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30日讯】【导读】《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华裔女作家张戎的处女作。该作品讲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亲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时间跨度从清末民初至上世纪九十年代。该作品的原版是用英文写成，于一九九一年在英国出版。此书是英国出版史上非小说类最畅销的书籍，被读者评选为二十世纪最佳书籍之一。此书还荣获：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该书自出版以来已经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
二十二 “劳动改造”
到喜马拉雅山边去（一九六九年一月-六月）
(接上期)
我姐姐和我以及另外两个女孩、四个男孩一齐去新家，我们八个人组成一个小组。有四个农民帮我们提行李，一路上谁也不说话。他们似乎听不懂我们问的问题，大家只好沉默。我们一个跟一个，走了好长时间，一步步进进墨绿色的深山，我筋疲力尽，无心欣赏它们的美。有一次，我勉强靠一块巨石上喘气，四下望去，发现我们的队伍在这个无穷无尽山连山、绵延起伏的世界中十分地渺小。这是山的天下，没有道路、没有房屋、没有人烟，耳朵里只听到风在林中呼啸，还有不知何处传来的潺潺流水声，我感觉到自己完全消失在这份寂静神秘中了。
黄昏时，我们来到一个黑蒙蒙的山村， 没有电。煤油又太昂贵，不到天黑透是不会点上的。人们立在门口半张着嘴，瞪着眼睛看我们，表情不知是感兴趣还是冷淡。大概像七十年代中国刚开放时许多外国人在中国遇到的情景一样，的确，我们对农民来说像外国人，他们对我们来说也是如此。
村里已为我们安排了住所，两个柱泥墙的大房间，分别给了我们四个女孩和四个男孩。一条走廊通往村子里的大厅，这里有一个砖砌的炉灶，供我们做饭用。
进了屋，我一头栽到一块硬邦邦的大木板上就爬不起来了，这木板是我和姐姐合用的床。有些村里的孩子尾随着我们，发出兴高采烈的闹嚷声。他们围在我们门口拍门，我们开了门，他们又一哄而散。待我们关上门，他们又跑回来使劲敲。他们也从窗外往里看，叽叽喳喳的议论，发出一些奇怪的声音。所谓的窗户，不过是墙壁上挖了个方形的洞，当然没有百叶窗，也没有装玻璃。我们露出笑脸，请孩子们进来玩，但没人敢进来。我非常想洗澡，于是把一件旧衬农挂在窗洞上，权作窗帘，然后把毛巾浸在脸盆内冰冷的水中。我努力不去注意孩子们的吃吃笑声，他们不断撩起“窗帘”，我们只得穿着棉袄马马虎虎的擦身体。
我们之中的一位男同学是领队，负责和村里人联系。他回来转告我们，大家有几天空闲时间准备生活用品，如煤油、柴火及挑水注满水缸。几天后，我们就得下田干话了。
宁南的农活全靠手工，跟两千年前干活的方式一样。没有机械——连牲畜也没有，因为粮食太宝贵了。为了迎接我们，村民们替我们担满了一缸水，第二天我就见识到每滴水有多宝贵了。担水得爬三十人钟狭窄的山路才能到达井边。装满水后，每担有八十斤重；即使是空桶，扁担一上肩，铁肩膀也马上疼痛难忍了。当男同学们骑士般的宣布担水的事归他们时，我顿时放了心。
男同学们也负责做饭，因为四位女孩子中连我有三个从未做过饭。在这里学做饭可不是轻松的事，米是没有去壳的谷粒，必须先倒进一个石头钵里，用沉重的石槌使尽全力锤打。接者把打出来的谷米混合物装在一个大竹筛子里，以一种特殊的手膀运动托着摇，轻轻的谷壳会集中在上面被划拉出去，剩下米。一上阵我的手臂就疼痛难耐，不久便抖个不停，端也端不住筛子。每做一顿饭都像一场筋疲力尽的战斗。
我们还得上山砍柴。到森林保护规则允许砍伐的地区要走两个钟头的山路。因为只许砍枝桠，我们得爬上矮松树，用柴刀一个劲儿地乱砍。砍好的柴打成捆，背在背上。我是小组中最年轻的，所以吸背了一筐松针。走回来又是两个小时，翻山越岭到家后，我累得心里直想，这筐至少重一百三十斤，挂在秤上，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还不到五斤！塞进灶里，一下子就烧光了，连一锅水也烧不开。
