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24日讯】【导读】《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华裔女作家张戎的处女作。该作品讲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亲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时间跨度从清末民初至上世纪九十年代。该作品的原版是用英文写成，于一九九一年在英国出版。此书是英国出版史上非小说类最畅销的书籍，被读者评选为二十世纪最佳书籍之一。此书还荣获：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该书自出版以来已经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
(接上期)
二十一“雪中送炭”
姐弟们 朋友们（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年）
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间，（此处删去四行），我家像许多其他受害者一样，并没有被蓄意饿死。我的父母仍然按月领工资，尽管他们不仅没有工作做，而且是斗争折磨的对象。省委大食堂还是照常营业，一方面让造反派吃饱以搞革命，一方面也给戎们这些走资派家庭饭吃。我们和所有城市居民一样，也有配给的东西。
城市里的人大都什么工作也不做，只搞革命，但毛既要中国人互相斗争，也要他们活下去。他保护了精明能干的总理周恩来，使经济能够运行。他也清楚得储备另一位第一流的治国人才，以防周恩来有何不测，所以他也保证了邓小平的安全，毛泽东不想让中国分崩离析。
但是，当他的革命没完没了时，经济大部分陷于瘫痪。城市人口增加了好几千万，却很少盖新住宅，公共设施更别提了。几乎所有的东西——从食盐、牙膏、卫生纸、布匹到各种食品，不是凭票供应，就是完全从货架上消失了。整整一年内，在成都买不到食糖，半年里竟买不到一块肥皂。
从一九六六年六月起，学生们不再上课了。教师不是被批斗，就是也组成了自己的造反派。不上课就表示没有人管，但是年轻人能利用这种自由干些什么事呢？没有书、音乐、电影、戏剧、博物馆、茶馆，几乎上没有什么路子可以消磨时间——人们只能偷偷打扑克牌，当然官方没有明说可以打。跟绝大多数革命不一样，毛泽东的革命叫人无所事事。结果，当红卫兵就成了许多年轻人唯一可做的事。暴力批斗会、写标语、喊口号、武斗等成了他们唯一能发泄青春活力的方式。
加入红卫兵并不是强迫性的，随着旧共产党体制的土崩瓦解，政权对个人的控制松驰了，人们有独自行事的机会，许多人只是懒懒散散呆在家里做“逍遥派”。精力无处发泄的后果之一是琐碎无聊的争斗，暴戾之气取代了文革前的祥和、讲礼貌的气氛，街上到处有人吵架。另一个后果是，没有人管计划生育，文革中人口猛增两亿多。
一九六六年还没完，我们姐弟就结束了当红卫兵的日子。那时，父母当了“阶级敌人”，儿女被要求划清界限，有不少人确实这样做了。（此处删去一句）。我认识的人中，有人改了姓，以示与父亲脱离关系；有人从来不去看望被关的双亲；还有人甚至在大会上批斗自己的父母。
母亲处在要她和父亲离婚的巨大压力之下。一天，她问我们的看法。继续和父亲在一起意昧着我们会变成“狗崽子”，我们亲眼见过这类孩子受到歧视和虐待。但是我们说，不管怎么样，我们要跟着父亲。母亲说她很高兴，为我们感到骄辙。我们对父母的忠诚在他们遭受迫害时变得更加强烈了。我们心痛他们受的苦，钦佩他们的骨气，厌恶迫害他们的人。在文革这场大动乱中，我们对父母滋生了一种新感情。我们也迅速脱离童稚，姐弟间没有嫉妒、竞争、口角，没有一般十几岁孩子通常的麻烦，也没有他们的欢乐。文化大革命摧毁了我们正常的青春期，使我们早熟。
