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2月8日讯】因为恐惧，人们不敢讲真话，成了谎言的附和者乃至帮凶；因为恐惧，人们谨小慎微，战战兢兢，对独裁暴政逆来顺受；因为恐惧，人们人云亦云，丧失了应有的独立人格。这就是共产党和纳粹之所以要拼命制造和强化恐惧的奥秘所在。
——题记
二战后，一批记录纳粹暴行的见证作品纷纷问世，德国犹太学者克莱普勒的《我会作见证》便是其中之一。与大多数同类作品不同，《我会作见证》提供的不是事后的回忆或反思，而是与时事同步进展的事实记录和感受，堪称是一份纳粹暴政下德国犹太人日常生活的纪实报告。其中给人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它让读者通过一个在场证人的眼睛，身临其境般地感受到了生活在那个黑暗时代的德国犹太人的强烈的内心恐惧，以及这种恐惧是如何随着纳粹暴政的愈演愈烈而逐步加剧的。
克莱普勒于1881年出生在一个德国犹太家庭，他父亲是犹太教的拉比。1914年克莱普勒得到博士学位，在大学里获得教职。一年后，他当兵服役，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军队。
1933年， 《我要作见证》开始的时候， 克莱普勒是德莱斯顿大学罗曼语言文学系的讲座教授，他和妻子刚在德莱斯顿郊外的多尔兹肯买了一块地，准备在那里盖一处小房子。这个时候的日记充满了各种日常生活的家庭琐事和朋友往来，但政治的黑暗阴影已经从远处渐渐逼近。
希特勒上台后，野蛮地剥夺了德国民众的个人自由，恐怖和暴力闯进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反犹不但成了被全面推行的国家政策，而且在迅速升温。在1933年3月22日的日记中，克莱普勒记录了教授朋友布鲁门费德家女仆辞去工作的事情。这位女仆说要找一个更有长久保障的工作。她觉得“这位教授肯定很快就会请不起女仆了。”同时，克莱普勒也遇到了越来越多的麻烦，先是遭到纳粹市长的盘问，继之教授职位被解除。随着越来越多的朋友和熟人移居国外，他们夫妇俩的生活也变得越来越孤独。1935年以后，纳粹政治终于入侵到他们生活的全部领域，令他们随时感觉到死亡的威胁，生活陷入持续的饥饿和无尽的恐惧之中。
尽管克莱普勒一家在一次大战开始时就放弃犹太教，皈依了基督教，尽管克莱普勒一战时为德国在前线作过战，自认为是一个不容怀疑的“爱国者”，认同德国文化和德国语言的程度甚至远远超过一般的德国人，尽管他的妻子是雅利安人，他一直觉得自己不至于成为纳粹排犹浪潮的牺牲者，尽管克莱普勒对德国的热爱使得他在还有可能离开德国的时候，选择了留在德国，但现实的发展让克莱普勒逐渐明白，他与“德国”的所有联系都改变不了他的“犹太血统”原罪，他注定不可能成为他所热爱的德国的一分子。
在克莱普勒的日记中，一件一件地详细记录了纳粹对犹太人不断升级的迫害政策：1933年4月7日的“公务员法”，解雇一切“非雅利安”人公立学校教师和国家机构工作人员的职务。1935年9月15日的“纽伦堡法”，剥夺犹太人的德国公民身份，不承认他们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1936年4月，禁止公务员与犹太人结伴或婚配。1937年10月，规定各种各样只为雅利安人服务的商店。1938年8月，规定犹太人必须在一切生意或正式通讯中使用有犹太标记的名字。1938年12月，完全禁止犹太人使用图书馆。1939年6月，清查犹太人家产。1939年9月，禁止犹太人收听外国电台。同年9月，限制犹太人银行账户，强迫犹太人交出所有现金。1940年初，禁止犹太人进入公园。1941年9月19日起，犹太人一律必须佩戴标志身份的黄星胸章。
