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2月5日讯】【导读】《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华裔女作家张戎的处女作。该作品讲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亲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时间跨度从清末民初至上世纪九十年代。该作品的原版是用英文写成，于一九九一年在英国出版。此书是英国出版史上非小说类最畅销的书籍，被读者评选为二十世纪最佳书籍之一。此书还荣获：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该书自出版以来已经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
二十三 “书读得越多越蠢”
我当农民 也当赤脚医生（一九六九年六月-一九七一年）
(接上期)
我的德阳新公社是一片丘陵，小山上长着灌木丛和桉树。大部分的农田都是良田，一年两季收获：一季小麦，一季水稻。也大量栽种蔬菜、油菜籽、番薯。来此地对我最大的解脱是不必爬山了，可以正常呼吸，不必整天都气喘吁吁了。我一点不在乎在这里老得走狭窄泥泞的田坎小路。我总是走得摇摇晃晃的，不时一屁股滑坐在地上。有时在摔倒前，我本能一把去抓前面的人，结果总把南南一掌推倒在田里。我也不在意另一种危险：走夜中可能会被狗咬伤，有些狗还有狂犬病。
刚到时，我们住在猪圈旁边，晚上在猪的哼吱哼吱声、蚊的哀诉声和狗的叫声组成的交响乐中睡着。房间里总有股猪粪臭、蚊香味。不久，生产队为我和南南盖了一所房子，有两个房间，在一块过去取土造砖的泥地上。这块地比一埂之融的稻田还低，春季和夏天，当稻田灌上水后，或一场大雨之后，房间里的泥巴地就变成沼泽。我和南南只得脱下鞋子，挽上裤脚。趟着泥水在房里走来走去。幸好我们两人合睡的双人床脚高，使我们可以在泥水的两尺之上睡觉。上床前，我们把一盆清水放在一个板凳上洗脚。生活在这样潮湿的环境中，我的骨头、肌肉老是疼痛。
但是小屋子也好玩。水退下之后，床下和房间角落处会长出蘑菇来，发挥点想象力，屋里就好似神话故事的场景。一次我不小心把一勺豌豆洒在地上，水退下后，一丛纤细的豆芽顶着瓣冒出来，阳光从带木框的墙洞——我们的窗户——照进来，豆瓣伸着腰张开，好像在阳光下刚刚醒过来。
小小山村的景色永远对我充满魔力。门外正对着村子的水塘，满池的睡莲和茶花。房前小道向左爬上一座约三百五十尺高的小山，太阳在山背后，在黑色的岩石群中落下。天黑之前，银色的薄雾轻轻悬浮在山脚下的田野上。男人、女人和孩子们在一天劳动后乘着暮色回家，挑着筐，扛着锄，拿若镰刀，看上去就像在云中飘。他们的狗摇头摆尾地跑出来接他们，在主人的周围欢跳。炊烟从草屋顶上冉冉上升，木水桶碰着石头井滑卡嗒卡嗒地响，人们在挑水点火做晚饭了。竹丛帝是高声交谈的人群，男人们蹲着，一口口吸着细长的旱烟杆。女人们既不吸烟也不蹲着闲谈，因为传统认为女人这样做有失体统，而革命的中国没有人提出要改变这类风俗。
正是在德阳，我了解到中国农民是怎样生活的。每天一早，队长分配农活。所有农民都得干活，每人每天挣一份固定的“工分”。工分积累总和是决定年终分配的要素。农民从生产队分得粮食、燃料和其他日常生活用品，外加一点再款。收获后，生产队向国家上交公粮，剩下的大部分用来分配，每人先分基本口粮。每个男人都一样，女人则比男人少四分之一。三岁以下的孩子分男人基本口粮的一半，三岁以上就算成人了，因为孩子显然吃不完一个成年人的口粮，所以孩子越多越好。这种分配法显然使人们不热衷计划生育。