开头一次砍柴时，我从树上跳下来，把裤子的后裆撕破。我很窘，只好躲在树林里，最后才走出来，心里巴望着别的人都走在我前面，看不见我的破裤档。但是，所有的男同学都拥有十全十美的骑士精神，死活都要我走在队伍前面，免得他们走得太快把我抛在后头。我只得一再解释我不是客气，而是真的想要走在最后。
甚至上厕所也不是易事，得爬下一个陡峭溜滑的斜坡。厕所是一个深深的坑，坑上搭着木板，两条腿分别蹲在两块板上。隔栏就是山羊圈，蹲下来时，要么面对山羊，要么屁股冲着山羊。这些家伙不喜欢入侵者，总想用角把我们抵走。我一上厕所就感到神经紧张，几天解不出大便。一旦走出来，又是一番奋斗，才能爬上斜坡。每次回到住房，我身上总要添些新的伤心。
第一天上工时，我们和农民一起干活，我被派出背我们厕所和山羊圈里的粪便，放到一块刚用火烧去灌木和杂草的空地上。现在这上面覆盖着一层草木灰，与羊粪、人粪混和在一起，就是肥料，以备春耕。
我背上沉重的篓子，手脚并用爬上斜坡。这些烘便还算干燥，但仍有一些粪汁开始慢慢浸透进我的棉布外罩，浸混了我的内衣和背部，又从顶部溅到我的脖子上，渗入头发里，当我终于走到那块空地时，我看到背粪的农妇们十分灵巧地把腰斜着一扭，轻轻松松地把背篓里的粪便倒了出来。但我怎么弄也倒不出来，我累得要命，拚命想赶快把背上的重荷扔掉，于是慌慌忙忙脱掉右肩上的背带。就在这一瞬间，背篓重量猛一下甩向左边，我往左一屁股跌在粪堆上。不久后，一位朋友的膝盖就这样脱了臼。我还好，只是稍稍扭伤了腰。
吃苦是“思想改造”的一部分。照当时的理论，我们都应吃得津津有味，因为它使我们一步步变成新人，更像农民，在文革前，我天真地抱着这种态度，故意去做笨重的体力劳动，希望自己变成个好点儿的人。在一九六六年春的一天，我们班去帮助筑路。女孩子分配到轻活：把各种石头分开，再由男孩子砸碎。我自告奋勇做男孩子的事，抢着用我举也举不起的大锤砸石头。一天下来，两臂又红又肿。现在，还不到三年，我所受的灌输崩溃了，盲目信仰的心理消失后，我发现自己厌恶宁南大山里的艰苦生活，吃苦似乎毫无意义。
我刚到这里就患了严重的皮疹。以后三年，只要一到农村，这种湿疹就复发，而且无药可治。我日夜为奇痒所苦，忍不住要去搔它。在开始新生活的三个星期内，我身上几处流浓，小腿感染发肿，腹泻、呕吐也来了。公社的医疗所远在三十多哩外。在最需要强壮身体时，我苦于摆脱不了虚弱。这时，我也醒悟到几乎不可能从宁南去看父亲。走到最近的公路要花一天时间，就算走到了，也没有公共汽车。途经的货车很少，去米易的更罕见。幸好，工宣队员东安来我们村检查安置工作，当他看见我病了时，就好心提议我回成都治疗，他正好要乘最后一辆送学生到宁南的卡车回去。这样，我刚到宁南二十六天后，就又动身回成都了。
要走了，我才发现自己还不认得村里的农民。我只认识会计，他是这里识字最多的，常常来拜访我们，显然是因为大家都是“读书人”。他的家是我唯一去过的农家，记得最清楚的是他年轻妻子那张经过日晒雨淋的脸上所表露的猜疑神情。她当时正在清洗血淋淋的猪内脏，背上背着个一声不吭的婴儿。当我对她打招呼时，她冷漠地看了我一眼，也没开腔。我觉得和整个环境格格不人，不知如何是好，很快就离开了。
在和村民们一起劳动的那几天里，我没有多余的精力，也就没有和他们交谈。他们似乎远在天边，与我无关，我们之间隔着难以翻越的宁南大山。我清楚我应该努力去接近他们，就像朋友们和我姐姐那样，晚上下工后去拜访他们。但是我每天都又累又痒又浑身不舒服。另外，去拜访农民对我，意味着我要在那儿呆一辈子。而我已在下意识里拒绝了当农民，拒绝了毛泽东为我安排的一生。
三个星期的为生存而奋斗，使我无心欣赏宁南大山。临别时，我才突然爱上了这里非同一般的自然美景。春天来得早，二月金黄的迎春花就在挂着冰凌的松树旁怒放了。山涧里，溪水形成一个接一个冰晶透明的水塘，奇形怪状的岩石散布在周围。水里的倒影是多彩多姿的云朵和大树仪态万方的华盖。无名的小花从岩石缝里挣扎着冒出来，亭亭玉立地开着。我们在这些仙境般的水池里洗衣服，洗完了在岩石上摊开。当艳阳和爽风带走水汽时，我们躺在草地上听松林在山风中呼呼地响。我对远山满坡的野桃树总是不胜惊叹，想象有几个星期后，那里将是粉红色桃花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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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踏上了归途，在空荡荡的卡车尾部被抛上抛下，忍受着胃痛、腹泻的折磨。漫长的四天旅程后，我终于回到成都。径直去了省委附属的门诊部。打针吃药使我很快恢复了。省委门诊部像省委大食堂一样，仍然对我家开放。四川省委会力不从心，你争我斗，没法形成有效的行政机构，甚至没能制定出一套管理日常生活、工作的规章制度。结果是，旧规定还是起作用，新旧夹杂充满漏洞，人们大半还是可以自行其事。大食堂和门诊部没有把我们拒之门外，我们仍然享受便利。
