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2月3日讯】【导读】20世纪70年代，写作组在中国大陆曾经领导官方舆论。影响最大的是以“梁效”为主要笔名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以“罗思鼎”等笔名的上海市委写作组；以“初澜”为笔名的文化部写作组；以“唐晓文”为笔名的中央党校写作组和以“洪广思”为笔名的北京市委写作组等。中共的机关刊物《红旗》杂志，几乎每期都有这些写作组的文章。中共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及《解放军报》，也常在最突出的位置发表写作组的文章。写作组对当时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中影响很大。丁东的文章记录了“写作组”背后的故事，以及他们的命运沉浮的。
（一）
1974年的批林批孔和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时，毛泽东已经年迈多病，深居简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领导机构成员实际上对这些运动态度并不一致。力主推动运动的一方更多地通过写作组发号施令。写作组的文章，通常以笔名出现，但又在党报党刊最重要的位置发表，有的还由新华社发通稿。虽然除常用的笔名，还有许多一次性出现的笔名，读者无从判断他们是哪个写作组，但他们的文章又分明口含天宪，各报转载。
在当时，写作组的化名文章，是不容质疑的，必须贯彻执行。比如初澜一篇批判晋剧《三上桃峰》的文章，就使数以千百计的官员挨了整，下了台，有的还被关起来隔离审查，山西省委的领导机构也因此改组。在当时，写作组的政治影响力是如此之大，但他们的存在方式却十分神秘，不为人知。直到最近几年，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陆续出版，才公开披露出某些写作组的组织结构和活动方式。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成立于1973年，次年中共中央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发出了该组整理的《林彪与孔孟之道》，由此启动了席卷全国的批林批孔运动。该组也就成为当时最引人注目的机构。据当事人范达人回忆：
这一组织最初定名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后来用了许多笔名，如梁效、柏青、高路、景华、安杰、秦怀文、施钧、郭平、金戈、万山红、祝小章、梁小章等，其中最主要的一个笔名是“梁效”。为什么取“梁效”这一笔名呢？记得在此之前年初，我们发表了一系列批判林彪、孔孟之道的文章，大部分都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名义。当时姚文元提出能不能用笔名。他说如果报刊上经常出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署名文章，有点不大好。姚将其意见通过《红旗》编辑告诉了李家宽，李向迟群、谢静宜作了汇报。迟、谢同意用些笔名并说这样可以使人感到有很多人参加大批判，而不仅是两校。于是，后来一些份量不太重的文章便用笔名。用什么笔名呢？在一次会上迟群提出了这个问题，我当时建议用“梁效”，因为一则北大、清华是两个学校，“梁效”与两校谐音，再则用“梁效”两字从语音听亦不错，表示良好效果的意思。梁又是百家姓的一姓。当时迟群对我的建议未置可否，李家宽等人倒同意用这一笔名。后来，“梁效”竟成了我们的主要笔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这一名称逐渐被淡忘。
关于“梁效”的组织形式，周一良回忆：“梁效”设立支部书记一人，由迟群、谢静宜手下的八三四一部队的一名干部担任；副书记二人，北大清华各出一名。三十几名成员中，除两校之外，还有少数人民大学的教师。
范达人回忆：“梁效”有三个头头，即李家宽（原为中央警卫师八三四一部队文书科副科长，当时是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军宣队代表）任大批判组党支部书记，实际负责人；宋伯年（原为北京大学政工组宣传组副组长，北大中文系毕业，曾任外国留华学生汉语教师）任大批判组党支部副书记，王世敏任大批判组党支部副书记。周一良、汤一介、范达人、杨克明、王朝文和卢振义为党支部委员。
