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30日讯】1月23日晚，博友“如视我闻”针对“玄妞儿”议论甘肃省政协委员彭丹的微博，在新浪上发了这样一条让人过目不忘、会心而笑的评论：“对党中央而言，国务院是夫人，人大是姨太太，政协就是通房丫头。主政是老爷，参政是夫人，议政是姨太太，通房丫头就是个端洗脚水的货，你懂了吧。”
1月24日上午，我在上述评论后跟了一帖：“前天老爷突发奇想，道：要把自己的权力关到笼子里去。夫人、姨太太和通房丫头会信他的鬼话么？”几天来，我一直觉得，那天我不假思索地敲上去的“鬼话”一词，虽远不是什么神来之笔，但还真的可算比较贴谱。
近代以来，人类创建和确立了宪政民主制度，从而终于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统治者关进笼子里的千年梦想。由多党竞争、选票授权、分权制衡和社会监督共同锻造而成的宪政民主笼子，不是形同虚设的笼子，不是豆腐渣笼子，而是如假包换的铁笼子。然而，谁都清楚，当代中国的主政老爷一向鲜明拒绝宪政民主制度，他们所钟爱和维护的一党专政制度，乃是权力将社会关在笼子里的制度，虽然在民众的觉醒和抗争下一再被迫松绑和扩笼，但大体上依然如此。今年年初，《南方周末》新年献词被粗暴地改得面目全非才得以出笼，便是最新之例证。在这样的制度之下，拥有垄断执政特权之权力，事实上是不受制衡和不受约束的权力，试问：它如何能被关进像样的笼子？在大权独揽、领导一切方面刚刚重申“千磨万击还坚劲”的主政老爷，张口说“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这种自甘驯服的自宫宣示，如果不是欺人之谈，还能是什么？
人们如果不是太健忘的话，应当能够记得，主政老爷们先前也说过类似的很好听的鬼话。2007 年10月15日，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上作报告，在满篇官话、套话之外，首次提出“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句话不是套话，但却是地地道道的鬼话。为什么？因为老爷们所拥抱和践行的制度，是以权力垄断为根本、以密室政治和暗箱操作为潜规则的制度，是透明度和公开性能少则少、能尽量少就尽量少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权力的存活、运行和延续，端赖尽可能地避开和遮蔽太阳的光辉。众所周知的《新闻法》和《官员财产公示法》出笼之难，就是上述制度本质的真切体现。显然，在这样的制度之下，“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只能是欺人之谈，而不会是什么“对人民的庄严承诺”。
我的人大校友荣剑先生在其最近发表的《建设正常国家》一文中，对当代中国陷入全面溃败状态给出了痛心疾首的描述：吏治败坏无以复加，物欲横流无以阻挡，人心涣散无以收拾，道德堕落无以挽救。荣先生的剀切描述，就是对“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一鬼话多年运行的有力佐证；荣先生描述之可信度愈高，则“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之鬼话度就愈高。在同一篇文章中，荣先生指出，中国的根本性弊端来自于制度约束、法律约束和道德约束这三重缺失。“因为缺失这三重约束，中国现有的制度安排及其治理，是中国历代历朝中属于最不正常的时期，它在权力和资本的双重腐蚀下，不仅不能有效约束国家权力及其官员，更不能以德垂范社会，实行正常治理。”我想不会有人否认，在中国历朝历代的正常时期，亦从未有过一天“将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的史实，那么，在今天这个最不正常时期，“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如果不是八卦式的梦呓，岂不是十足的鬼话？
中国陷于最不正常时期，说鬼话、干缺德事的主政老爷当负主要责任。然而，中国民间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老是等待老爷们有朝一日兑现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作出的所谓“庄严承诺”，如果老是不靠谱地托邓改制，希冀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定盘的路子中去实现国家治理的正常化和宪政化，则国家无道、社会劣序的现状碍难改变，中国将久久不能重新站立于人类文明的底线之上。
关于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关于邓小平心目中的政治体制改革，赵紫阳先生在《改革历程》一书中给出了最为明晰、最为可信和最为权威的阐述与解读。 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应当承认，邓在会上发了不少狠话，也说了一些看似出格的开明话。对此，赵紫阳先生理性平和地指出：“对于小平讲话的这些内容，很容易使人感到邓是要按照政治现代化、民主化的方向，从根本上改变政治制度了。但实际上不是这么一回事。邓在批评了种种弊端之后所提出的改革措施中，并没有超出具体的组织制度、工作制度、工作作风、工作方法的范围，没有触及根本制度，仍然是一种行政改革的性质。”1986年和1987年，邓在不同场合又多次提到要搞政治体制改革。但邓所讲的政治改革的内容，“比1980年讲的范围就更窄了，他所涉及到的内容仅限于行政体制、机构和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可以说，对邓小平其人的政治主张，赵紫阳先生不仅看清了，而且看透了：“邓的信条是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允许挑战，高度集中的集权政治、专制制度是他特别欣赏和喜爱的。”显然，中国的未来不能靠托邓改制。靠托邓改制走向宪政民主，不是寸步难行，而是南辕北辙。
中国的未来在于民间的担责和前行。这种担责前行将集中体现在：民间不再把希望寄托于明君贤相，不再等待主政老爷通过顶层设计来引领民主潮流，不再奢望主政老爷会来培育公民社会，而是立足于改变自身，展开个体的去百姓化和社会整体的公民化演进。为此需要（本文只能极简而言之）：让思想冲破臣民意识的牢笼，使心灵先有一片自由的天地；尝试型塑独立人格，勇于担当变革和转型的行动主体；确立自组织化的建设性取向，摒弃不负责任的盲动胡来；理性承担抗争的代价与风险，相信每个人都可以活出应有的尊严；脚踏实地坚韧推进的意志力，不可逆地生成能够支撑宪政民主制度健康运行的坚实平台。
在本文成型之时，有一个极不愿意听到的噩耗，穿越重重雾霾不期而至，振于耳际，痛于心头：我十分敬重的许良英先生因病不治、溘然长逝！2012年，中国痛失了方励之先生、胡绩伟先生和王来棣先生；2013年元月，中国永远失去了一位直言不讳的楷模性和标志性人物——许良英先生。在这里，我只想说，以民间的觉醒、抗争和成长来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这既是许先生的鲜明主张，也是他率先垂范、为之献身的未竟事业。我相信，许良英先生的独立人格、精神风骨、道义勇气和人性光辉，将永远激励我们担责前行！
2013年1月28日于北京家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