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28日讯】中共政治局新任常委王岐山最近多次推荐关于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经典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引发外界议论，认为这标志着中共领导人也不得不默认，中国弥漫着“革命”的氛围。中共在海外的媒体也承认，该书内容与当下中国具有高度的相关性：中国社会的处境与法国大革命的前期，颇有相似之处；当代中国人的思维与大革命前的法国人民一样，有许多共同点，自身权利意识在觉醒，对专制、特权和腐败也深恶痛绝。
法国革命始于繁荣时代
法国大革命（1789年～1799年）中，贵族和宗教的特权受到自由主义的政治组织及上街抗议民众的强烈冲击，传统观念被三权分立等民主思想所取代。法国大革命与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不一样；不是在内部动乱、外敌入侵、和社会贫穷的时刻产生的，它是在路易十六王朝、法国旧的制度中最繁荣的时代开始的。它发生在经济上升并带来社会的两极分化之后，这也非常类似于中国目前的局势。中国古人“不患寡、患不均”的智慧，在此有充分的体现。
法国的路易十六王朝，害怕哪怕是最轻微的批评，他们整日惶惶不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这也跟中国当今社会箝制言论、控制互联网、敏感时刻限卖菜刀，有异曲同工之妙。法国大革命前夜的经济形势，更是与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有惊人的相似。而路易十六面临的经济危机，则是导致法国大革命发生的直接原因。
路易十六的经济危机
1788年，法国连续出现旱灾、雹灾和严寒，农业歉收导致大革命前夕面包价格大幅上涨（50%）。18世纪还是法国通货膨胀日益恶化的时代，通胀使社会购买力急速下降，国内设置的关卡、贸易壁垒限制了法国国内的经贸活动。当年，法国穷人家庭收入的一半都花在面包上，到大革命开始时，这些家庭收入的80%都要用来买面包。法国社会商品滞销，农民大量涌入城市，城市失业率高企，社会局势动荡不安。
法国从路易十五时代开始的大量军事开支，法国所参与的七年战争和美国独立战争，都使政府债台高筑，国家财政无法负担，不合理的税制更是雪上加霜。为了支付到期的债款和利息，政府不得不举借新债，从而使国家财政陷入恶性循环，陷入严重的信贷危机。法国当时还盛行卖官，贵族头衔可以买卖，并且封爵的价钱越来越高。从1700年到1789年，法国就增加了5万新的贵族。
没落的旧贵族和爆发的新贵族之间矛盾很大，贵族大量投资并垄断了商业、房地产和矿业，平民和贵族间的冲突日益严重。税制的不公，体现在贵族和神职人员享受着许多税务豁免。当时为提高税收，政府推出了新税法，包括地价税，它直接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
对比中国的经济危机
路易十六面临的经济危机，与中共目前面临的危机，从危机的发生原因及其表现形式看，都有惊人的相似。
中国当前的通胀也在日益恶化，社会购买力急速下降。中国国内各省区之间的关卡和贸易壁垒，严重限制了国内的经贸。当年法国穷人家庭收入的一半花在面包上，今天中国低收入民众收入的一半，也花在食品上。为支付到期的债务和利息，法国政府大举借债。目前中国也出现了财政危机，各级政府债务总额惊人，中央和地方免债谈判破灭，国家财政陷入危机。
中国社会的商品滞销、产能过剩，与当年的法国如出一辙。中国农民也在大量涌入城市，推高城市的失业率（虽然中共并不报导）。但中国每年18～20万起的大规模群体抗暴，比法国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共加强军备的努力，类似于路易十五的穷兵黩武。如果钓鱼岛和南海争端演变成战争，就更类似法国参加的七年战争和美国独立战争。路易十五卖贵族头衔，中共政治局常委卖省部级的官位。中共最上层的200家族，也跟法国贵族一样垄断了商业、房地产和矿业，再额外加上金融、能源、交通和通讯等产业。
法国和中国的等级制度
18世纪的法国，有三级的等级制度。第一等级（1st Estate）是王室和天主教教士，第二等级（2nd Estate）是贵族，两者是居于统治地位的特权阶级。处于被统治地位的第三等级（3rd Estate）包括新兴的资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平民。
相比之下，中共统治和既得利益集团无疑是中国的第一等级，信奉的是马列邪教；中国的第二等级应该算是新生的垄断资本家、裙带关系体系内的人们和依附于中共的知识分子；中国的城市平民、农民、农民工等，相当于被统治的第三等级。法国当时第一、第二两个等级的人数不过20多万，只占全国总人口的2～3%。在当今中国，如果中共统治集团也占总人口2～3%的话，那就是2,000～4,000万人，亦即中共党员数目的一半。
1789年5月，路易十六企图向第三等级征收新税，巴黎人7月起义攻占巴黎市中心的巴士底监狱，法国大革命正式爆发。中国的“巴士底”不在北京，秦城也算不上，它应该是遍布各地的劳教所、洗脑班和劳改营。
中共领导人的哀叹
中国社会酝酿着法国革命前的风暴，政治局常委传看《旧制度与大革命》，而世界各国的电影院呢，目前正上演法国大革命时期雨果的名著《悲惨世界》。历史怎么就这么赶巧呢？不信命运的人，只会惊讶于事件发生时机上的“巧合”；相信天命的人，会对天理安排的玄妙，露出会心的微笑。
《悲惨世界》里的冉．阿让（又译尚万强，Jean Valjean）是犯人第24601号。电影里，国王的军队问家具堆成堡垒的街头反抗者是什么人，答曰“法国大革命”。看到巴黎人呼喊“这一天会来的”、“再有一天”，人们不禁会联想起广州东莞和深圳的街头抗争。
21世纪中国局势和18世纪法国局势最大的共同点，是善良的人们在遭罪；而悲惨世界的格局，则必须结束。国王的警长说冉．阿让一旦是小偷，永远是小偷。但冉．阿让革心洗面、以德报怨，让警长无地自容，投身塞纳河。电影的核心，是“善”的胜利；人们由“恨”变“善”，来结束世界的悲惨。冉．阿让本人，也在悔罪和救赎中，最后对神发出“带我回家”的请求。
提出“吾日三省吾身”的曾子（曾参）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类要死前，声音是哀恸的；而人将死时，说话是真诚的。红朝对命运的哀叹，是真诚的吗？唯愿如此。
文章来源：《新纪元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