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31日讯】【导读】《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华裔女作家张戎的处女作。该作品讲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亲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时间跨度从清末民初至上世纪九十年代。该作品的原版是用英文写成，于一九九一年在英国出版。此书是英国出版史上非小说类最畅销的书籍，被读者评选为二十世纪最佳书籍之一。此书还荣获：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该书自出版以来已经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
二十二 “劳动改造”
到喜马拉雅山边去（一九六九年一月-六月）
(接上期)
我姥姥快满六十岁了，无法忍耐的奇痛终于压倒了她。她感到有千万根针扎在身上，扩散着，最后集中到耳朵里。门诊部的医生说这可能是神经性病痛，他们没有办法，唯一的建议是尽量保持心情愉快。我带她去另一家医院，从支机石街走路得半个多小时。
新当权派根本不关心小老百姓出门交通，因为他们出门有专门司机开小汽车接送。公共汽车对革命并非生死攸关，他们就由它停开。人力三轮车又被禁止，说是压迫劳动人民。我姥姥因剧烈疼痛不能行走，我只好借了辆自行车，在后面的行李架上放一块软垫，扶她坐上去。她手抓住车座，我推自行车，小黑扶着她，小方则坐在自行车的横杠上。
多亏一些医生护士保持了职业道德和献身精神，医院还没有关门。但医院墙壁上有大标语，指责他们“以工作压革命”——这是坚持工作者的标准“罪名”。那位替姥姥检查的女医生眼圈发黑，眼皮时不时地抖动。我想她一定是被大群大群的病人搞得疲惫不堪了，而且她还得忍受那些政治攻击。医院里挤得满满的，到处是阴沉沉的男女，有些人脸部青肿，有的断了肋骨躺在担架上，他们都是批斗会上的牺牲品。
医生仍说不出我姥姥患了什么病。X光和其他临床诊断设施都坏了，没法给她检查，只给了她各种止痛药。当这些药都不管用时，医院就收她住院。病房爆满，病床一张挨着一张，连走廊也排满了床。护士们从这间病房跑到那间病房，无法细心照料如此多的病人。于是我决定陪姥姥住院。
我回家拿来一些厨房用具，以便在医院里为她烧饭。一张竹席铺在她病床下，就是我的床。整夜，我不断被她的呻吟声惊醒，从薄被子下面钻出来给她按摩，暂时减轻她的痛苦。病房里，到处是浓浓的尿臊臭，每个病人的屎壶都放在病房旁边。我姥姥很讲究清洁，一定要自己起身到厕所去大小便，甚至夜间也如此。但别的病人并没这样做，他们的便盂有时几天也不倒掉，几个护士忙得团团转，顾不上这些细节。
姥姥的病床紧靠着窗户，可以看到医院的前园。现在这里长满了杂草，木凳也被砸坏了。我第一次透过窗户看出去时，见到几个小孩正围着一棵瘦小的玉兰树，扯它所剩无几的枝桠，要摘上面开着的几朵孤伶伶的花。成年人从旁经过，也不干涉，破坏树木的行为已屡见不鲜了。
一天，从开着的窗户外，我一眼看见了我的朋友平先生从自行车上跳下来。我的心也跟着蹦跳了，脸一下子发了烧。我飞快地把玻璃窗当镜子，照了照自己。在公共场合照真镜会召来横批，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之嫌。那天，我穿了一件白底粉红格子外衣。当时刚允许年轻妇女穿这类图案的衣服。头发也可以留长了，但只能梳成两条辫子。我经常左思右想：两根辫子应该靠近一点呢？还是分开一点呢？梳得直挺挺的呢？还是辫梢微微曲翘呢？辫子部分比松散部分长一点呢？还是短一点呢？这类差别虽然细小却无穷无尽。政府并没有规定头发该怎么梳，衣服的样式、色调如何，但是大家怎么打扮你也得怎么打扮。因为大家差不多都一样，稍稍有点变化便会引人注意。所以看上去既要吸引人，又要跟别人没什么大的不同，使人无可挑剔，便成了一门真正的学问。
我还在翻来覆去不满自己的形象时，平已经走进病房来了。他样子很平常，但有某种气质使他与众不同。那是一种玩世不恭的味道，在当时毫无幽默感的时代里可算得凤毛麟角。他父亲是文化大革命前共产党省委某个部的部长，但平和绝大多数高干子弟不同。“为什么我要下农村？”他说，而且说到做到，为自己搞了一张“病情证明”，留在成都。他是我见到的第一个思想自由、不以任何事为神授皇颁而不可怀疑的人。他是第一个打开我头脑里的禁区的人。
至此为止，我一直想避开谈恋爱，因逆境而变得更强烈的对家人全心的爱，盖过了其他感情。虽然在我的内心一直有另外一种性爱的感觉存在，渴望冲出禁忌，但是我成功地把它锁了起来。认识平使我内心交战不已。
这天平出现在我姥姥病房里，一双眼睛青肿，说刚被温先生打了—拳。温是我所在四中的高中学生，不久前护送一位在宁南大山里摔断腿的姑娘回成都就医。平故意满不在乎地描绘他俩人打架的情形，暗示说温不高兴他与我过从甚密。后来我听温说他打平的原因是他不能忍受：“这家伙在我面前自鸣得意、龇牙咧嘴地笑。”