分完基本口粮之后，剩下的收获按每人挣得的工分分配。每年两次农民聚集在一起评定每人每天挣多少工分，没有会错过这种会。评来评去，大多数青年、中年男子最后都是一天十分，女人都是八分。一两个村里公认最强壮的人则多一两分。像以前的地主这种“阶级敌人”和他们的家属一般则比别人低两分，尽管他们并不比别人做得少，还常常做最重的活。南南和我算是没有经验的“知识青年”，只评了四分——和十来岁的孩子一样。他们说这只是“开始”，然而我的工分从来没有提高过。
因为同样性别的人与人之间工分相差甚少，工分总值实际上取决于人出了多少天工，而不是这人怎么工作，卖不卖力，成果如何。于是不但劳动没有效率，还成了村里人彼此不满的原因。没有人想比别的挣相同工分的人多干活，大家两眼总盯着别人，生怕多做，被人占了便宜。女人们忿忿不平，认为有时男人和她们做同样的活，却多挣两分。争吵事情不时发生。
我们经常在田里磨磨蹭蹭呆上十个小时，干五个小时就能完成的活。我们不得不磨够十个小时，因为这才算一个整天。我一到地里就两眼盯着大阳，一心指望它快点下山，度时如年地计算离收工哨还有多久。我很快就发现无聊与繁重的农活同样令人筋疲力尽。
这里就像宁南和四川大部分地区，完全没有机械。作业情况和两千年前差不多，只是有了从政府那里用粮食换来的化肥。除了水牛拉犁外，也没有牲畜代劳。所有的东西，包括水、粪、柴、蔬菜、谷物、番薯等等，都得用肩挑。我对挑东西最感头痛，只挑水做饭这一桩事就使我的右肩终日红肿疼痛。一有喜欢我的小伙子来玩，我就显得可怜巴巴的，他们当然也就自告奋勇，把水缸给我装满。我还乘机把罐子、脸盆，甚至大碗统统拿出来让他们装。
生产队长好心不让我挑东西，派我去和孩子、老人、孕妇一起干“轻活”，可是这样的活对我来说并不轻。舀大粪很快使我跟臂疼痛，更不用说看见肥大的蛆虫在粪上蠕动时所挑起的恶心感。在一片白得耀眼的棉海中采棉花似乎充满诗意，但是我很快发觉并不是那么惬意：无情的烈日，高达三十摄氏度的湿热，更不用说东戳西捅的棉枝扎得我浑身是伤。
我宁愿插秧，这被看作是重活，因为得整天弯着腰。一天下来，最能吃苦的人也在抱怨中伸不直腰。但是我喜欢在无法忍耐的炎热中把双脚浸在凉水里，看着面前一排排纤细、翠绿的秧苗，踩着软软的稀泥，实在舒服。我只怕蚂蟥。有一次我感到小腿肚痒痒的，抬起脚来正要搔，只见一条肥胖、滑溜溜韵东西一头正扎在我的皮肤上，似乎拚命要钻进去。我尖叫了一声，旁边的农家姑娘吃吃地笑了起来，觉得我大惊小怪。尽管如此，她还是趟着水过来，冲着蚂蟥上方我的腿部就是一巴掌，蚂蟥扑通一声掉进水里。
在冬天，早饭前得干两小时的工。我和体弱的妇女们爬上山坡去砍柴。山上光秀秃的，几乎没有树木，甚至灌木丛也稀疏疏的。我们经常得走很远的路才会有点收获。我们一手抓，一手用镰刀割，多刺的灌木丛每天都在我的手心和手腕里留下几根刺。开始时我花很多时间把它们挑出来，后来挑不胜挑，只好干脆让它们留在肉里，发炎化脓后，自己钻出来。
我们砍来的都是一些“毛毛柴”，意思是顶不了用，一下子就烧光了。有一次我禁上住说：这些山怎么连一点儿树也没有。和我一起的农妇们告诉我，以前不是这样，大跃进前，山上尽是松树、桉树和柏树。它们已统统被砍倒塞进土高炉炼钢去了。农妇们说着这番话时，显得无动于衷，好像这与他们每日为柴火拚命的悲剧毫不相干，好像生活本来就是如此，不是天灾，就是人祸，无可奈何。我吃惊极了，在此之前，我一直认为大跃进是“辉煌的胜利”。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它的恶果。