在十四岁时，我对父母的爱是超乎寻常地强烈，我的整个生活都围绕着他们。每当他们短暂在家时，我总是小心注意他们的情绪，尽力让他们开心。在他们被关押起来时，我不断去见那些恶狠狠的造反派，要求见父母亲。见不见得到，我都设法让他们知道我是多么爱他们。我因此在父母亲部门的造反派中出了点名，引起迫害我父母的那些人恼怒。他们恨我，还因为我有意显得不怕他们。一次姚女士对我咆哮，说我不把造反派放在眼里，进省委宣传部如入无人之境。他们的愤怒使他们在一张大字报上造谣，说“红成”为我父亲治病是因为我引诱了翁。
除了父母，我大部分的自由时间都和朋友们一起度过。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从北京回来后，我和小胖、她的女友青青一块去了成都郊外一家飞机维修厂，在那里呆了一个月。那时我们没事干，正好毛泽东又因为工厂文革开展不起来而要年轻学生去“煽风点火”。
我们三个姑娘在工厂唯一煽起来的风、点起来的火是一群小伙子的注意。他们属于该厂正陷于瘫痪的篮球队，我们一起到郊外散步，享受大片早春蚕豆花的浓香。很快我父母的情况恶化，我就回家了，把毛泽东的命令和参加文革的义务都一古脑儿抛开。我和小胖、青青及篮球队员们的友谊保持了下来，在我们这个圈子里，还有我姐姐小鸿和我们学校里的几个女孩子，她们都比我年长。我们经常在各自家里聚会。一呆就是一整天，有时干脆留宿。除此之外，我们无事可做。
我们对哪个篮球队员喜欢哪个姑娘谈了又谈。焦点是队长，一位长得很帅的十九岁男孩，叫“山”，他不爱开口，姑娘们就猜他到底是不是喜欢青青。青青非常喜欢他，每次见他之前，总是紧紧张张地把她那头垂肩的黑发洗了又洗，梳了又梳，仔仔细细地又熨又拉她的衣服，以看上去漂亮些。她甚至还扑了一点粉，擦了一点口红，用炭笔轻轻画眉毛。我们大家都友善地跟她开玩笑。
我也被山先生吸引，一想起他就心跳加速，有时夜里醒来会看见他的脸，感到浑身发热。时不时，我还喃喃地叫他的名字，害怕或担心时，会自言自语地同他说话。但是我从来没有对他、对朋友，甚至对自己表露过这种感情，只是羞涩地想着他。我父母的遭遇支配了我的生活，支配了我的思想，我不允许自己想一点自己的事，把这看作是对不起爸爸妈妈。文化大革命剥夺了我正常的少年生活，使我没有过拌嘴、耍脾气和交男朋友的少女生活。
但我并不是没有虚荣心。我把几大块蜡染的抽象派图案式的蓝布片补到已褪色成灰白的裤子膝盖和臀部，叫朋友们一看见就笑。我姥姥也莫名其妙说：“谁家女孩子像你这身打扮的。”但是我坚持要穿，我不是想把自己打扮漂亮，只是想跟别人不一样。
一位朋友的父母都是名演员，一天，她告诉我们：他们双双自杀了，因为无法忍受批斗。不久之后，另一位姑娘的哥哥也自杀了。他是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和一些同学被指控组织反对毛泽东的政党。警察来抓他时，他跳出三楼窗户。他的伙伴有的被处死，有的被判处终身或长期监禁——这是对付任何想组织反对党者的通常处罚。极严的惩罚使组织反对党的情形很少发生。悲剧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小胖子、青青和其他一些朋友的家庭没有遭殃，可他们一直是我的朋友。迫害我父母的人权力没大到无孔不入，没有给他们施加压力。当然，朋友们仍因不随波逐流而承担风险。像千百万人一样，他们奉行中国传统道德：“雪中送炭”。他们的友谊使我熬过了文化大革命最黑暗的岁月。
她们也给了我很多实际的帮助。一九六七年底，“红成”开始进攻由“八•二六”派控制的省委大院，我们那座公寓大楼被改建成堡垒。我们奉令从三楼住宅搬到隔壁那幢楼底层的一套房间。
