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23日讯】【导读】34年前上海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大冤案。一名华东师大物理系，品学兼优的学生王申酉，因为在写给女友的一封信中，明确提出反对个人迷信，要纠正反右派、反右倾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还提到要打破闭关锁国，实行对外开放。，被定为“恶毒攻击毛XX”的反革命分子，于1977年4月被枪决。王申酉死在“四人帮”下台之后的上海。
王申酉（1945年8月－1977年4月27日），1963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1966年6月在日记中，写下批判“文革”言论。被造反派打成反动学生，其日记被展览，随后入狱两年。1968年出狱，随学校老师去奉贤“五七干校”劳动，后从干校回来，留校监督劳动。1976年，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女友。学校保卫科对他的恋爱横加干涉，通知女方说王申酉“思想反动，五毒俱全”，致使女方决定与他断交。王申酉动手写一封长信，全面介绍他自己的思想观点。监管他的人要他交出信审查，他拒绝交出，发生扭打，又被投进监狱。
审判员要他将被撕毁的他给女友的反动长信重写出来。他在六天内写了六万字，内容包括︰“我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关于苏联历史，关于中国历史，关于‘文化大革命’，关于毛XX”。他对“反右派”、“反右倾”和“文化大革命”都持否定态度，对毛泽东一分为二，认为“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有“空想社会主义”成分。首次提出了毛的民粹主义问题。他还认为中国社会非变革不可，必须充分发展商品经济，不可再“闭国自守”，要开展对外贸易等等。
1977年春天，上海市革委会根据党中央指示，决定在“五一”前公审并镇压一批反革命分子。在一天内上海市革委会领导听取并同意了56个死刑判决案，平均每6分钟通过一个死刑案。王申酉是其中一个。
1977年4月27日，被押赴上海卢湾区体育馆，在三万人公审大会上被宣判死刑。这是他第一次听到判决书，来不及申辩一个字，即被押赴刑场枪决。年仅31岁。
以下是上海华东师大原党委书记施平的回忆节选
1979年8月1日，我接到师大毕业的一位研究生写的信，说粉碎“四人帮”半年后的1977年4月初，上海法院判处死刑枪决的师大物理系毕业生王申酉，可能有错，希予以查处。
我在查阅学校有关档案中发现，这是毛泽东逝世后由学校捕送普陀区公安分局的。一个月后，学校又补送了正式公文，文中称：“王犯申酉，罪行十分严重，实系一个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他死不悔改，在全国人民哀悼伟大领袖毛xx逝世的时候，书写恶毒攻击毛xx‘万言黑文’，要求从严惩处，建议判处死刑。”
我仔细阅读材料，心里盘算再三，发觉所谓“万言黑文”，只是他给恋爱对象写的一封情书。私人情书上有恶毒攻击之词怎么就会犯杀头之罪呢？
我派我的秘书李树俊同志，持我的介绍信到区公安分局，要求查阅有关档案，得到分局的支持。李树俊看了档案并带回分局决定处死王申酉时所开列的罪状油印件一份，我一看，不禁大吃一惊，而且感到十分愤怒不平。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竟还依这些“罪行”来杀一个大学生，公理何在？我下定决心，要把这个案子弄个水落石出，请市委予以平反昭雪。
当我阅读王申酉的《亲笔供词》和他的日记和信件的时候，情绪十分激动，这是一个多么难得的人才啊！我感动得不禁落下了眼泪。我把《亲笔供词》翻印了寄给北京的几位理论界人士去看、去评，他们认为在粉碎“四人帮”以前，对我们国家中的一些根本问题，能提出如此系统的见解，实在是了不起的事。一位权威的政治经济学专家看了后说：“王申酉已能融会贯通马克思主义，用自己简洁的语言谈清楚了历史唯物主义，是十分难得的。他所提出的看法和主张，正是我们已经开始实行或尚待实行的政策。”而正是这样一位优秀不凡的好青年在历尽残酷斗争和折磨之后，含冤长眠九泉了。
开列的这些“罪状”，是些什么内容呢？
原来，王申酉在情书中，为“彭德怀这位热血老人”呼冤叫屈，为在“文革”中“打倒刘邓”忿忿不平，并说“文革”使“中国倒退了”，他还批评人民公社勾画的改造社会蓝图为“一种乌托邦式的社会”；批评闭关自守政策……。
在我详细阅读王申酉的材料中发现，他的不少分析和预见为粉碎“四人帮”以后迄今党的政策理论和实践所证实。王申酉在他的日记中说：“别人加给我的罪名，正是我的成就。”以上“罪状”的性质就是如此。据此以反革命罪加以处死，实属莫大冤案，这又一次为“两个凡是”路线的错误提供了确证。