我还发现了许多其他的事。农村经常召开“诉苦会”，让农民诉说国民党统治下的苦难，激发对毛泽东的爱戴，让年轻人“受教育”。农民们讲起挨饿的童年，感叹道：现在的孩子惯坏了，要小心哄着才肯把饭吃完。
然后他们的话题转到一次大饥荒，说当时他们只有番薯叶吃，要不就在田坎上挖来挖去希望找到草根充饥。他们说，村里死了好多人，我为他们的故事难过得流泪，在说完他们多么仇恨国民党和多么热爱毛主席后，农民提到饥荒发生在“公社那年”。突然我醒悟了，原来这次饥荒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他们显然是把两个政权搞混了。我问道：“那段时间是不是发生了空前的自然灾害？是不是自然灾害引起了饥荒？”“才不是这么回事！”他们异口同声答道，“天气好得不能再好了，田里的谷子很多很多，但是那个人——”他们指者一个畏畏缩缩的四十来岁男子说：“他下令我们都得去炼钢，结果是到手的庄稼一半都烂在地里了。他却对我们说：‘没关系，我们已经进入共产主义天堂了，再也不用担心没粮食吃了。’以前我们总是控制着吃，但是那阵大家吃公社大食堂，敞开肚子，吃剩了就丢，大米也拿来喂猪，后来，食堂没有粮食了，他却命令民兵把守仓库，不准开仓，说粮食要运到北京、上海去，那儿有外国人。
就这样，一点一点地，真相显现出来了。那个灰头灰脑的人在大跃进时期是这个村子里的生产队队长，他带头砸了农民的锅灶，铁锅拿去炼钢，不准农民在家开伙。他又浮夸收成，结果国家收购粮食像天文数字，把农民倾其所有也交不够。村里饿死了几十个人。在大饥荒后，所有罪责都归他，公社让村民们把他选下台，戴上”阶级敌人“的帽子。
就像大多数“阶级敌人”一样，他没有进监狱，而是由村民们监督，这是毛泽东的一个法子：使老百姓总有个近在眼前的仇恨对象。有一政治运动，这个人就和其他“阶级敌人”一起拉出来当靶子打。他分的最重的农活，得的只是一天七分工，比同等劳动要少三分。我从来没见过任何人和他交谈，全是看见过好几次村里的小孩子朝他的儿子扔石头。
农民们感谢毛泽东惩办了他。没有人问他到底有没有罪，没有人怀疑细究，他应负多大的责任，一次，我找到机会单独向他问起往事。他显得受宠若惊，可怜巴巴地说：”我只是执行上级指示，我只是执行呀！……“随后他又叹息着说开了。“当然我不想扔了官，我不当，别人就会当，我和我的孩子们怎么办？可能早就饿死了。生产队长官不大，但起码可以死在全村的最后。”他的话和农民的故事，深深震撼了我。第一次我无意中发现在文革之前的阴暗面。事实和漂亮的官方说法相距太远！下是在德阳的山野田间，我的怀疑加深了。
我有时在想，毛泽东把城里学生娃娃赶到乡下去，让他们接触现实，睁大眼睛，他到底知不知道这会产生什么后果呢！我又想，他也许十分有把握大多数人不可能根据支离破碎的信息来推断出合理的结论。确实如此，十八岁的我只有模模糊糊的怀疑并不能理性地分析。（此处删去两行）。
德阳县也像宁南一样，很少有农民能阅读报上最简单的文章，能写最起码的信，许多人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共产党早期致力于扫盲的激情已被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挤掉了。