1940年5月，克莱普勒夫妇被强迫搬出了自己的家，住进了德莱斯顿的一处“犹太房”中。日益加剧的恐惧成为此后克莱普勒日记的基调，“恐惧，那种在法国雅各宾党统治下的恐惧，”(1933年3月22日)“我们象生活在中世纪一样，无助无力，”(1936年9月27日)随时随地都有被逮捕和枪杀的危险，“我睡下的时候在想，他们今天晚上会来抓我吗?会枪毙我吗?会把我抓到集中营去吗?”(1939年9月3日) 1942年6月23日至7月1日， 克莱普勒因违反灯火管制而受8天单独监禁的惩罚。没有书，也没有眼镜，处在极度的恐惧和虚无，他努力调动自己的记忆，好不容易“从地狱……重新爬向人间。”(1941年7月6日)
1942年到1945年，是纳粹最残暴、最疯狂的最后几年，犹太人的处境也越来越危险、绝望，不断有犹太人遭到屠杀的传闻传到克莱普勒的耳朵里，他在日记中详细地记录了这些消息。
“保罗•克赖德（一位朋友）告诉我们—-据说，但非常可靠，且有多个来源—-撤离的犹太人在一队一队离开火车时，就在里加被枪杀了。”(1942年1月13日)
“1942年3月，听说奥兹维兹，4月，告诉妻子在巴比雅和基辅发生的屠杀。1942年10月，称奥兹维兹为一个“快速的屠宰场”。1943年1月，“从奥兹维兹不断传来的可怕消息。” ……大家一直在说许多(犹太)撤离者[押解出德国]甚至不能活着到达波兰。在运牲口的扩车厢里就被毒杀了，车厢然后停在一排早已挖好的群埋坑旁边。”(1943年2月20日)
“两则关于犹太人的传闻:在撤离去波兰的途中有大规模杀害。另一方面，在匈亚利和美国的协定后，犹太人被允许离开匈亚利。我们觉得第一条很有可能。只有当匈亚利脱离德国时，第二条才有可能。判断是否正确?茫然。”(1942年8月19日)
“我听说，不久前许多犹太老人(三百?三千?)被从特瑞新集中营押解出去。后来英国广播报导说，这些人已经全部被用毒气杀死。是真的吗?” (1944年８月10日)
这些传闻和消息，让克莱普勒日复一日地感觉到有一种随时随地都可能被押送去集中营的恐怖，并滋生出一种末日临头的预感。1945年2月13日至14日，克莱普勒被派去送通知，被通知的许多人都是病人或有小小孩的母亲，他们都是下一批押送集中营的对象。克莱普勒知道下一批就轮到他自己了。
1942年5月30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在吃早饭的时候，我们谈到了人的承受和习惯事物的出色能力。我们生存在极端丑恶之中，为生命而恐惧，饥饿(真正的饥饿)，不断翻新的禁令，越来越残忍的奴役，每天都在逼近的致命的危险，身边每天都有新的受害者，彻底的无助。—–我们就这么苟延残喘”。
克莱普勒盼望能活着看到希特勒完蛋的那一天。他有好多想要做的事情，但又总觉得怕是活不到那一天了。1942年10月24日他写道，“当我想像希特勒主义末日的时候……我常常问自己，希特勒完蛋以后，我有什么事情要做呢?我要从哪里开始呢?我很肯定我不会有多少剩下的时间了。我已经许久没有关注18世纪(文学)，得更新一下知识。……是不是在第三帝国(或第三帝国语言)研究中再加一章，不，也许是一卷?第三帝国语言，这个题目是不是太狭窄?是不是该把它扩充为第三帝国思想史?还是回到以前计划的(希特勒主义)哲学词典?我是不是该专心地重操旧业，更新自己的学问?我现在是不是该移居美国，学习英文呢?我的健康、精力、体力还能不能胜任这些事情呢?……想起做这些事情，我真的很害怕。无论如何，我常常觉得，我是活不到那一天了。”
生活在纳粹的暴政下，恐惧不仅笼罩着千千万万象克莱普勒这样的“犹太贱民”，而且也深植于成千上万德国人的内心深处。