“梁效”写作组存在的三四年间，共发表文章181篇。
范达人回忆：“梁效”在组织纪律性方面，要求甚为严格。大批判组内编写什么材料，撰写什么文章都是保密的，在没有公开发表前，不能向外人透露，甚至也不能向组内与此事无关人员谈及。基本上是各干各的，互不通气。除非需要，才在较大范围内讨论。
周一良也回忆：除老教授晚间回家外，都集中住宿，每天三段时间都须到班。“梁效”纪律森严，不得随便请假，不得向外面（包括自己家人）透露工作内容。集中驻地在北大朗润园的北招待所，门禁森严，给外人以神秘之感。“梁效”主要任务是写作，由中青年同志担任，被“四人帮”利用制造了不少反动舆论。写作意图由迟、谢两人下达，或由《红旗》、《人民日报》等报刊的编辑口头传达，有时甚至写成书面提纲交给各写作小组。几个写作组之外，有个研究组，后改名注释组，几名老教授在内。江青听毛XX谈话，遇到她不知的人物或不懂的典故，立即通过迟、谢两人命令这个组查阅报告，起了供顾问咨询的作用。“梁效”还要求老教授对于写作组的文章在文献典故方面发挥所谓“把关”的作用。
关于“梁效”受谁领导，范达人说：尽管江青与“梁效”来往不少，但是，在我看来，“梁效”应是毛泽东通过谢静宜、迟群掌握的写作班子。毛泽东直接向谢静宜下达批示和要求，然后再由谢和迟向“梁效”口头传达、贯彻。“梁效”所宣扬、倡导的是毛泽东的理论和思想。事隔二十多年后，谢静宜于1998年元月8日告诉笔者：“1975年5月，我就‘梁效’今后的任务请示毛XX，毛XX说：一、继续写文章；二、选一些好文章给政治局和我看；三、找人做点古诗词注释；四、江青如果找你们选文章和做注释，可以帮忙。如果江青要以自己的名义写信，送材料，你们就不要替她做了。毛XX说最后一句话时还拍着我的肩膀。江青在一次会上把‘梁效’称作她的班子。我当时反驳说，这个班子是毛XX提议建立的，是按毛XX的指示工作的。江青听后马上改口说，那就更好了。”
至于“四人帮”中的王洪文和张春桥与“梁效”则无直接关系。姚文元与“梁效”也谈不上有什么领导关系，他只不过通过《红旗》和《人民日报》向“梁效”约稿或提些建议罢了。
上海市委写作组的前身叫“红旗杂志上海组稿小组”，成立于1968年9月，由张春桥、姚文元指定徐景贤领头，实际上由朱永嘉负责。直到1971年五六月间，由上海市委写了正式报告，7月，经张春桥、姚文元批准，过渡为上海市委写作组。1974年6月1日，朱永嘉发信请求张春桥、姚文元，要求把写作组改名为社会科学院。张春桥6月3日批复“不忙建立”。姚文元批复说“我觉得写作组（或写作班子，这个名称不一定不好听，中央文革也叫小组），还是按照上层建筑领域革命的需要，今后的战斗任务及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来考虑组织形式较为实际，不在乎名称，而在乎实际”。上海市委写作组最初由朱永嘉、王知常、肖木担任领导核心。1973年5月，肖木调北京任王洪文的政治秘书，王绍玺补入核心。1976年6月，又增补顾澄海、陈冀德、章树琨3人为核心。写作组的正式成员有45人，分为历史、哲学、文艺、经济、自然辩证法和秘书六个组，后来以借调使用办学习班、培养理论骨干等方式建立外围组织，层层向外扩展。到1976年，写作组本部及外围组织人员发展到近500人。
上海市委写作组的笔名除丁学雷、罗思鼎，还有康立、方泽生、方岩、石一歌、伍丁、戚成楼、史锋等。上海市委写作组，主要是张春桥、姚文元掌握的写作班子。但指导思想，与“梁效”并无不同。
1975年，邓小平一度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也组织了一个秀才班子，为否定“文化大革命”造舆论，这就是国务院政治研究室。
当事人冯兰瑞回忆：1975年“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四人帮”还在台上。邓小平第一次复出受命主持中央工作，建立了这个名叫政治研究室的机构。由于当时党中央还在“四人帮”的控制之下，邓小平仅仅是国务院副总理，这个机构只能设在国务院，由邓小平直接领导。
政治研究室的领导共有七位：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邓力群、李鑫。不过经常见到的只是胡乔木、于光远和邓力群几位，李鑫根本没见过，只知道是康生的秘书。