1968年1月“清队”时，王申酉自然又受到残酷批斗。对他学习外语则认为是为叛逃外国做准备，同时学校向市公检法军管会控告王书写反动日记、收听敌台广播和盗窃学校大量书籍，于是，他被逮捕，投狱一年零三个月，最后以“思想犯”的结论而判教育释放。后来又因为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写了《我的自白》和《大学六年思想小结》两张大字报，以“坚持反动立场，破坏一打三反”的罪名被作敌我矛盾处理，监督劳动。
1970年师大准许王申酉毕业并分配工作，但有关单位看了王申酉的“历史档案”后，不愿接受。王申酉这次受到的心理打击，比受残酷批斗、毒打还要伤痛。他原想会被分配到大西北穷山沟中去做中小学教师，如这样他也愿意去干一辈子。可是现在分配不出去，社会丢弃了他，他感到完全绝望了。
这年11月，王申酉被学校送往苏北大丰（农场）五七干校监督劳动。自“文革”开始到送大丰劳动前的四年多时间中，王申酉常处于迷惘、彷徨中，心情时而高昂，时而下沉，激烈的思想矛盾和痛苦……
王申酉很清楚，大丰不是为他准备的读书的好环境，他是在监督下劳动，他要为自己争取到读书权利，首先必须在劳动改造上使监督者无话可说。因此他早出工，晚收工，出大力，专拣重活、脏活干。他集中精力通读《资本论》三遍，通读《马恩全集》到第十三卷。
王申酉在大丰如此刻苦地大量读马列的书，该得到造反派的表扬了吧？不，相反他由此而不断遭到批斗，说他刻苦攻读马列，是准备在理论上进行反击，迫他交代反革命意图。王申酉坚持不屈，一再进行申辩。后来师大造反派终于把他躲进破旧小屋读马列的这点权利也剥夺了。1972年6月，他被从大丰调回到学校物理系做清洁工作和在校农场劳动。不久，又给他戴上了“反革命分子”帽子，在学校监督劳动。
王申酉被处死的罪状就是他这期间写给女友的一封信。这封信又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写出来的呢？这得从他恋爱生活屡屡横遭粗暴干涉谈起。
1976年2月，王申酉又从奉贤调回学校参加人防劳动，由学校保卫组直接监督。此时王申酉已31岁。但他是人，人就有七情六欲，他要爱，要追求人生的伴侣。中学时代的女同学热心地为他介绍了一位身材颀长优美、有相当文化程度的青年女工吴顺娣，王申酉十分满意。吴顺娣有独立见解，两人有共同语言。姑娘为王的才华所倾倒，两人的感情逐渐加深。王申酉在一次给吴的情书上说：“你有没有思想准备，如果坐了牢，你肯为我送衣服到牢里来吗？”“我相信我所想的和做的是为了有利于社会，而不想损害社会，我永远也不承认犯了什么反革命罪。”吴顺娣表示理解他，不害怕什么。
王申酉自结识吴顺娣后，一面因爱情日益加深而感到激动、幸福、快乐；另一方面，过去三次恋爱遭受破坏的残酷阴影，经常罩在他的心上，害怕再遭到同样的命运。王申酉知道，他的爱情“生死簿”掌握在学校保卫组的手里。他和吴顺娣的着急心情和恐惧感也随之加剧。
王申酉决定主动去找保卫组工人师傅当面谈。他找到此人后，把自己和吴恋爱的过程向他详细讲了，反复恳求保卫组不要干涉，不要破坏他们的恋爱和婚姻。谁知此人当天就赶到吴顺娣家和吴的工作单位施加压力，并对王申酉进行人格污辱，使吴顺娣在家里和工厂里都无存身之地。王申酉知道这一情况后，感到很严重。他通过介绍人约吴谈了一次话，因当时无充分时间交谈，他希望吴不要匆匆作出最后决定，表示他将在几日内写一封详细的长信给她，向她全面地、深刻地表白他的世界观和对各种问题的具体看法，以及他对他们爱情关系的想法。为了稳定他所爱姑娘的心，挽救濒于危险关头的爱情，谈话后，王申酉立即赶回学校，集中全部心思写这封长信。他打算三四天内写完，在9月10日下午交给吴顺娣。
10日是毛泽东逝世的第二天，是个星期日，王申酉起了个大早，赶到学校人防休息室，埋头写尚未写完的长信。他以为星期天不会有什么人来。谁知道当他正埋头写的时候，一个监视他的工人突然到来，大吼一声说：“写什么？缴出来！”王申酉一惊立即撕碎信纸，一部分塞进口中，一部分送到水槽里，工人便扑上去夺，没有吃掉的，没被水冲走的纸片都被抢夺了去。这工人大喊：“抓反革命！”保卫组的人来到，立即把王申酉抓了关起来。他们将撕碎的纸片拼起来，作为“反革命黑文”。当天下午就将王申酉押解到区公安分局关押，并于当夜审讯。
对王申酉的审讯从粉碎“四人帮”前一直延续到粉碎“四人帮”后。1976年11月18日那次审讯中，审讯员给了他一支笔、一沓纸，责令他把“万言黑文”的全文重新写出来。法庭虽没有把撕碎的剩余纸片给他，凭着他的记忆，仅用五天时间，就把原意写得既清楚又完整，把两万字的原信扩充到六万字。扩充后的信，经与原信核对没有意思的差错，他直接引征大量马列的话，和原意都无出入，许多句子甚至和原书完全一样，好像照抄而来。王申酉写的时候，如行云流水，一泻千里，一天写一万多字，这是多么惊人的速度，多么良好的记忆和扎实的理论根底啊！
要了解王申酉深邃的思想，含冤的深重，及以“反革命”罪处死他的荒诞，认真读一下这六万字的“亲笔供词”太必要了。因篇幅有限，我在这里只能扼要地摘引一些内容。
