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18日讯】【导读】《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华裔女作家张戎的处女作。该作品讲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亲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时间跨度从清末民初至上世纪九十年代。该作品的原版是用英文写成，于一九九一年在英国出版。此书是英国出版史上非小说类最畅销的书籍，被读者评选为二十世纪最佳书籍之一。此书还荣获：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该书自出版以来已经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
(接上期)
二十 “我不出卖灵魂”
父亲被捕（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年）
父亲寄出那封信后第三天下午，我家响起一阵敲门声。母亲打开门，进来三个人，穿着清一色肥大的蓝色制服，这是那时中国人的标准打扮。我父亲认识其中一人，他是宣传部的公务人员，是个造反派。另一个不认识的、脸上疙里疙瘩的高个子开腔了，说他们是公安局的造反派，奉令逮捕我父亲，理由是我父亲是“炮打毛主席、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他和另一位个头短小的人走到父亲两侧，抓住他的胳膊示意他走。
他们既没有出示身份证，也没有逮捕令，但是毫无疑问，他们是夺了公安局大权的造反派便衣警察，显然有权命令我父亲，因为他们是和父亲部里的造反派一块儿来的。
虽然来者并没有提到那封写给毛泽东的信，但父亲知道这封信一定是被截了下来——这是不可避免的。他已有心理准备，因为这封信不仅是对毛泽东、对文革大不敬，而且“二挺”现在有了权，可以下令逮捕他。他还是寄了信，不愿放过一线希望。眼下，他压制着激动情绪，一言不发随来人走出去。出家门时，他住了脚，轻声对母亲说：“不要和党记仇，党正在犯错误，群众不会允许，无论错误有多严重，相信将来党会改错。和我离婚，把我们的孩子带大。”
我下午回家时，发现父母亲都不见了。姥姥只说父亲被造反派抓走了，母亲到北京为他申诉去了。她没有说是公安局来抓的，那样的话对孩子来说太可怕了，公安局出面逮捕比造反派带走要严重多了。
我跑到省委宣传部去问他在哪儿，回答我的是一阵训斥声。姚女士最厉害：“你要和你的现行反革命老子划清界线！”“不管他在哪里，都是他应得的下场！”我忍住愤怒的泪水，对这些所谓有知识的成人感到无比厌恶。他们何须如此冷酷无情！即使在那种年月，一个和善些的脸色、一种温和点的口气或沉默不语都不是不可能。
从那以后，我开始把中国人分成两种：一种是有人性的，另一种是无人性的。不管他们是十几岁的红卫兵，还是成年的造反派、走资派，文革大动荡使人的本性全露了出来。
当我跑来跑去找父亲时，母亲正在火车站等火车，准备第二次赴京。比起六个月前的那一回，她的情绪要低落得多。那时，还有一点伸张正义的希望，这次却十分渺茫。但我母亲并不甘心就此作罢，她要争取。
她意识到此次赴京只能找一个人——总理周恩来。别人都不行，反而可能葬送她丈夫、她自己和全家人。她清楚周恩来比毛夫人和她的中央文革小组温和得多。他还有权指挥造反派：他几乎每天都在下令给造反派。
但是，要见周恩来就好比走进白宫或单独觐见教皇那样难。就算她顺利到了北京，到了“上访接待站”，她也不可能指名道姓地说她想见哪位中央领导，因为这会被看作是对别的领导不敬，甚至是侮辱他们。她更焦虑了，特别是想到她离家出走可能已被造反派发现了。他们是不准她任意出门的，只许呆在家里等着挨斗。她侥幸希望如果造反派找不着她，会以为她落入另一伙造反派手中了。
我母亲在火车站徘徊。突然，她看见一面大旗，上面写着几个大字“红卫兵成都部队赴京告状团”。大旗下聚集着二百名左右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举着标语，说明他们是大学生，要去北京向中央控告“二挺”。还有标语说他们到京后会受到周恩来的接见。
