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2月11日讯】【导读】《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华裔女作家张戎的处女作。该作品讲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亲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时间跨度从清末民初至上世纪九十年代。该作品的原版是用英文写成，于一九九一年在英国出版。此书是英国出版史上非小说类最畅销的书籍，被读者评选为二十世纪最佳书籍之一。此书还荣获：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该书自出版以来已经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
(接上期)
二十五 “香风味”
与《电工手册》 《六次危机》为伴的新生活（一九七二-一九七三年）
一九六九、一九七零、一九七一年过去了，生活是死，是爱。是折磨，是喘息。在米易，旱季和雨季交替接踵而至。牛郎坝上，月亮圆了又缺，缺了又圆；风呼啸又沉寂，沉寂又呼啸；狼嚎了又停，停了又嚎。在德阳的药园里，草药花一年年地开，我奔走于父母的干校，母亲的病床和我的村之间。我在稻田里洒粪，对着莲花做诗。
我母亲是在成都家里听到林彪摔死的消息的。她于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平反，获通知不必返回西昌劳动了。虽然她可领取全额工资，但没有复职，她原先的职位已被别人占去。东城区宣传部现在有了六七个部长，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又加上新平反的、从干校返回的干部。生病也是没给她工作的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我父亲没有像大多数走资派那样平反“解放”。
大规模“解放”干部是毛泽东批准的。（此处删去一句）随着林彪的死和对林彪同伙的清洗，毛泽东丧失了掌握军权的手。除林彪外，别的老帅都反对文革，毛不是清洗就是疏远了他们，多年来完全依赖林彪控制军队。他倒是把他的夫人、亲属和文革明星们派到军队去任要职，但是这些人连仗都没有打过，军队不服气，不听从他们的指挥。现在林彪垮了台，毛泽东只能回过头来启用那些已被清洗，但仍在军队里享有很高威望的领导人，包括邓小平，不久，邓就将复出。把大多数赶下台的共产党干部请回来是毛泽东的第一个让步。
毛泽东也知道要搞好经济才能保住他的权力。他的各级革命委员会里满是二流角色，又四分五裂，根本无法使国家经济正常运转。毛泽东没有别的选择，只好用老干部。
我父亲依旧在米易，但是自一九六八年六月以来扣发的工资全部补发了。我们突然有了天文数字般的银行存款。抄家时造反派拿走的东西也都退给了我们，唯一未还的是两瓶人人爱喝的茅台酒。还有其他一些鼓舞人心的迹象：周恩来现在权力增加了，着手致力经济建设。旧的管理体系大部分恢复了，强调生产和秩序，重新引进了如奖金这类物质物质奖励，以刺激生产。农民可以搞点副业赚钱，科研恢复了。在六年的空白后，学校也开始正常上课了，小方在十岁才开始读小学。
伴随着经济复苏，工厂开始招新工人，为鼓励大家好好干活，工厂职工在农村落户的子女有优先权招进工厂。虽然我父母不是工厂职工，但是一家以前属东城区管辖，后来划归成都市二轻局的工厂乐意收我。就这样，我在二十岁生日前几个月，离开了德阳。我姐姐走不了，因为城市青年在下乡后结了婚的，禁止被招工回城，即使他们的配偶是城市户口也不行。