根据克莱普勒的观察，对于陷于极度困境中的犹太人，绝大部分德国人的态度都是袖手旁观，不闻不问，这固然是因为他们被纳粹的仇犹思想洗了脑，但同时也是由于纳粹对同情和帮助犹太人的德国人处罚严厉，他们自身也生活在巨大的恐惧之中，生怕与犹太人有所牵连，灾祸便随时会落到自己头上。在1942年4月19日的日记中，克莱普勒记道，“这位教授因为对犹太人太友善被处以高额罚款，……亚里安人确实有害怕与犹太人交往的理由!盖世太保痛恨一切人与人的关系。”1943年3月2日，他记道，“又发布了一道新的命令。任何人如果给将要押解的犹太人送东西，员警都可以将他枪毙。”果然，曾经冒险帮过克莱普勒的契特后来就被盖世太保关进了集中营。
除了害怕和犹太人有牵连，德国人还害怕跟反纳粹的言行沾上边。
索菲•朔尔是德国著名的反纳粹英雄，当年曾冒着生命危险参与制作和散发反纳粹的传单，并因此慷慨就义。但她并非从一开始就这么勇敢。初到慕尼克的索菲看到哥哥汉斯•朔尔书中“反抗暴政”的词句时，曾满怀忧虑地说：“我很害怕。”这种恐惧不但真实，而且也是生活在纳粹阴影之下的德国人的普遍心态。正因为如此，许多人不敢拿反纳粹的传单，更不敢看传单。一些学生碰到这种传单时甚至如同触电一般，迅速丢弃。“盖世太保，这四个字使最大胆的人也胆战心惊”。
像密布的阴云，恐惧同样也笼罩着共产党当权的国家。曾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窃听风暴》，逼真地向我们揭示了这一点。
影片中的故事发生在东德。这个共产党国家虽说不大，但秘密员警“史塔西”却拥有令人望而生畏的力量：12万谍报人员、1千多名电话窃听人员和 2千多名邮件检查员，还有庞大的17万5千线民。全国1800万人口中，竟然有30多万人从事间谍活动，堪称是史上规模最空前的超密度间谍网。
因为到处都是线民，东德竟有600多万人被建立了秘密档案，占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东德，“你发出的每一个声音，都是有人听到的，你作的每一个动作，除非在黑暗中，都是有人仔细观察的。”无论何时何地，人们都会感到背后有眼睛在盯着自己。除了秘密员警外，被监控者很可能同时是监控他人的线民，监控者也往往会被另一个线民所监控。因为害怕，或者是为了利益，同事、朋友，甚至亲友和夫妻之间，互相监视告密的事也时有发生。在《窃听风暴》中扮演秘密员警的男主角乌尔里希•穆埃的妻子，就曾经是一名“史塔西”的告密者。无怪有人说，当年的东德简直就是《1984》的现实版。
影片一开始，是秘密员警魏斯乐在审讯在押犯。没有惯见的严刑拷打，没有凄厉的大哭喊叫。审讯者魏斯乐的语气也出奇的平静，不像是在对犯人审讯，而像是在对熟人问讯。
魏斯乐在剧作家德瑞曼家安装窃听器时，被对面的邻家妇女窥见。魏斯乐对她说：“麦尼克太太，如果你向任何人透露半点，你就永远再也见不到你的家人了。”语气也绝不像恫吓，像是在给这个妇女发个平常的通知。在以后多次出现的魏斯乐监听的场面中，他总是面无表情地戴着一副耳机窃听，或注视着录影萤幕，那感觉就如同在实验室里进行科学实验。
还有一个场面也耐人寻味。在秘密员警的餐厅里，一个青年在说前东德最高领导人的政治笑话，在当时这绝对是件大逆不道的事，不巧又被魏斯乐的上司格鲁比茨听到了。为此这个青年非常紧张，但格鲁比茨非但没有制止他，反而鼓励他说完，并且大笑，以致这个青年也只得跟着笑起来。这样的气氛虽然不是恐怖片，但比任何恐怖片还恐怖。
影片中的另一个人物是文化部长亨普，表面上看上去他彬彬有礼，和蔼可亲，实际上却是个男盗女娼阴险无耻的家伙。在剧院为庆祝德瑞曼的新作首演成功举行的酒会上，他一边装模作样地跟德瑞曼说着场面上的套话，一边却偷偷摸他妻子克里西斯塔的屁股。过后，他又以职权威胁克里西斯塔，强迫她满足自己的肉欲。