王申酉以极其简练明快的笔触，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叙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及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产生、发展和失败的过程。他写道：“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样一种历史性经济范畴，我们并不像资产阶级辩护士所鼓吹的那样，它是永恒的。但也不赞同一切空想社会主义者们的主观意见，以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可以跳过它或者在它没有最充分地发挥它的历史作用之前抛弃它。”“我们所要做的是深入地研究和考察这种生产方式和固有规律和矛盾，尽可能充分发挥它的历史作用并减轻它的祸害，缩短它的寿命，限制它的一切破坏作用，创造一切条件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
接下去，他就谈到了对1949年以前中国历史的看法。从明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到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加快发展；从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他详细地回顾了满清王朝这具封建木乃伊怎样在抵触西方资产阶级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后发生解体的过程。
接着，王申酉就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独到看法。他认为“五·七指示所描绘的社会蓝图，是一种‘理想世界’”，“消灭分工、消灭三大差别，那是要有物质基础的”。他还认为“要谈论生产，就要抓生产、交换和分配问题，而鞍钢宪法都没有提及，只提取消分工”。并鲜明地指出：“现在，无论什么人，在口头上都承认价值规律这样一条支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基本的规律仍在社会主义社会内起作用。价值规律起源于商品经济，只要社会主义以商品经济形式进行，价值规律就一定起作用。”“在社会主义生产中，利润仍应看作衡量企业经营成就的主要标识，物质刺激、奖金制度仍应看作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手段。”他提出疑问：“主席在三年国家经济困难后还说过价值规律的作用问题，怎么现在又要取消了？”
在长信的后半部分，王申酉严厉地抨击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种种怪现状。他列举他所获得的大量资料，分析我国工业、农业、文教科技、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的现状，接着指出：“我国越来越成为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在谈到“近两年来党内斗争状况”时，他指出：“这场斗争关系着我党我国今后的前途、八亿人民的命运、世界政治风云。”“到了十分激烈、致命的时刻，稍有一点热血的青年都应关心一下。如国家完蛋，党完蛋，个人还有什么指望？”
王申酉这封长信，全是打倒“四人帮”以前所形成的真知灼见。这些精辟的见解，现在看来，也许有人会觉得并不稀奇。然而，在那现代迷信盛行的岁月里，在许多人的脑海尚被冰封的时候，在大批“极右”和提倡三个“正确对待”的时候，就把问题说得如此透彻。
王申酉进监狱不久，得知“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后，十分喜悦，满怀着不久就可释放的希望，向监狱提出了八点书面要求。在第三点中说道：“在‘四人帮’问题暴露前，我深信我即使有活着的机会，也决不会有再回到社会上的可能了。但‘四人帮’打倒后，我心中产生了希望。我确实从内心为这场斗争的胜利感到高兴，日夜兴奋得无法宁静，深切地拥护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遗志为人民立的大功，我深切地感到社会主义祖国前途光辉。每当我看到报上报道的社会主义祖国到处蒸蒸日上的新气象时，心中无法平静，反反复复阅读，高兴。……我渴望还能有机会回到社会上去，……我一定一个人发挥两个人的力量，好好的为社会主义贡献我全部力量。”但他的这一宏愿，终于在“两个凡是”的一声枪响中被化为泡影……
文章来源：《大江南北》2011年10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