都得这样，这国家有什么希望呢？”我气得和他争执，说着说着就大哭起来。我必定看上去伤心透了，因为父亲满脸痛苦地说：“好吧！好吧！我去。”
我搀扶着他朝一哩外的一家医院走去，一位招生委员会负责人正在这里住院，检查身体。几乎所有文革被整的人都身心交瘁。父亲拄着拐杖慢慢地走着，过去的生气勃勃和敏捷已没有半点影子。看着他拖着艰难的步伐一点点往前走，不时停下来喘气，显然内心也像手脚一样挣扎着，我真想说：“回去吧！”但是，我又太想上大学了。
进了医院院子，我们坐在低矮的石头桥沿上休息，父亲看上去回肠九转。终于他说话了：“你能原谅我吗，女儿？我实在不能做这事…”顿时我觉得一阵愤怒，直想冲他大喊，说我也不想做这种事，但不这样做就没有希望。这不是我的错，实在是没有更公平的路好走啊！我想告诉他我是多么想上大学，而且我有资格上：凭我的艰苦学习，凭我的考试成绩，凭我是工人们选出来的。但话冲到嘴边又吞了下去。我明白父亲知道这些，正是他从小鼓励了我对知识的渴求。然而，他有他的原则，我爱他，不仅接受他这个人。我也理解他的困境，一个讲道德原则的人生活在一块道德的沙漠里。我咽下眼泪，简单答了一声：“当然。”我们沉默地拖着步子回了家。
幸运的是，母亲是个在死胡同中也要冲出条路来的人。她去见招生委员会主任的妻子请她向丈夫转述我的情形。她还去见别的招生委员会负责人，向他们强调我的考试成绩，她很清楚那些以前的走资派一听这个就会动心，结果他们都支持我。一九七三年十月，我进了四川大学外语系。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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