在课堂上，魏斯乐对他的特工学生们说：“你们做审讯工作是在和社会主义的敌人进行斗争，罪犯们知道他们面对的是我们的正义。”正因为如此，秘密员警无需对“主义”的敌人发威，无需声色俱厉，无需暴跳如雷；他们清楚地知道，只要他们一出现，就足以令人丧胆；只要说出“斯塔西”这个名称，就立即会让人毛骨悚然。
影片中，恐惧无处不在，深入人心。它印刻在在押犯的脸上、埋藏在麦尼克太太的心窝，植根于说政治笑话的青年的神经末梢中，注满在剧作家妻子克里斯塔的全身血液里……
“在一个极权体制里绝无任何私密。”这是《窃听风暴》德文广告上的一句话。影片中的东德便是铁证！在这里，监控和告密不但是人们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甚至成为了一种潜在但又必需奉行的生活方式。生活在这样一个密不透风，人人自危的监控网中，人们怎能不恐惧？！这是一种没有任何私密、没有任何自由、每天都在提心吊胆、谁都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恐惧。这种恐惧让人窒息，让人瓦解，让人精神崩溃，让人彻底绝望。难怪有人说，在德国上一世纪的历史上，希特勒的集中营制造了人类最残酷的恐惧，东德的“斯塔西”则制造了人类最深刻的恐惧。
这种恐惧同样弥漫在共产党当权的捷克。著名的捷克持不同政见者哈威尔曾对此做过极为精准的剖析。
一个蔬菜店的经理在他的橱窗里贴了一个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在共产党时代的捷克，城市的街道上随处可见这样的标语。与一般人不同的是，哈威尔用显微镜般的眼光，发现了隐藏在这一人们熟视无睹的景象背后的社会心理。
他提问道：蔬菜店经理“这样做的目的何在，他究竟要向人们传达什么资讯？他是否对全世界无产者的大联合真的十分热衷？他当真觉得他的热情强烈到非得让公众都了解他的理想不可？他是否真的想过，这个大联合该怎么实现，实现了又怎么样？”（注1）
哈威尔断言：“大多数商店经理对于橱窗上的标语的意义是从来不会过问的。标语是上面批发葱头和胡萝卜时一起发下来的，经理只有照贴不误，否则便会有麻烦。他这样做不过是表示‘我，某某经理，懂得自己该作什么，是个安分守己的良民，所以应该过上平安日子。’如果这个经理奉命贴上另外一条标语：‘我胆小怕事，最守本分。’虽然意思是真的，但是经理倒不会无动于衷，因为这样做就表示了他是一个怯懦的人，而这有辱他做人的尊严。因此这个经理贴‘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可以掩盖他唯命是从的可鄙的心态，同样也掩盖了权力的可鄙的基础。‘它用某种高等的东西掩盖基本的现实。这个高等的东西就是意识形态’”。（注2）
为什么一个蔬菜店的经理会被编织进意识形态的网中？哈威尔的答案是：因为恐惧。“恐惧并不是当前社会结构中仅有的建筑材料。然而，它是主要的、基本的材料”。
在共产党统治下得捷克，每个人都有东西可以失去，因此每个人都有理由恐惧：“因为恐惧失去自己的工作，中学老师讲授他并不相信的东西；因为恐惧自己的前途，学生跟在老师后面重复他；因为恐惧不被允许继续自己的学业，青年人入团和参加不管是否必要的活动；在这种畸形的政治信誉的制度下，因为恐惧他的儿子或女儿是否取得了必要的入学总分，使得父亲采用所有义务的和‘自愿’的方式去做每一次被要求的事。因为恐惧拒绝的结果，导致人们参加选举，给被推荐的候选人投票，并假装他们认为这种形同虚设的走过场是真正的选举；出于对生计、地位或前程的恐惧，他们不得不投票赞成每一项决议，或至少保持沉默；是恐惧使得他们经历自我批评、赎罪、不光彩地填写一大串丢脸问题的令人羞辱的行为。