这个村子有所公社补贴办的小学，文革一开始，孩子们就尽情的折磨老师，把可怜的老师弄来斗争、游村、头上顶一个沉重的铁锅，脸用油烟涂得漆黑。有一次，他们差一点打裂了老师的头骨。从此之后，不管怎么劝，没有人敢当老师了。
大多数农民也不关心学校教育。他们说：“上学有啥子用？你花钱读书，一读就是好几年，最后还是个农民，得靠出力吃饭。会读书也多挣不了一口，为啥要浪费钱、浪费时间呢？不如早早挣点工分。”一旦生为农民，就得一辈子当农民，几乎没有别的前途，这种政策使得农民丧失了受教育的动机。学龄儿童们呆在家帮忙做家事，照看年幼的弟妹，十岁出头就下田干活了。女孩子们呢，农民觉得上学更是彻头彻尾的浪费，他们说：“出了嫁就是人家的人了，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了水。”
当时，“夜校”被鼓吹成是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把教育带到乡村”。有一天，我们队里宣布要办夜校了，并要我和南南当老师。我很高兴，然而，上了头一堂课后，我便看出这里根本没有教育可言。
千篇一律，一上课，生产队长总要我和南南给大家读，《毛泽东选集》或《人民日报》社论。然后他开始讲话了，一讲就是一个钟头，都是报上最新的政治术语，毫不连贯地串在一起，不知所云。不时地，他也发些具体的指示，而且都借毛泽东的名义：“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天要吃两顿稀的，一顿干的。”“毛主席教导我们不要浪费番薯去喂猪。”如此等等。
经过一天地里筋疲力尽劳动后，农民们一心只盼回家做自己的事，夜晚的时间对他们来说很宝贵。但是没有人敢“逃学”，他们只是坐在这里屯磕睡。渐渐地，夜校不了了之。这种“教育”不是让人变聪明，而是变蠢。我一点儿也不惋惜它最后废除了。
由于缺乏教育，农民的世界狭小得令人伤心。他们的谈话集中在极琐碎的日常小事上。一个农妇花了一上午时间抱怨她的小姑子用十把“毛毛柴”煮早饭。她说本来只要九把就够了（柴也是由生产队分配的）。另一个则喋喋不休地几个小时数落婆婆，说她在米饭里放了太多的番薯（米比番薯宝贵得多）。我知道他们天地狭窄并不是她们的错，但仍觉得这类聊天令人难以忍受。
另一个百谈不厌的话题是“性”。有一个来自德阳县城的梅姑娘，落户在我们邻居队上。风言风语说她与不少城市青年、农民都睡过觉。我在田里劳动时不时听到人们用粗话谈论她。不久传来消息说她怀孕了，但把肚子勒得紧紧的。为了证明自己没有怀“野种”，梅姑娘故意做所有孕寻不适合做的活，像挑担子等。后来在她村子里的溪边上的一丛灌木里发现了一具死婴，大家都说是她的，但没有人知道是不是一生下来就是死的。她的生产队长命令挖个坑把孩子埋了，就此了事，可是有关她的流言蜚语传得很更起劲了。
梅姑娘的故事使我寒心，但还有别的事更可怕。我的邻居有四个女孩，全是黑皮肤、圆眼睛的美人。不过村民们觉得她们不美，说她们太黑了，在大多数中国农村，白皮肤是美的标准“一白掩百丑”。当这家大女儿到了该出嫁的年龄时，她父亲决定招个女婿上门。这样他不仅能保住他女儿的工分，而且还能多个劳力。农村风俗是女人嫁进男人家，上门女婿对男人是一大羞耻。你的邻居总算从穷山区找到了一个青年，这人拚命要摆脱山区，眼前只有结婚一途可帮他了。新女婿于是在人前地位很低，成了岳父的出气包。我经常听见他岳父高声骂他，时不时禁止女儿跟他同房。女儿不敢违抗，怕被说成是不孝，又怕别人讥笑她太想和男人睡觉。女人要求享受性生活，甚至和自己的丈夫做爱都被认为是件可耻的事。一天早上，我被窗外的喧闹声惊醒，原来这个青年头天晚上灌了好几瓶酒精浓度很高的番薯酒，第二天一早，他的岳父使劲踢他的房门，要他下田干活，等破门而入时，才发现女婿已死在床上了。