当工人是我唯一的出路。绝大多数大学还没有招生，也没有其他职业可供选择。当工人一天只工作八小时，不像农民得从黎明做到天黑。工人也不必挑重担，我还可以住在家里。最重要的是我变成了城市户口，这意味着保证有粮食供应及其他配给。
工厂位于成都东郊，从家骑自行车到那里要四十五分钟。一半的路沿着锦江河岸骑，随后穿行油菜、小麦地间的泥巴路，最后到了一个破旧大院，里面是一堆砖头和废锕烂铁，这就是我的工厂“手工机具厂”。它是个相当老的企业，一些机器是本世纪初的产品。五年的批判斗争、大标语、大字报和派系武斗后，厂长和工程技术人员重新被启用，厂里开始又生产机具。工人们欢迎我，一半是冲着我的父母：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使人人向往昔日的共产党体系，那时至少有秩序和稳定。
我被分派到翻砂车间当学徒，一个人人叫她“韦”的女人是我的师傅。她童年贫苦，十几岁时还没有一条像样的裤子穿。共产党给她带来了新生活，所以她很感激共产党。她入了党，在文革初期参加了忠于共产党干部的“保皇派”。毛泽东公开支持造反派后，她的组织被打垮了，她也落到被拷打折磨的地步。她的一位好朋友，也是同样感谢共产党的老工人，被手脚倒绑在一走，吊起来折磨致死（这种酷刑称为“鸭子浮水”）。韦含着眼泪向我讲述她苦难的过去，说她的命运是和共产党连在一起的，她恨林彪这样的“反党分子”。她待我像亲生女儿，主要原因是我出身共产党干部家庭。我跟她在一起有点不自在，因为我爱党的程度实在赶不上她。
车间里有约三十名男、女翻砂工，把砂土夯实在铸模箱里。炽热的、冒着气泡的铁水被行车吊起往铸模里倒时，会溅起火花飞舞。那行车开起来吱吱嘎嘎地响，使我提心吊胆，生怕满锅铁水会一下子掉下来泼到下面干活的人身上。
我的翻砂工作又脏又累，猛夯模子里的砂土很快就使我手膀红肿了。不过我的情绪高昂，天真地以为文革快结束了。我一头栽在工作里，那股干劲会使德阳县的农民目瞪口呆。
虽然我很卖力，但是在一个月后听说要调换工作时，我还是松了一口气。我实在有点儿支撑不住一天打八小时的夯锤。厂里出于对我父母的好意，提出几个工作机会让我选择——车工、行车工、电话接线员、木匠或电工。我想当木匠，又总当电工。当木匠能造出可爱的木头玩艺儿，满有意思的，我明白自己没有一双巧手。如果当电工，我就成了厂里唯一的女电工。电工班还有个姑娘，但此刻她要调去做别的差事了。她一直是大家赞美的对象，当她爬到高高的电线杆顶端时，过往的人都会停下来举头欣赏她。我跟她一见如故，她告诉我当电工最大的好处是不必在机床旁边一站就是八个小时，只需坐在电工房里等人召唤，这意味着我有机会在上班时间看书，我于是拿定了主意。
就和当赤脚医生一样，当电工也完全没有正式训练：毛对正规教育不喜欢，要人“在干中学”。头一个月，我触了五次电。电工班的六位师博耐心教我，但我连最基本的常识都没有，甚至不知道什么是保险丝。那位过去的女电工送给我一本《电工手册》，我废寝忘食地阅读，看来看去还是把电流、电压混在一起。最后我觉得自己实在不可救药，浪费其他电工的时问，决定不再学理论，他们怎么做，我就跟着怎么干。我居然干得不错，逐渐能单独做些零活了。
一天，一个工人来报告说有个配电盘出了毛病。我转到板子反面去查线路，第一眼就认定是一根螺丝松了。我的反应不是先去切断电源，而是冒失地一手把试电笔螺丝刀捅了进去，想拧紧那颗螺丝钉。配电板背面是一团密如蛛网的电线，布满了三百八十伏电压的接头。我把螺丝刀伸人这片“电区”，小心翼翼地在间隙中推进。总算插上去了，但螺丝钉其实没有松。此时我的手因紧张而轻抖着，我屏住气把电笔退出来，快抽回到边上，正要松口大气时，一阵强烈的电流，流经我的右手传到我的脚，弹得我跳了起来，螺丝刀从手上打飞了出去。原来它碰上了一个带电的接头，我一屁股坐在地上，心想好险，要是螺丝刀在电网里边碰上了接头，我恐怕就没命了。我没有把这一件事告诉别的电工，不想使他们不放心，每次修理都陪我去。
我对电击很快习以为常，也没有人对这类事大惊小怪。一位老电工告诉我一九四九年前，当工厂还是私人老板时，他是用手背去检测电流的，只有在共产党统治下工厂才给电工们买了电笔。