政研室成立以后的工作，主要是根据邓小平指示，收集研究资料，代管学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即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写一系列文章，帮助学部筹办《思想战线》等等。帮助学部和在东城的几个研究所的工作由胡绳负责，帮助经济研究所和建立国家计委研究所的工作由于光远负责。最初写出的文章中，有一篇题为《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以下简称《论总纲》），是后来被“四人帮”批判的“三株大毒草”之一。两校（北大、清华）大批判组说：“《论总纲》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授意编写的，其中集中了邓小平1975年的一系列讲话。”这个说法大体不错。《论总纲》是胡、于、邓几位室领导组织写作的，我没有参加，据我所知,《论总纲》曾数易其稿，胡绩伟、苏沛、滕文生、龚育之、吴冷西先后参加过写作。第一二稿由胡绩伟主持写出，最后一稿由邓力群来主持写。从写作过程看，《论总纲》一文是集体的作品。
邓小平将写作班子命名为政治研究室，表明他倾向于机构的正规化，和张春桥、姚文元不赞成机构正规化的态度正好相反。
1975年11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后，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停止工作，成了运动的重点。在当时，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不可能形成两种舆论唱对台戏的局面。
（二）
成立最早、国际影响最大的写作班子，是正式成立于1963年的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据当事人吴冷西回忆：
党中央正式决定成立一个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直属中央政治局常委。组长康生，我是副组长。小组成员包括廖承志、伍修权、刘宁一、章汉夫、孔原，另外还有我们写作班子的一些“秀才”，有许立群、姚溱、乔冠华（他在中苏两党会谈开始后被指定为副组长）、王力、范若愚、胡绳、熊复。不久胡绳、熊复因病都没有参加这个工作。陈伯达是非正式的“机动”成员，有时参加，有时不参加。
其实这个小组1962年11月就开始工作，从1962年12月起，写作班子就集中在钓鱼台，到1963年2月毛XX从外地回到北京后，才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决定正式命名。一直到1966年5月开始的所谓“文化大革命”之前，写作小组集中工作。“文化大革命”风暴来临前夕，这个班子就解散了。
而这个班子的雏形，还可以追溯到更早。吴冷西回忆：其实，起草反修文章的人，从1960年起草《列宁主义万岁》三篇文章的时候起，队伍就慢慢形成了。
在1960年开始的时候，在北戴河会议前后写《答复书》的主要还是几位秀才亲自动手，那个时候大家也比较年轻，都是四十岁出头一点，正是精力旺盛的时候，后来才慢慢增加一些帮手，主要目的是培养人才。一般的稿子先给他们讲一讲，由他们先起草，然后再同他们一起修改。这样就慢慢形成了一个相对固定的班子。这个班子就是后来中苏公开论战的时候我党中央政治局常委正式成立的反修文稿起草小组的前身，也是它的基础。
没有人说过这个在“文革”前就结束了的起草小组与后来的中央文革小组有什么关系。但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可以作一点探讨。
1964年7月，毛泽东提议成立领导学术批判的小组，要陆定一当组长。陆定一推说干不了，提议彭真当组长。当时确定由彭真当组长，和周扬、陆定一、康生、吴冷西组成五人小组。彭真当组长后，开了座谈会，成立了学术批判办公室，胡绳当办公室主任，成员包括许立群、吴冷西、姚溱、王力、范若愚等。“二月提纲”就是学术批判办公室成员姚溱、许立群在1966年2月起草的。毛泽东批评了“二月提纲”以后，1966年4月决定成立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起草小组，名单是江青定的，组长陈伯达，成员康生、江青、张春桥、吴冷西、王力、尹达、陈亚丁、关锋、戚本禹、穆欣。1966年6月正式成立中央文革小组的时候，原起草小组的吴冷西没有了，陈亚丁换成谢镗忠，加了姚文元。
这些写作组的办公地点都是钓鱼台。毛泽东在1965年以前，主要在国际领域反修，重点对象是苏共。1966年发动“文革”，想把反修的主战场从国际转到国内，但写作队伍不可能彻底换班，所以像康生、王力这些原来对苏论战的秀才，进入中央文革是有原因的。
