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23日讯】上个世纪世界把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定性为人类的公敌，同时还评选出了三个魔鬼式的人物，他们是斯大林、希特勒和毛泽东。进入了本世纪刚刚几年，就又出现了个恐怖主义，世界人民是毫不客气的把恐怖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并列为人类的三大公敌。
这三个主义的共同点就是无人性，在人的社会里，缺德少性的人尚且人人避而远之，倒不是因为人们怕它，而是把它当作不齿于人的另类，视同无物，那么无人性的东西们就成为了人类的公敌，那就是理所当然的了。翻开人类历史，普遍经历过的君主专制和皇权专制，都是由于不尊重人权和自由。
所以那段历史都是劣迹斑斑的历史，但是却无论真或假，君主或皇权专制，至少还懂得人命关天，不时的出现一些青天们为民伸冤，或者是纠正冤假错案，法律虽然严苛，但也不敢乱杀无辜，甚至经常还法外施恩、给人一个改过的机会。可是尽管如此人民对于自己所不喜欢的政权和制度就一定会起来推翻它，因为人性是崇高的、自由的，具有极强烈的创造性的，因此历史在前进，社会才在进步。
然而即便是上帝的伊甸园里，也仍然有撒旦这种毒蛇，那么人世间出现魔鬼也就不足为奇了。值得人们深思的是在号称进步和文明的人的社会里，是什么原因竟然让魔鬼们成了气候，成为了掌控着人的社会的统治者。这三个魔鬼的主义们，不仅仅是无视人权和自由的主义，而是彻头彻尾的从来无视人的生命的主义。生活在这种从建政的第一天就开始杀人，六十多年一路杀到了今天，还在杀人的政权下的国民百姓们的感受是什么？又在想什么？打算又是什么呢？
记得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流传进来一个苏联的政治笑话，说是一个男孩子向他父亲请教什么是领袖？什么是党？什么是工会？什么是人民？父亲告诉他说，说我就是领袖，你母亲是党，你奶奶是工会，你是人民。一天晚上，男孩子激怒了父亲，被勒令罚站，奶奶操劳了一天上床睡觉了，父亲强拉着母亲进房去过性生活，仍在被罚站的男孩子突然明白了，领袖强奸着党，工会在睡大觉，人民在受罚。
这则笑话的寓意似浅而深，使当时听到这笑话的中国人不少是点头苦笑，甚至是唉声叹气。几年后的一九七六年的四月五日，几十万民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发出了打倒当代秦始皇的吼声，当时还活着的毛泽东就在距离广场两公里的中南海里，事后有人说那次的天安门事件是中国人第一次的反共示威活动，其实不然。
在以后的十多年间，因为工作的关系，跑了不少的地方，在与当地人的聊天中，逐渐得知，共党篡政以后，即便是在毛泽东的红色恐怖的年代里，中国人对共党的反抗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无论是在土改中，在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中，合作化的运动中，大跃进、大饥荒中，四清中和文革初期的大抄家运动中，全国各地都发生了不少的以命相搏的反抗事件。
小的是一人一家的拚死反抗，大到几十、几百人的群体反抗，甚至在云贵川地区和西北的山里还出现了游击队，共党进城以后对枪支武器的禁令是非常严厉的。但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和边远地区仍然有枪支在民间藏着。
尤其是文革中，军队在支左，各派武斗更是有大量的枪支流入了民间；到了八十年代的中期和后期，随着毒品的走私贩运，枪支的走私贩运也随着兴旺了起来。早在二十年前就听到有人说，在云南省武装贩运毒品的团伙的装备远比共党军队的装备要精良和先进的多。
时至今日鉴于人民对共党的民愤之大，敢于向共党政权打响第一枪的人绝非少数，共党至今还在把马克思和毛泽东当做祖师爷来供奉，毛泽东曾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平心而论，造反未必有理，就好比共产党初期的武装痞子运动，打家劫舍、绑票、占山为王，口口声声是武装保卫苏维埃，不顾日寇的入侵，民族的危亡，而国中立国道理又在哪里呢？
没有能够被广大民众普遍接受的道理的造反，就仅仅是造反，这种造反其实就是犯罪，民间有理，但却得不到申诉的机会，久而久之就要由怨变恨，迫使民间起来造反，这叫做有理造反，就如同人们要去做的每一件事情是一样的，都是出于一个理由，一个需要，或者是一个目的，没有人会去做一件事，但却不知道是为了什么？所以说造反未必有理，有理才造反。
去年中东、北非爆发的茉莉花革命，今年的叙利亚人民的武装反抗都是有理造反，于是才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支持和援助。虽然说有理才造反，也要首先弄清楚是什么样的理？为了人民、民族、国家的利益的理由去造反是理所当然的。