我们电工班有两间屋子，电工们一有鉴定会就在外面那间玩扑克牌，我呢，在里面看书。在当时的中国，不和大家一起玩总会受到“脱离群众”的指责。刚开始时，我对独自躲在里面房间看书忧心忡忡，别的电工一进来，我就赶紧把书放下，笨拙地试图和他们闲扯，结果是他们很少进来了。我看得出他们并不掇无的不合群，相反的，他们不想打扰我，从此放了心。他们待我这么好，我于是主动多做点工作。
电工班里有位姓戴的年轻人，他在文革前读过高中，算文化水准很高的人了。他写有一手好字，还能弹好几种乐器，我对他很有好感。每天早上，我总看见他斜倚在电工班门边，等着向我打招呼。我呢，也不知不觉地老和他一起下车间干活。早春的一天，我们完成一件修理工作后。靠在铸造车间背后的干草堆上，吃午饭，晒太阳，享受那年的第一个艳阳天。麻雀在我们头上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又飞到稻草里找谷粒吃。稻草堆散发着一股阳光和泥土的芳香。就在那时，我发现戴和我一样喜爱中国古体诗，我们当即作诗酬和。我喜出望外，因为我这一代人很少有人懂得并欣赏古诗词。下午我们很晚才回去上班，没有人责备我们，别的电工只是望着我俩会意地微笑。
很快，戴和我在休息日里也盼着回厂呆在一块儿了。在工厂里，我俩尽量找机会彼此接近，靠近时，我们中间也像有一股特别的电流，使我们既兴奋又紧张，引我们要碰碰对方的手指。半句话、一个眼色，都会引起无数的东猜西想。不是烦恼就是甜蜜。
不久我就听到人家议论纷纷，说戴配不上我。这一半是因我在厂里受到另眼相看，这里只有我是唯一的高干子女，许多工人没接触过别的这类人物，只听传闻说高干子弟如何妄自尊大，娇惯坏了，我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使厂里人又惊又喜。有人似乎觉得厂里没人配得上我。还有一个原因是戴的父亲曾是国民党军官，又劳改过。工人们相信我的前途远大，不该跟着倒楣。
戴的父亲是偶然成了国民党军官的。一九三七年，他和两个朋友长途跋涉去延安参加共产党打日本。快到延安时，国民党的路卡拦住了他们，劝说他们留下。两个同行的朋友坚持要去延安，戴的父亲则留下来当了国民党，心想反正是中国人的部队，打日本就行。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时，他和那两位朋友成了对敌。一九四九年后他去劳改，而那两位朋友成了共产党军队里的高级军官。
就是因这偶然的机缘，戴成了“出身不好”的人。有人说他不知天高地厚纠缠我，甚至说他想往上爬。从他黯然的脸色和苦涩的笑里，我看得出他深受刺伤，不过他什么也没对我说。从前我们用诗来暗示情感。现在，他连诗也不写给我了。从前那股自信和热情消失了，我们单独在一起时，他表现得自悲而沮丧。在公开场合，他则笨拙地，有点讨好地竭力向别人显示他实际上并不喜欢我。我又伤心又生气，气他太窝囊，太没有尊严。在特殊环境里长大的我，没有意识到在中国尊严是个奢侈品，社会底层的人得不到。我当时没有理解到戴的内心矛盾，他不能公开向我示爱，因为他生怕毁了我。就这样，我们俩逐渐疏远了。
在我们相识的四个月时间里，“爱”这个字谁也没提过，我甚至在脑子里压住了这个念头。那个年月的人们不可能放任自己的感情，因为家庭出身这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总像个巨大的阴影，笼罩在每个人的心头上，与藏这样的“阶级敌人”家庭结亲，后果实在太可怕了，所以我在下意识里自我约束，从来没有和戴坠入爱河。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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