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28日讯】毛泽东与希特勒，共产党跟纳粹，其政治道德有着惊人的相似。一个以民主承诺迷惑本国人民，一个以和平保证忽悠西方国家，诡计得逞后，又都翻脸不认账。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出而反尔背信弃义的事，除了政治流氓，还有谁做得出？！
——题记
希特勒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惨烈的一页，造成了9000千多万人的伤亡。然而，战前几年，在暗中紧锣密鼓进行战争准备的希特勒，却大造和平舆论，拍着胸脯对英法等国保证说：德国不要战争！
1934年8 月，希特勒在英国《每日邮报》发表的一篇访问记中信誓旦旦地表示，“战争不会再来了”，德国“对战争造成的恶果比别的任何国家有更深刻的印象”，“德国的问题不能通过战争来获得解决”。这年秋天，他又向法国复员军人领袖和众议员让•戈埃重述了这些动听的话。
1935年5 月21日晚上 ，希特勒在德国国会发表了一篇颇为动听的“和平”演说。据《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回忆，他在国会里听过希特勒的大部分演说，“这次大概是他所听到的他的最动听的，而且无疑是最巧妙的、最能迷惑人的演说之一。希特勒当时显得心情舒畅，流露出一种不仅是自信的，而且是使他的听众感到意外的宽容与和解的精神。演说词中没有对谴责他废弃凡尔赛和约军事条款的国家表示不满或蔑视。倒是有着许多保证，说他所要的只是在对大家都公正的基础上的和平和谅解。他不要战争；说战争是没有意义的，没有用处的，而且是令人极端嫌恶的。”
希特勒还说，“过去300 年中欧洲大陆上所流的血，跟这些事件对各国所产生的后果，颇不相称。到头来法国仍旧是法国，德国仍旧是德国，波兰仍旧是波兰，而意大利仍旧是意大利。帝王野心、政治欲望、爱国偏见，造成了大量流血，但在能够看到的深远政治变化方面所获得的结果，就民族情绪方面来说，只不过做到触及各国的皮毛而已，它并没有在实际上改变它们的根本性格。如果这些国家仅仅把它们的牺牲的一小部分用在比较明智的目的上，成就无疑会更大而且更永久。”
希特勒并且宣称，德国丝毫没有要征服其他国家的念头。“我们的种族理论认为，每一个企图征服和统治一个外国民族的战争，是一种迟早要使胜利者内部发生变化和削弱，最后使他遭到失败的事情—–由于欧洲已不再有未被占领的空间，所以每一个胜利—–充其量只能造成一个国家居民人数的增多。但是，如果各国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的话，它们可以用一种更简单和更自然的方法不流一滴泪而做到这一点——[ 用] 一种健全的社会政策，用使一国人民更愿意增添子女的方法。
不！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要和平，是由于它的基本信念。它要和平还由于它认识到这样一个简单而朴素的事实：没有一个战争可能在本质上改变欧洲的苦恼？？每一次战争的主要后果是摧毁国家的精华？？
德国需要和平，希望和平！”
在这篇演说的最后，希特勒甚至提出了维护和平的13点具体建议，这些建议看上去非常冠冕堂皇，因此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整个欧洲都造成了深刻而良好的印象。在这些建议之前，希特勒还庄严地承认和保证“德国已和波兰缔结了一个互不侵犯协定—–我们将无条件地信守这个协定—–我们承认波兰是一个伟大而具有民族意识的民族的国土。”
至于奥地利，“德国既不打算也不希望干涉奥地利的内政，并吞奥地利，或者来一次合并。”
关于裁减军备，希特勒更是准备无所不允的：德国政府愿意同意能导致取消最重型武器的任何限制，特别是适用于侵略的武器，如像最重型的大炮和最重型的坦克的任何限制—–德国表明愿意同意对大炮口径、战舰、巡洋舰和鱼雷艇的任何限制。同样，德国政府愿意同意对潜水艇吨位的限制，或者完全取消潜水艇—–”
在晚上10点过后不久，希特勒的演说到了结束部分：“不论是谁，要是在欧洲点起战火，除了混乱外不能希望得到别的任何东西。但是，我们坚决相信，在我们的时代里实现的将是西方的复兴，而不是西方的衰亡。德国可能对这项伟大的工作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是我们引以为豪的希望和不可动摇的信念。”
让希特勒窃笑的是，西方民主国家竟把他的这番甜言蜜语全都当了真。他们哪里知道，希特勒一边在给他们灌着迷魂汤，一边却在暗中加紧重整军备。当一切准备都完成后，便立马撕下和平的伪装，迫不及待地挑起了新的世界大战。直到这时，西方民主国家才醒悟过来，原来，希特勒早先的和平保证都是在忽悠他们。
中共当年在民主问题上的表演，完全可以跟希特勒的这种流氓行径相提并论。