当初孙中山先生以三民主义为理由的造反、起义、革命，当初未必有很多人懂得三民主义的深远含义，但是一百年后的今天，生活在三民主义社会里的人民将会永远的纪念孙中山先生的。
共党造反完全是为了一己个人的利益，作为招牌也不得不打出个目标，而初期的目标那就是誓死保卫工人阶级的祖国，苏维埃；后来就又变成了共产天堂，天堂没弄成，又改成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而十几二十年前，再次的改成为特色社会主义，目标就如同名堂一样，是随便的改，改得连总书记自己都圆不了场了，但是一切为了自己私利的本质，却是永恒不变的。
而且从偷偷摸摸变成了明目张胆，从特权利益到公开的贪污，再到公开的腐败，人民是共党任意屠杀、镇压和驱使的奴隶和蝼蚁。民族是共党企图灭绝的对象，而国家是共党任意出卖主权的物件。孙中山先生的名言是立党为公，而号称是为人民服务的共党们却是个个都暴富了的富翁们，十八大使不少人失望、绝望，其实共党又有哪一次的会议不是让全国民众们失望、绝望的呢？
所幸的是，多次的失望绝望并没有能够使国人民众们麻木，人民不会麻木，当然就不会得过且过。死是人人都逃不过的结局，但是没有人愿意在屈辱中等待着死亡，更没有人愿意在共党政权下无缘无故的死于非命，人最重要的是维护自己的尊严，很多国家的宪法中明确的规定人的尊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保障每一个人的尊严的条款，显然要比保障人权和自由的境界和意义是更上一层楼。
美国的宪法在两百多年前就明确的确定了私人的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为美国立国的先贤们认识到，私人的财产是人权的延伸，宪法保障人权，当然就要保障私人的财产，人的权利和自由神圣不可侵犯，于是延伸到了私人的财产也同样神圣不可侵犯，宪法的精神就是要充分体现人权至上精神的。
而共党的宪法所要表明的是共党至上，党权至上，共党的法律是共党制定的法，而真正的宪法、法律是充份体现人的自然属性的自然法，即便在这样一部至高无上的法律面前法官们仍然认为，人的良知是高于法律的。
共党把自己置于人民、国家和法律之上，但在宪政民主的制度里，人权那是大于主权，人权还高于民主，人的良知高于法律，人的价值可以得到充份的体现。而在中国大陆共党是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党权是不受监督，不受制衡，无限扩张，乃至是为所欲为的，国民们就成了百分之百的毫无任何保障的被统治者和共党的受害者。
人可以表面的麻木，也可以装傻充愣，因为人可以做到忍辱负重，人的自由精神的追求促成了每一个人的独立人格，人对幸福生活的创造性又形成了每一个人独立思考的能力，人不需要去爱政党、爱政俯，更不必去接受共党或政府的领导和指挥。
民选的政府是鼓励人的自由精神，支持人的创造性的，共党政权却是坚持不懈的在愚化人的精神和心灵，扼杀人的创造性，否定人类的智慧，仇视独立的人格和独立的思考。人的生命虽短，但是在推动历史前进和社会进步的大业当中，每个人所能发挥的作用却是极大的，同时也是千古流传的，这就是共党最恐惧的。
一个人振臂一呼就有千百万的民众的响应，就造成了共党措手不及的惶恐，参与的民众知道，等来的将是共党派来的军警们的屠杀和镇压，但仍义无反顾的参加，这说明了什么呢？只能说明共党的民愤太大，人们明知道有性命之忧，但还是参加，去发泄对共党的痛恨。
四川的年轻人不但参加了抗暴人权的人群，还打出了现眼的横幅，上面写着：我们是九零后，我们不怕死。这是气壮山河的行为，更是会被载入历史的义举。这就说明了，六十多年共党的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对人民的宣战败得很惨，甚至败在了一群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的手里。想想五十年代出生的那一代人，曾经被共党宣传成是长在红旗下，生在新中国的一代人，言外之意那就是幸福的不能再幸福了。
可是正是这一代人的父辈祖辈们，被共党的一个又一个的所谓政治运动整的是死的死，戴帽子的戴帽子，劳改的劳改，饿死的饿死，这一代人过了三十年的凭票凭证限量吃饭的半饥半饱的苦日子。在十几岁的时候，大学关门十年，而绝大多数人都有过上山下乡的艰苦经历，人生最宝贵的前三十年就是这样被共党彻底的毁掉了。
八零后、九零后的这一代人，按照共党的说法就是出生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是大好的年代，既是盛世又强大辉煌，而且还辉煌的不得了，可偏偏是九零后们也走上了街头，不惜以命和共党一搏，他们的幸福与否，是和他们的父辈的幸福与否直接联系的。