我父母当时正被拘留。照例我父亲单位本应负责这次搬家，但是现在他们只是简单下令要我们走。那时根本没有搬家公司，要不是朋友们帮助，我们就连床也没有了。即便如此，我们也仅搬走最必须的家具，父亲那些笨重的书柜只好放弃了，我们挪都挪不动，更不用说抬下三楼了。我们的新家原属另一个走资派，他家原占有两套房间，现在得让出一套给我们。大院的房子就这样重作安排，腾空楼上的房子作制高点。
我姐姐和我合用一个房间，我们总是死死关着那面对着荒废后花园的窗户。因为一打开，淤塞的下水道恶臭味就会充满屋子。晚上我们躺在床上常听院墙外面高喊投降的声音，还有不时的枪响声。一天晚上，我被玻璃破碎声惊醒，原来一粒子弹射穿窗户，嵌入对面的墙壁。奇怪的是，我并没感到害怕。生活中的恐怖太多，子弹已经失去威慑力。
我开始在闲暇时写古体诗。第一首令我满意的诗是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五日，我十六岁生日那天写成的。当时的气氛照常是很黯淡，没有人帮我庆生，我父母都在拘留中。晚上，我躺在床上，听着远处的枪声、造反派的扩音器声及令人毛骨悚然的叫骂声。对我而言，此刻是个转折点：过去的教育使我相信生活在人间天堂——社会主义中国，而资本主义世界是黑暗的地狱。现在我问自己：如果这是天堂，地狱又是什么样子呢？我真想看一看还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痛苦。第一次，我自觉憎恶自己的社会，渴望能有另一种选择。
不过，我在潜意识里仍然避免指责毛泽东。从我孩提时代起，他就是我生命的一个部分，他是神，是偶像，是主宰，我活在世上的意义和他息息相关。几年前我还会高高兴兴地为他牺牲。现在虽然他的魔力已大不如前，但他仍然是神圣的，不容置疑的，甚至在此刻我也没有想到反对他。
就是在这种黑暗中摸索、探寻的心情下，我想好了我的诗，描写过去那种被灌输、单纯的日子已消逝了，好像一树黄叶被飕风吹落，卷向天边，一去不返。我也描绘新世界所带给我的迷惘，因为我不知道该想什么，怎么去想。我写好诗后，躺在床上开始推敲。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我马上反应过来：又是抄家。姚女士的造反派已光顾我家好几次了，找整我父亲的证据。他们拿走了所有“资产阶级奢侈品”，像我姥姥在共产党建立政权之前所穿的雅致的绸缎衣服、我母亲的狐皮大衣，以及我父亲的毛料制服——即使是道道地地的毛装。他们甚至把我的御寒毛裤也抄走了。我已经对家被翻个底朝天习以为常了。
这次我却一下紧张起来：他们发现我的诗怎么办？记得父亲开始被批判时，叫母亲把他的诗都烧掉。他很清楚，任何作品都可能被断章取义地歪曲，用以陷害作者。我母亲舍不得把所有的诗都烧完，保留了一些写给她的。结果造反派以这些诗为“罪证”，专门开了几次批斗会折磨我父亲。父亲在一首诗里，曾自嘲没登上四川峨嵋山顶峰：“虽无壮志攀金顶，却有闲情涉玉溪”。姚女士和她的同伙据此硬说他有野心，要篡夺最高领导权。
在另一首诗里，父亲描绘自己熬夜工作的情形：“灯随深夜白，走笔到天明。”造反派说他把社会主义中国描绘成“漫长的黑夜”，说他用自己的笔迎接天边发白——国民党反攻回来（白色是象征反革命的颜色）。诸如此类歪曲文学作品荒唐可笑的解释，当时大为风行。毛泽东虽然喜欢古体诗词，（此处删去一句），但写诗仍是危险的消遣。我太清楚这种危险性了，一听到敲门声，就飞快跑进厕所，拴上门。姥姥去开门时，我努力控制住颤抖的双手，把诗稿撕得粉碎，抛进便池内，放水冲掉。我仔细搜索地面以确保没有碎片落下，但是冲一次水并没把碎片冲干净，我只得等着再冲一次。造反派已经来到厕所门边了，敲着门命令我马上出来，我没有答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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