“文革”开始以后，张春桥、姚文元进入中央文革小组，分别担任副组长和组员。上海市委写作班子改由杨西光领导，一度受到复旦大学红卫兵冲击。张春桥、姚文元通过徐景贤转告红卫兵，保了“罗思鼎”。在“一月风暴”中，徐景贤、朱永嘉及上海市委写作班子一些成员得到来自张、姚的高层消息，以上海市委机关干部的身份参加了夺权斗争，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徐景贤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朱永嘉也成为列席常委。原写作班的主要成员组成市革会专题写作组，吴瑞武任组长，朱永嘉任副组长，负责起草市革委的重要文件、《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社论等，原华东局内刊和从基层单位抽调的另一批人组成市革会大批判写作组，由朱永嘉兼管。1968年，市革会专题写作组和市革会大批判写作组一度解散，参加工宣队。不久，在北京主攻《红旗》杂志的姚文元，又让徐景贤在上海领头成立“《红旗》杂志上海组稿小组”，而实际由朱永嘉负责。1971年再正式重建上海市委写作组。
（三）
“文革”前的写作组和“文革”中的写作组，到目前为止得到的评价有很大差别，后者名声很臭，前者无人非议。
在社会舆论中，这些写作组被视为“四人帮”的追随者，受到鄙视和谴责。北大冯友兰、魏建功、林庚、周一良四位老教授被讽刺为“四皓”。后来冯友兰和周一良留下了回忆录，讲述了他们那一段的心路历程。这些颇费踌躇的笔墨，发表后引起过不少争议。历史学家陈旭麓曾为上海市委写作组外围组织“近代史组”负责人。他去世后，由他的学生编辑出版了《陈旭麓文集》，在第四卷《浮想偶存》中，收有他给郑云山、左步青等人的信，从这些信中知道，他因为上海市委写作组的“一般性问题”，被调查了七年，“代价是六十岁变成了六十七岁”。余秋雨同上海市委写作组的瓜葛，至今争论不休。
总的来说，不管北京、上海还是其他地方的知识分子，当年能进入写作组，都感到一种荣幸，他们都想以自己的知识和才能为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服务。如果判断进写作组的人都是道德品质不端的投机之徒，只是一种事后诸葛亮的逻辑。在当时，有机会进入写作组而又拒绝参加者，可以说非常之少。
写作组成员从年龄上可以分为老年、中年、青年。经历不同，背景不同，可以各自分析。像冯友兰这样解放前已经自成一家的学者，进入写作组就面临着一个否定自己原来学术思想乃至整个价值观的问题。关于这一点冯友兰在他晚年作过自我解剖。老知识分子，在解放后历次运动中，一再挨批，不得不夹着尾巴做人。“文革”中又被触及灵魂，甚至殃及皮肉，早已是惊弓之鸟，噤若寒蝉。到批林批孔时，突然要用你，而不是整你，这时不说是受宠若惊，起码也有知遇之感。中年知识分子，从走上社会之日起，所习惯的就是一切听从党安排。在他们的经历之中，50年代跟着党批判胡适、胡风，反右派，拔白旗，60年代批判修正主义，都是理所当然的。“文革”中，批林批孔，或者批判其他的对象,也是理所当然的。至于青年，“文革”初期从大中学毕业后，都进了农村、工矿、军营，接受再教育，参加写作组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进入知识文化界的机会，他们当然乐于接受。
参加写作组的人数虽然不多，但这些人的笔杆子都比较好使。当时用人的标准首先是听话，是愿意紧跟毛XX的战略部署，同时也要看能力。选入写作组的人，肚子里都是有墨水的，一部分还是某一学科的顶级专家。“文革”时的中国是一个封闭社会，政治信息不透明，学术思想信息的传播也受限制。但写作组成员在为当时政治服务的时候，有机会接触到较多的一般知识分子看不到的学术资料和思想信息。就中老年成员而言，他们先他人一步回到读书写作环境；对于青年成员而言，他们在特殊的政治背景里接受了一种特殊意义上的学术训练。到了80年代，参加过写作组的知识分子大多数在中国学术、文化界比较活跃，其中不少处于领先地位。
冯友兰、周一良写回忆录时年事已高，回首平生的时候，还算敢于正视自己。而年轻一些的，则还要面对社会生活。他们不能够坦言过去，似乎有失君子风度。但从实际情况考虑，主要是因为内心恐惧。因为写作组的经历毕竟仍然是他们头上一片不散的阴影。
文章来源：《文史博览》2005年1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