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28日讯】如前所说，徐正全之所以留恋文革，是因为文革给了他一次机会，使得他能够展现自己的个性与才华而出人头地，在政治舞台上一显身手而受到众人瞩目，从而获得平时根本不可能获得的荣耀感和成就感。这揭示出一种深刻的人性。
按照黑格尔，人甘冒生命危险，追求纯粹的声名之战乃是人的最基本的特性。人类之间的斗争绝非只是为了生存。动物之间是生存斗争，人类不是。人不仅是为了生存而战，更是为了自由，为了荣誉，为了骄傲，为了显示自己比众人优越，有的干脆就是为了称王称霸。这种为了承认而进行的斗争每每诉诸暴力，常常充满血腥，并往往导致专制与独裁。
文革无疑是一场动乱。当我们说文革是动乱，那似乎已经表明我们对文革的否定态度，因为一般人总是不喜欢动乱，反对动乱的。一部中国古代史，充满了治世与乱世的相互交替。乍一看去，人们都是追求治世厌恶乱世的，所谓“甯为太平犬，不为乱离人”就表达了这一愿望。
但其实也不尽然。有时候，人们——至少是有些人——倒宁肯生于乱世，“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乱世有什么好？“乱世出英雄”。所谓治世，倒常常是压制人才，束缚个性的。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华文明的辉煌基础，但是别忘了，那可是个相当动乱不安的时代。这些年来，反映中国古代历史的电视电影一直很受欢迎，其中大多数讲的都是乱世的故事。恰恰是乱世，才有人才辈出；恰恰是乱世，人生才精彩纷呈。
美籍日裔学者福山在他那本《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里，以黑格尔主义的立场，对自由民主制度提出了另外一种哲学解释。
福山认为，黑格尔对自由民主的理解，要比洛克一派更崇高更准确。福山说，按照黑格尔，人类的历史，是建立在“为了人性的尊严而斗争”的原则之上的。人类首要的追求是把人当人看。也就是说，要求别人把自己作为一个样人来尊重。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他有生存的勇气，甘愿冒风险去实现自己。
这样，在历史的开端，人与他人的遭逢就导致了暴力的冲突。由于人的骄傲。由于每个人都期望得到他人的重视或曰出人头地，所以在一开始，人们并未建成一种和平的公民社会，而是陷入了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后来人们才学会订立契约，在平等的基础上互相承认。这就产生了自由民主制度。
自由民主制度的优越性，首先还不在于它能促进经济的发展，造就丰裕的物质生活；而在于它能保障人的尊严，保障人的自由与人权。
自由民主制度并不否认人有追求声望追求优越的冲动或曰野心雄心，事实上，自由民主制度的建立正在于给所有人追求承认的冲动提供最广阔的舞台。它利用制度设计，用野心制衡野心，用权力制衡权力。它只限制专制独裁，而它限制的目的正在于给其他的有野心有抱负的人保留机会。正是在自由民主的制度下，每个人才可能发展自我，实现自我，通过和平的竞争去赢得别人对自己的尊重。
现在我们不妨来看看，像徐正全这类人留恋文革，他们到底留恋的是什么呢？
是留恋当时的随便抄家捆绑打人杀人吗？当然不是。
是留恋当时的侮辱人格的戴高帽坐喷气式的的批斗会吗？当然也不是。
其实，他们留恋的是，在当时，他们可以写大字报，成立组织，自办媒体，挑战当权派甚至取而代之。其实，他们留恋的那些东西，恰恰都是唯有在自由民主制度下才能得到规范得到保障得到实现。文革期间的所谓四大自由和无产阶级大民主只不过是自由民主制度的假冒伪劣的山寨版而已。
因此，毫不奇怪，大部分当年的革命小将在经过深刻的反思之后，最终都接受了自由民主理念。我想，如果徐正全继续学习和思考下去，也会走上自由民主主义。
徐正全在1968年被捕，直到1989年年底才出狱。我发现，不少文革中的风云人物，至今仍留恋文革的，很多都和徐正全一样，后来曾遭受过长期的政治迫害，出狱后仍然受到严重的歧视。不错，他们在文革中犯下错误，甚至犯下罪过，但是他们后来遭到的惩罚却远远超出了他们的罪错。就此而言，他们也是政治迫害的牺牲品。
对于徐正全这类人而言，因为文革中那一段风光岁月是他们一生中最大的乃至唯一的亮点，因此不管是好是坏，他们都难免会对那一段人生格外留恋。
又因为在后来，当局在彻底否定文革的名义下，对他们实行了往往是罚不当罪的惩处，因此他们对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文革后又复出掌权的老革命们总是耿耿于怀。
再加上后八九的中国是如此的畸形怪异，一方面是貌似资本主义的复辟和权贵私有化，另一方面又是政治上的不自由不民主，共产党的高官们俨然新阶级，打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招牌实行寡头专政。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在相比之下最自由化的八十年代，徐正全们还在坐牢，与世隔绝，错过了当时的思想冲击震荡和理念的推陈出新，升级换代；他们总还在用毛泽东那套理论思考，只因为那是他们唯一熟悉的理论。
以上几点，或许就是像徐正全一类人至今还留恋文革的原因。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