温生得短小粗壮，大手、大脚、大板牙。和平一样，他也是一个高干子弟。但他总是卷起袖子、挽起裤脚、穿双草鞋，打扮得像个家农民——完全是宣传画里的模范青年形象。一天，他告诉我他要回宁南去继续接受改造。我问他为什么，他随口回答：“为了紧跟毛主席呀！我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嘛！”我一下于愣住了，无言以对。我还以为人们只在公开场合才说这种官活。然而他并非故作正经，他是脱口而出，使我觉得他是认真的。
温的思维方式并没有使我对他敬而远之。文化大革命教育了我不要按人们的信仰来区分他们，而该看他们是否心术不正，是否残酷，我知道温是个正派人，当我想永远脱离宁南时，就是请他帮的忙。
我离开宁南已经两个多月了，虽然没有规定不准这样做，但是国家有办法使我迟早必须回大山里去。我的户口已由成都迁到宁南去了，呆在城里没有粮食和其他配给。这段时间我是靠家里人的定量配给过活的，维持不了多久。我意识到必须赶快把户口迁移回成都附近某个地区，因为农村户口不准迁进城镇，所以把户口重新迁回成都根本不可能。把户口从偏僻的山区迁移到像成都平原这样富庶的地区也不行，除非有亲戚在那儿愿意接收我们。“发明”个亲戚是容易办到的，因为中国人七大姑八大姨太多，没有人弄得清。
我有个好朋友南南刚从宁南回来找路子，我跟她计划一块转，还加上我此时仍在宁南的姐姐。迁移户口首先得搞到三张证明：第一张是亲戚所有的公社，说明他们愿意接纳我们；第二张是这个公社所在的县政府，批准公社的请示；第三张是四川“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办公室”批准这次迁移。有了这三张，我们还得回宁南生产队，获取他们的批准，然后再到县城找管户口的，最后由他同意放我们走。只有到那时候，我们才可拿到那份对每个中国公民都至关重要的文件——户口薄。到了新地方，再把它交给当地政府。
只要你想从政府划死的框框里走开一小步，哪怕是小小的一步，生活总是变得这般复杂困难。这还不算，节外生枝是家常便饭。当我们正在计划迁移时，犹如睛天霹雳，中央政府发出一项新规定，在六月二十一日起冻结户口。现在已经是五月的第三个星期了，在那之前，能找到一个真正愿意接纳我们的亲戚，然后再把所有关卡打通，几乎不可能。
我们找温求助，他没有半点犹像就同意为我们制造这三张证明。编造官方文件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可能会坐很久的牢。但是这位忠于毛泽东的红卫兵对我们的告诫只是耸耸肩。
关键是印章。在中国，所有的官方文件都有印章盖在上面。温写得一手好字，也会模仿官印的字体刻章。他用一块肥皂来刻，一个晚上的时间，我们三个人所需的全部证明就都有了。没有他，就算运气好，这些至少也要花好几个月才能搞到。温还提议和我、南南一起回宁南，帮助我们处理剩下的手续。
快走了，我又不想走，放不下心，姥姥还在医院。她极力催我动身，说她要出院回家，以照看年幼的弟弟。我没劝阻她，因为医院实在是个令人压抑的场所，不仅气味不好闻，而且还吵得不得了。每日每夜不是呻吟声就是过道的上喧哗声，还有叫个不停的扩音器广播，每天清晨六点钟就把每个人都吵醒了。最糟的是不断有病人在众目睽睽下去世。
姥姥出院那天傍晚说，觉得尾椎骨刺痛，不能坐在自行车的行李架上。小黑骑上车，带走她的衣物、毛巾、洗脸盆、热水瓶和碗筷，我扶着她慢慢走回家，那天黄昏天气闷热，姥姥边走边咬着嘴唇，身子不时抖着，显然在竭力抑制痛得忍不住的呻吟声。我对她说些闲话想分散她的注意力。街旁的梧桐树曾是绿盖成荫，现在只剩下稀疏的枝叶——三年文革无人管理的结果。建筑物伤痕累累，这是造反派战斗所留下的。
我们走了一个钟头，才走一半。天色突然变了，狂风卷起尘土和大字报碎片扑面而来。姥姥踉跄了几步，我紧紧扶着她。接着下起大雨来，我俩顿时全身都淋透了，附近又没有地方可以躲，只好一步步艰难地向前挨。湿漉漉的衣服贴在身上，妨碍我们行走。我觉得透而过气来，姥姥瘦小的身体在我手臂里越来越重。雨乘风势密集得像大幕似地挡在我们面前，抽打着我们已经湿透的身体。我感到非常冷，姥姥啜泣起来：“老天！让我死了吧！死了吧！”我也想哭，但只是说：“姥姥，马上就到家了……”
忽然听见一阵车铃声，有人问：“喂！要搭车吗？”原来身后来来了一辆三轮货车，一个年轻人身穿衬衣，敞开胸，蹬着车，雨水顺着脸颊小溪似地往下淌。他走过来，抱我姥姥上了车，上面已有个老人蜷成一团低头坐者，这时点点头向我们打招呼。年轻人说这是他的父亲，他刚从医院接他回家。他把我们一直送到家门口，挥手说了声：“不用谢！”就消失在雨幕中了。由于雨水呛得我张不开嘴，我没问他的姓名。
两天后，姥姥起床了，下厨给我们作烙饼，又像往常一样忙忙碌碌打扫房间。我看得出她是强撑着，我要她休息，她不听。已经是六月初了，姥姥不断催我快走，并要京明和我一起去，说我上次在宁南病得很重，没人照料不行。京明刚满十六岁，暂时还未被送下乡。我发了封电报，要姐姐回成都照顾姥姥。十四岁的小黑自靠奋勇地说可以信得过他，七岁的小方也郑重其事地作了保证。
当我向姥姥告别时，她哭了，说她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再见到我了。我抚摸着她瘦骨嶙刚、青筋凸起的手背，把它贴在我脸上，强抑住要夺眶而出的眼泪，说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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