抗战时期，针对社会上关于共产党夺取政权后要搞一党专制的说法，刘少奇曾义正辞严地反驳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诬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注1）“共产党作为民主的势力，愿意为大多数人民、为老百姓服务，为抗日各阶级联合的民主政权而奋斗……只要一有可能，当人民的组织已有相当的程度，人民能否选举自己所愿意的人来管理自己事情的时候，共产党就毫无保留地还政于民，将政权全部交给人民所选举的政府管理。共产党并不愿意包办政府，也是包办不了的。”（注2）
既然不搞一党专政，那么共产党当政后打算建立怎样的政体呢？1945年7月，毛泽东在与当时访问延安的民主人士黄炎培进行谈话时，对此做了十分明确的回答。黄炎培回忆说，“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我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致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注3）毛泽东给出的答案很清楚，共产党当政后将实行民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
除此之外，毛还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中国的缺点就是缺乏民主，国民政府应全面实行民主，只有实行民主才能建设好中国。1944年6月12日，他在答中外记者团时就说过，“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国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中国缺乏民主，是在座诸位所深知的。只有加上民主，中国才能前进一步。”“为了打倒共同敌人以及为了建立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内关系，及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际关系，我们所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的，就是从各方面实行民主。全世界都在抗战中，欧洲已进入决战阶段，远东决战亦快要到来了，但是中国缺乏一个为推进战争所必需的民主制度。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够有力量，这是苏联、美国、英国的经验都证明了的，中国几十年以来以及抗战七年以来的经验，也证明这一点。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毫无疑问，无论什么都需要统一，都必须统一。但是，这个统一，应该建筑在民主基础上。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统一在军事上尤为需要，但是军事的统一，亦应建筑在民主基础上，在军官与士兵之间，军队与人民之间，各部分军队互相之间，如果没有一种民主生活、民主关系，这种军队是不能统一作战的。经济民主，就是经济制度要不是妨碍广大人民的生产、交换与消费的发展，而是促进其发展的。文化民主，例如教育、学术思想、报纸与艺术等，也只有民主才能促进其发展。党务民主，就是在政党的内部关系上与各党的相互关系上，都应该是一种民主的关系。在国际关系上，各国都应该是民主的国家，并发生民主的相互关系，我们希望外国及外国朋友以民主态度对待我们，我们也应该以民主态度对待外国及外国朋友。我重复说一句，我们很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统一。国内如此，新的国际联盟亦将是如此。只有民主的统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设新中国与新世界。（注4）见1944年6月13日《解放日报》
与中共领袖的这番民主承诺相呼应，抗战期间，共产党的报纸把争取民主自由反对独裁专制的口号喊得比谁都响，给人的印象是共产党似乎比任何人都更热爱、向往和追求民主自由。
1946年5月4日，《解放日报》为庆祝“五四”发表了社论《民主和自由新论》，该文以充满激情的笔调对民主进行了讴歌：“民主，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新生，才能使青年获得肉体与精神的解放。没有民主，便不能存在和发展为人民服务的科学。没有民主，便不能有人民的自由思想，而没有民主与科学，中国便绝对不可能由落后变为先进，绝对不可能由贫弱变为富强。”类似这般充满激情的民主言论，在当年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上可以说是随处可见，不胜枚举。
1945年2月12日的《新华日报》在回答一位名叫吴中民的读者的提问时曾这样说过：“现在中国最迫切的问题，是实行民主；有了民主，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没有民主，便一切都是粉饰的花样而已。”(注5)
1945年7月2日《解放日报》上一篇谈民主的文章调子更高：
“民主能发挥无穷的伟力，唯有实行民主，事情才能办好。”
“实践证明了一切，谁还能丝毫怀疑吗?