一天，我们生产队做豌豆面，借我的搪瓷盆装水，那天，面没做成，变成一滩稀糊。围在制面大桶周围焦急地等着分面的人群变了脸色，当他们看见我走过来时，都大声抱怨起来，恨恨地瞧着我。我感到很害怕。后来，一些女人告诉我，村民们把制面失败归罪到我头上，说我必定是在来月经时用过脸盆，害得他们“倒了灶”。女人还说，因为我是城市来的，所以还算运气。要是换上她们，家里的男人一定把她们痛打一顿。
另一次，一群小伙子担着番薯经过我们村子，在狭窄的路边休息。他们的扁担放在地上，挡住了路。我没有留意，抬脚跨过了一根。忽地一声，一个小伙子跳了起来，一把抓起扁担，冲到我面前，两眼冒火地瞪着我，就像要一扁担打过来似的。从别的农民议论中，我才明白女人跨过男人的扁担，男人肩上要长扁疮。我只得又跨回来，以示“清毒”。我在农村全部时间里，从来没有看过扫除这类迷信的努力。人人习以为常，提出不提。
我们生产队里受到最高教育的人是从前的地主。由于宣传的结果，我以为地主就是恶人。现在我才发现，我其实和这家地主最合得来，尽管一开始我有些局促不安。他们和那些深深印在我脑中的宣传机器所铸造的形象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丈夫没有一双残忍、贪婪的眼睛，妻子也不扭动屁股，甜言密语地勾引干部。
有时，我们单独在一起，他会开始诉苦。“张戎，”他有一次说，“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你看了这么多书，知书识礼。你来评评这个理，这事公道不公道！”他讲起他怎么会弄上一顶地主帽子。四十年代后期，他在成都一家餐馆当跑堂的，千辛万苦攒下点钱。那年一些有远见的地主已意识到共产党将会到四川了，到了会搞土改，所以他们贱价卖地。跑堂先生没有政治眼光，买了些地，还满心欢喜，以为占了便宜。他不仅很快就在土改中丧失了这些土地，而且还一下子成了“阶级敌人”。说到这里，他长叹一声：“一失足成千古恨呵！”
村民们似乎对这家地主没什么仇恨，只是保持距离。但是，像所有“阶级敌人”一样，这家人总被分派没人愿干的活。他家的两个儿子尽管是村子里干活最卖劲豹人，却比其他男人每天少挣一个工分。在我看来，他俩又聪明、又能干，是远近最温文尔雅的人，看上去与众不同。在村里所有的年轻人中，我本能地跟他俩最接近。然而，尽管他们有种种美德，也没有姑娘愿意嫁给他们。他们的母亲唠唠叨叨地告诉我，说她为少数几个好不容易由媒婆引见来的姑娘不知花了多少钱买衣物，这些姑娘总是接下衣服和钱后就不来往了。换上别的农民，会把礼物要回来，但这位地主只好自认倒楣，当母亲的常叹道，儿子们没有希望结上一门好亲事，又感叹道他们倒处之泰然，每次失望之余，总尽力使她开心，说要放弃赶集来挣工分，把失去的礼物钱挣回来。
所有这些不幸都是以平淡的口气叙述的，没有多少戏剧情节，也不怎么动感情。在这乡野，甚至死亡消息也只像石头投进了水池，溅起一阵浪花后，波纹很快散成了平静的水面。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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