除了门诊部开的西药和针剂外，姥姥说我需要中药调理。一天她回到家，提着一只鸡和一些当归、黄芪，说炖鸡吃是“大补”。汤里她还洒了些切得细细的小葱，这些东西在商店里买不到，她是颤着小脚走了好远到农村集市上去买的。
姥姥自己也病了。过去她总是精力充沛，忙个不停，很少见她坐一坐。现在我有时见她躺着，两眼紧闭，狠狠咬着自己的嘴唇，像是忍受巨大痛楚。我小心翼翼问她哪不舒服，她却总是简单地说没事，仍去为我拒药，排队买东西，回来做给我吃。
我病好之后，没有人命令我回宁南，我开始计划去看父亲。正在这时，一封电报从宜宾发来，说俊英娘娘患了重病。她一直在照料我最小的弟弟小方，我马上启程去服侍她。
我父亲在宜宾的亲戚对我家一直都非常好，尽管我父亲没能好好照顾他们。中国历来儿子孝顺的表现是为母亲准备一口上好木料、滑漆多层的棺材，并在她去世后不拘财力很讲排场地办丧事。但我父亲不但没有做到这一点，相反地，我祖母一九五八年去世时，亲戚们在葬礼后才告诉他。原因是共产党政府提倡丧事从简，推行用火葬以节省土地。亲戚们因此担心父亲会反对他母亲土葬和隆重的葬礼。自我家搬到成都后，亲戚们很少来拜访。
然而，当我父亲在文革中倒楣时，他们却常来看我们，尽力帮助。俊英娘娘不断往来于成都和宜宾之间，后来干脆把小方带到宜宾去照商业部，以减轻姥姥的负担。她和我父亲最小的妹妹“八娘”各住一半从前祖母的房子，她无私地再把自己的一半分了一部分给一门远亲。因为那家的房子旧得不能住了。
我到宜宾那天，娘娘坐在堂屋正门边的一张藤椅上。堂屋中放着一口黑红色上等木料大棺材，这是她自己的棺材，是她仅有的“奢侈品”。看见她时，我不禁悲从中来。她刚中了风，腿已经半瘫痪了。那时医院断断续续的开诊，医疗设备没有人保养、修理，大都坏了，药物供应也时有时无。医院说对她的病无能为力，她只得呆在家里。
俊英娘娘最痛苦的是排便。吃完饭后，她会感到无法忍受地胀痛，每次都得经历一番挣扎才能排出大便。亲戚们的偏方有时有用，有时没用。经常给她按摩肚子，一次，她胀痛得忍耐不住，叫我用手指伸进她的肛门把大便抠出来。所有的这些方法只能暂时让她解脱一下，结果是她只敢吃一点点东西，变得很虚弱，只好常常坐在客厅的藤椅上望着后院的番木瓜和芭蕉树。她从不诉苦，只有一次轻言细语对我说：“我好饿，要能吃就好了……”
她得有人扶着才能走动，渐渐地，甚至连坐着也很困难了。但她不能老躺着，怕得褥疮。我就坐在她身边，让她靠着我。她说我是个好护士，又说我一定累了，一定厌烦老坐着陪她。不管我怎么坚持，她每天只坐一会儿，以便我能到外面散散心。
当然，外面没有什么可散心的。我渴望看书。但是除了四卷《毛泽东选集》外，房子里只剩下一本字典，别的书都烧掉了。我靠研究字典里的一万五千个字消遣，努力记住那些不认识的字。
剩下的时间都花在照料七岁的小方身上。我常带他出去散步，有时他觉得没味道了，就闹着要玩具枪或炭块模样的糖果——商店里只有这些可怜巴巴的东西陈列着。但是我没有钱，我们连基本的生活费都很少。小方才七岁，不懂这些，常常一屁股坐在满是灰尘的大街上又踢又叫，扯我的外衣。我蹲下来，好话相哄，在智穷计尽时也跟着哭起来。每当这时，小方就不哭了，和我言归于好，两人都筋疲力尽地回家去。
甚至在文革中，宜宾也是个充满诗意的小城。波涛起伏的江水和宁静的山峰外是模糊的天边，给我一种无穷无尽的永恒感觉，使我在重重悲剧中得到短暂的纾解。每当黄昏降临时，刺目的大字报，扩音器都朦胧隐去，没有街灯的小巷子包裹在雾气中，只见街道两边木板房的缝隙中透出一闪一闪的灯光。不时有一处明亮的小天地：临街的小吃店，总有一张木桌摆在人行道上，四条窄板凳围在周围。桌、凳都因年长日久和人来人往而磨得油光闪亮，桌上放着一盏光小如豆的菜油灯。尽管从没有人坐在桌边交谈，店主仍把小吃店开着。在过去的岁月，一到黄昏时，这样的小店就会挤满了人，七嘴八舌“摆龙门阵”，一口品呷着当地名酒“五粮液”，面前放一盘佐酒的腌猪舌头或卤牛肉，要么就是麻辣花生。那时，生活还没有完全被政治所支配。而现在只剩空空的小吃店，唤起我恍若隔世的遐想。