八零后、九零后们的父辈们都是五零后、六零后的一代人，在所谓的改革中，提前下岗的，买断工龄的，过早的被强制退休的，无劳保无福利的，指着低保生活的甚至是无收入的，正是这一代人，这一代人是混了个惨淡经营，他们的下一代又如何去享受什么幸福呢？
上一代人或许还多少享受到了一点点教育和医疗的福利，而这一代所谓的八零后、九零后们所得到的则是教育医疗的产业化，看不起病是上一代，而上不起学的正是这一代，这一代人是毕业就是失业。这几年共党又强迫六、七岁的孩子们每天要向共党的斧头旗敬礼，又强迫香港的孩子们接受爱党的教育。洗脑是共党毒化人民的一贯做法，可问题是任何一个人的大脑都不可能被共党洗得天衣无缝。
毕竟人是生活在现实中，当现实与洗脑背道而驰不相符合的时候，即便是个孩子也有上当被骗的感觉，而再大一点的孩子就会有被愚弄受耍弄的感觉，由此产生抵触甚至是叛逆的心理。共党的洗脑宣传其实是在为共党自己培养着反对的力量。
杀警的杨佳先生和刺杀淫官的邓玉娇小姐，就是个明显的例子，他们都是二十多岁，都出生在改革的年代，当然也都被共党洗过脑，然而他们所生活的现实却是共党的暴力执政，凶残无人性的对待人民和共党们毫不掩饰的丑恶的腐败，诉诸共党的法律是无用的，不如面对凶残，直接给予反击，这就是被逼无奈的义举，得到的是普遍的赞扬的敬佩。
几年前就有人说，民间在盼望着陈胜和吴广，其实几年下来了，民间出现的杨佳先生和邓玉娇小姐，这样的陈胜吴广式的人物还少吗？其实人人都是陈胜和吴广，人人都有自己的方式去反抗共党。
胡锦涛说了，不走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那就是只有顺着目前这条面前维持的路走下去了。习近平也是这样认为的，于是提出了今后一段时间内主要的任务就是学习和领会十八大。共党们知道路已经走绝，走到了死路上了，这两个人知道，有一条宪政民主的光明大道，但是共党的腐败，林立的利益团伙，以及共党多年犯下的种种的罪恶，等等因素。
共党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上了，所以共党无法改变，也改变不了，但是人民要求改变，推动历史进步和社会变革的力量永远是人民，从来不是当政者们。在统治团伙与人民的较量之中，赢得最后胜利的永远是人民，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中的一条永恒不变的铁律。
旧的不踢除，新的就不会到来，有人说，共党体制内的一些官员和知识分子们也赞成政治改革，这里我们所要知道的是，他们赞成的政治改革指的是什么样的政治改革，是政治体制的改革还是政治制度的改革。
本人坚持认为，这帮所谓的改革派们所要改革的是政治体制，而不是政治制度，他们是共党这种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对体制做一些小修小补，目的就是为了暂缓一点民愤，实质是在保党保政权，而真正他们要保卫的则是他们的既得利益，所以我们可以给这帮所谓的改革派们定性，他们是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上，帮助共党延长与人民为敌的时间。
毛选中的第一篇文章的题目就是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此文中的第一句话就是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通篇文章是毛泽东个人一厢情愿的主观臆想，在他后来的几十年中，他只有敌人，没有朋友，再者，毛搞的也不是革命，而是在中国历史上循环了两千多年的农民起义，改朝换代，仍然独裁的老路，这条老路中国人是不能再走了。
要走那就走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之路，革新之路，走宪政民主之路，民主不受东南西北的方向的限制，也没有地域的界限，更不会与文化起冲突，民主有他的定义，就如同一加上一必须等于二一样，按照民主的定义去做就不会错，这是成功的经验，人家成功了的东西，我们照搬过来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中国人面临的是一场彻底的大革命，同盟者们会是大多数的，这是毋庸置疑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以人性为出发点的政治制度，至于民族复兴、盛世强大辉煌等等，那都是共党喊出来的空洞口号。
在一个保障了尊严权利自由和私有财产的制度之下，让我们把被共党毁坏了的破碎山河修复起来，同时再把共党毁灭了的人性和道德，以及文化复兴起来，好的政治制度必将能够促成国家与民族的真正复兴。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次的这个节目的时间里我们再见。
文章来源：《希望之声》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