恐惧或许有人会告发他们，将他们驱逐出现存社会，他们通常在私下里表达他们真实的想法。在大多数情况下，使得劳动者以他们名义的所谓‘工作义务’，是那种恐惧忍受经济倒退、努力想改善自身和为了讨好权势者。实际上，同样的动机也隐藏在建立‘社会主义劳动突击队’的背后，存在于这种清醒地意识到它们的主要功能是在给上级的合适的报告中被提及。恐惧导致人们出席各种官方的庆祝会、示威和游行。因为恐惧被从正在进行的工作中驱赶出来，许多科学家和艺术家效忠于他们事实上并不接受的观念，写他们不同意的或明知是虚假的东西，参加官方的组织和参与他们认为是几无价值的工作，要不歪曲和删改他们自己的作品。在保存自己的努力中，许多人甚至报告恰恰是他们自己对被报告人做的那种事情。”（注4）
哈威尔并进一步分析说，“当然，我所说的恐惧，并不是通常心理学意义的一种确切的情感。我们在周围看到的大多数人并不像颤动的树叶那样发抖：他们的脸上呈现着坚定、自我满足的公民的表情。我们涉及的恐惧是在更深的意义上，如果你愿意，可以说它是在伦理学的意义上，即对于一种持久的、普遍存在的、危机的集体意识或多或少的分享，忧虑什么是或可能是受威胁的，并逐渐变得习惯于这种威胁，将其认作实用的方法，我们追随各种外部适应的形式作为仅有的自我保护的有效手段。”（注5）
按照哈威尔的看法，捷克人的心中之所以弥漫着恐惧，归根到底是因为他们都生活在一张“覆盖整个社会”的巨大的网中，“虽然对于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间内，都不能用自己的眼睛看到这张网，不能触到它的细丝，但甚至头脑最简单的公民都清楚地意识到它的存在，承受它每时每刻沉默的在场”。这张巨大的网不是别的，就是“无处不在的，至高无上的国家员警”，它“可以在任何时候干涉一个人的生活，没有他反抗的任何机会，可以充分地剥夺一个人的生活中本来的和可靠的方面，将其转变为一种没完没了的伪饰。”（注6）
在中国，恐惧同样无处不在。前不久，著名导演冯小刚在微博上诉苦说，“说两句实话，代价是很大，先是媳妇不让睡觉，苦口婆心央求：看在我和孩子的份上少说两句实话行吗？后是兄长如道明，声色俱厉质问：你不说实话能死吗？他戳痛我：你得多大的好跟我没关系，你倒多大的霉跟我有关系！说两句真话竟让家人朋友如此不安，我认栽。收声。往后我要嘴里没实话，大家包容。”冯导究竟说了什么“实话”让老婆朋友如此担惊生怕？原来，那是在这之前，他发过一条微博，说：“我耳朵馋，听了几嘴闲话。意思是说：不是戏子无情，是婊子无情。污蔑别的群体我也就算了，污蔑婊子，我还真得主持个公道。文革时没婊子行业吧？住在北京西什库的教友和修女们被逼着烧圣经神像，不从就用皮带抽，修女们哭着亲吻圣经投入火中。这种丧尽天良助纣为虐的事婊子是干不出来的。是谁更无情呢？”仅仅曝光这么一件文革时代的旧事，老婆朋友就紧张成那样，可见他们心中的恐惧有多深。有钱有势的明星大碗尚且如此，普通人更可想而知了。
不仅是东德人、捷克人和中国人，其实在所有共产党国家，人们都生活在同样的恐惧之中。
因为恐惧，人们不敢讲真话，成了谎言的附和者乃至帮凶；因为恐惧，人们谨小慎微，战战兢兢，对独裁暴政逆来顺受；因为恐惧，人们人云亦云，丧失了应有的独立人格。这正是纳粹和共产党之所以要拼命制造和强化恐惧的奥秘所在。
————
注释：
注1：崔卫平译《哈威尔文集》第2页
注2：崔卫平译《哈威尔文集》第3页
注3：崔卫平译《哈威尔文集》第9页
注4：崔卫平译《哈威尔文集》第8-9页
注5：崔卫平译《哈威尔文集》第9页
注6：崔卫平译《哈威尔文集》第10页
又：本文上半部分大量引述了徐贲 《见证极权统治下的日常生活 》中的相关内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