一走出漆黑的小巷子，扩音器的声音就从四面八方袭来。市中心每天广播十八个小时以上，除了颂歌就是声讨。内容且不说了，光是音量就大得无法忍受，我不得不强迫自己充耳不闻，以保持精神健全。
四月的一天傍晚，广播却吸引了我的注意：共产党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了。和往常一样，中国人不知道他们的代表在这个最重要的大会上干些什么。广播说将宣读新的中央委员会名单，我的心顿时一沉，这意味着文革的党组织机构将被确定下来。
这次代表大会中是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象征毛泽东个人权力机构琥式建立。一九五六年“八大”上的最高领导，没几个还留着。当时的十七位政治局委员中只有四个——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李先念进了新的政治局，别的人除了去世的，都已被批判、斗争和清除掉了，有些人也来日不长了。
国家主席刘少奇，共产党“八大”的第二号人物，从一九六七年起一直被监禁，在斗争会上被毒打。他生病了，也得不到治疗，既不能治疗长期患有的糖尿病，也不能治疗被监禁后所患的肺炎。等到生命垂危之时才给予治疗，因为毛夫人下令无论如何得再让他活些日子。她说：“现在快要开刘少奇的会了，不能让他死，要让他活着看被开除出党，给‘九大’留下活靶子！”刘少奇的判决书上称他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这个判决书是由周恩来宣读的。九大后，才准许刘少奇死，他死得很惨。
贺龙元帅是一位政治局委员、共产党军队的奠基人之一，他是在九大后两个月去世的。慑于他在军队里的威望和权力，在两年半的时间里，打手们慢慢折磨他。用他自己对夫人的话说就是：“他们硬是想把我拖死，杀人不见血。”折磨他的办法有：大热天每天只给一小壶水；在严寒的北方冬季，几个月温度都在零度之下，关掉了暖气；不给他药治他的糖尿病。最后，当他的糖尿病恶化时，一夜之间给他输了两千多毫升葡萄糖。注入几个小时后，贺龙就去世了。
文革初期曾帮助过我母亲的政治局委员陶铸，也被惨无人道的关押了三年。不断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摧垮了他的健康。他患上了胆囊癌，却不给他治疗，捱到癌细胞扩散全身的末期，才由周恩来出面批准给他动手术。他病房里的全部玻璃窗都用报纸糊上，透不进光来。当他快断气时或终于去世后，都不准家属来看他。
彭德怀元帅也是被类似的残酷折磨整死的，他的苦难持续了八年时间，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四年。他的病房窗户也是被报纸贴得密密实实的，他最后的要求是看一眼外面的树枝和阳光，但仍被拒绝了。
这些和其他千千万万的迫害事件体现了文化大革命中使用的典型手法。并不签署死刑判决书，（此处删去一句），但总有人心领神会，变着法子折磨。他们的办法包括精神压力、肉体摧残、不给治病——甚至以药杀人。这种整死人的办法在中国有个特殊名词，叫“迫害致死”。毛泽东当然清楚所发生的事，（此处删去一行）。他的责任毋容置疑。执行者也有份儿，（此处删去一句）。他们喜爱施虐的天性也得以尽情发挥。
这种令人毛骨悚然地折磨共产党上层领导的内情直到多年后才逐渐为人知晓。说出来后，没有人感到惊愕，人们的亲身经历使大家对这类事已经是司空见惯了。
当我站在宜宾广场的人群中听广播念九大中央委员会名单时，我提心吊胆地等“二挺”的名字出现，果然有他们，我感到我家已永世不得翻身了。
不久后，我收到电报，说姥姥病倒了，她以前从没有这样过。俊英娘娘催我回家照料她，我带着小方马上乘火车回了成都。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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