一切力量来自人民!
一切光荣归于民主!”
按说，马克思主义历来强调的都是阶级斗争，而不是什么抽像的民主，更不会赞同西方“民主第一”的观点。可当年为了鼓吹民主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中共甚至置老祖宗的理论于不顾，对西方国家“民主第一”的观点也公开大唱赞歌。1943年9月15日，《新华日报》在显着位置发表了题为《民主第一》的社论。文中说，“美副总统华莱士九月十一日在芝加哥建立和平委员会发表演说，曾强调‘民主第一’的口号。他认为不仅在政治上需要民主，而且在经济上也需要民主；不仅在一个国家内需要民主，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也需要民主。他说：‘民主第一的口号，表示全世界在经济与政治两方面，都应获得自由’。‘能巧妙遵循这样的民主第一的口号，并予以有力实施，则必能获得和平。’这见解是十分正确的。在法西斯侵略阵线秋风落叶般日趋崩溃之途的今天，为了实现和平繁荣的世界，不再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覆辙，强调这种‘民主第一’的口号，实在是必要的。” “然而仅仅强调这一正确口号还不够，必须在事实上实现这口号。”
共产党的报纸还煞有介事地警告说， “万里长城和海洋都阻止不了世界潮流，今天已经是人民的世纪、民主的时代了，一个国家不能孤立在民主的大潮流之外，于是中国必须而且必然要实现民主了。”（注6） “民主已经成了世界的潮流，谁要反抗这潮流，谁就要遭受灭顶之祸……”（注7） “民主的潮流正在汹涌，现在是民权的时代，人民应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身体的自由是真理，实现民主政治是真理，真理是要胜利的，所以高举民主的大旗奋斗着的世界和中国人民是一定要胜利的。”（注8）
不能不承认，共产党在抗战民主运动中的种种民主高调，成功地吸引了一批中国民众特别是一批知识份子和民主人士的眼球，以至于他们中许多人都把共产党当成了中国实现民主自由的希望所在，天真地以为共产党取代国民党领导中国的那一天，也就是中国人民真正迈向民主自由的那一天！
这些善良天真的人哪里知道，当共产党大骂国民党独裁的时候，它在自己地盘里的统治却比国民党还要独裁。他们更不会料到，当共产党打着反独裁争民主的口号推翻了国民党的政权后，带给中国人民的并不是它当年信誓旦旦承诺过的民主自由，而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独裁统治。这一点，就连毛泽东本人也曾供认不讳。1958年3月22日，他在“成都会议”上就曾大言不惭地说过：“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知识份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有人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你们说得还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注9)
可见，希特勒与毛泽东，纳粹跟共产党，其政治道德有着惊人的相似。一个以和平保证忽悠西方国家，一个以民主承诺迷惑本国人民，诡计得逞后，又都翻脸不认账。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出而反尔背信弃义的事，除了政治流氓，还有谁做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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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注1、注2：见《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72—177页
注3：见黄炎培《延安归来》第二篇“延安五日记”
注4：见1944年6月13日《解放日报》
注5：1945年2月12日《新华日报》《答读者问》
注6：1945年7月3日《新华日报》《争民主是全国人民的事情》
注7：1943年9月15日《新华日报》社论《民主第一》
注8：1944年3月30日《新华日报》《论英美的民主精神》
注9：见李锐《“大跃进”亲历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