与对敌“八•二六”相比，“红成”算是温和派。“二挺”明显地偏袒“八•二六”，尽管“二挺”背后有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撑腰，他们俩也没能树起绝对权威，“红成”不愿甘拜下风。
此时文化大革命已被造反派各派之间的激烈武斗所支配。毛泽东一号召从走资派手里夺权，这些战斗就爆发了。三个月后的今天，绝大多数造反派头头表现出他们的作风完全不同于被赶下台的共产党干部：他们要的是自己的权力，并非什么理想、主义，甚至不是毛泽东的狂热信徒。毛泽东不断指示他们联合起来分享权力，但他们个个只想独吞。他们“打语录仗”——引用毛泽东模棱两可的语录来互相攻击。“毛语录”里很容易找到适用于各种情况或双方各执一词的话。（此处删去两行）
“红成”很清楚，要想打倒“八•二六”，就得先打倒“二挺”。他们也知道“二挺”滥用职权报复陷害的恶名。当时这两人的恶行人尽皆知，有的人不敢明说，但仍有不少人公开议论，甚至毛泽东亲自对他的支持也不足以使人们俯首听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红成”派人赴京告状。因为“红成”是四川的两大造反派之一，人数约数百万，所以周恩来答应接见他们。
我母亲跟在“红成”队伍后面通过检票口进入车站，只见开往北京的特别快车喷着白烟，停在站台。我母亲正想随学生登上车厢，却被一个男学生挡住了。那人大声问：“你是谁？你不是和我们一起的吧？快下去！”我母亲那时三十五岁，看上去当然不像学生。
她紧抓住车门把手不放，喊了起来：“我也要去北京，去告刘、张二挺的状，我以前就认识他们，让我上车！”男学生看着她，一脸不相信，这时，从他背后传来一男一女的声音：“让她上来，听听她说些什么。”
我母亲挤进了满满的车厢，坐在那一男一女之间。他们自我介绍说是“红成”的参谋人员，男的姓翁，女的姓颜，两人都是成都大学的学生。
从他们的言谈里，我母亲看得出学生们对刘、张知之甚少。于是她讲了一些文化大革命前宜宾的冤案，也提到一九五三年挺夫人勾引我父亲的事。她告诉他们，最近“二挺”来我家拉我父亲和他俩合作，他严词拒绝了。母亲还说，“二挺”现在把我父亲逮捕了，原因是他写信给毛泽东，反对任命他俩担任四川省新领导。
翁和颜答应让她和他们一起去见周恩来。我母亲整晚都在盘算该对周恩来说些什么、怎么说。
到了北京站，一位总理办公室的人已在等待他们。代表团被送到一家政府招待所住，周恩来第二天晚上要接见他们。第二天白天，当学生们外出时，我母亲呆在房间里写信给周恩来。她可能没有机会说话，而且不管怎么说都需要有书面资料。晚上九点，她和学生们一起到了位于天安门广场西边的人民大会堂，这次接见是在四川厅，我父亲曾于一九五九年负责该厅的装饰。学生们圈成一个弧形坐下，面对着周恩来。椅子不够，有些人就坐在铺着地毯的地板上，我母亲坐在后排。
母亲很清楚她的话必须简明扼要有份量。接见过程中，她脑子里一直在转着自己的话，以至没有留意学生们都说了些什么。她只注意到总理的反应：间或点点头，表示听明白了，他从不表示支持或不支持，只是听，偶尔说些普通的话，如：“按毛主席指示办”或“要大联合”。他的一位助手在一旁做笔记。冷不防地。她听见总理像是要结束会议了：“还有没有别的事？”我母亲立即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说：“总理，我有话要说。”
周恩来抬头望着我母亲，她显然不是一名学生。他问道：“你是谁？”我母亲通报了自己的名字和职务，紧接着报了我父亲的名字和职务说：“我丈夫现在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抓起来了，我到这里来是为他伸冤的。”
从周恩来的眼神里可以看得出他很留心这件事，因为我父亲是个高级干部。他说：“学生现在可以走了，你留下来谈。”
我母亲非常希望能和周恩来单独详谈，但她觉得不能让学生走。她说：“总理，我希望留下学生在场作见证。”她边说边把写好的信请前面的学生传递给周。
总理点点头说：“好吧！你说。”
我母亲迅速清晰地说我父亲是因写给毛主席一封信而被逮捕，信中提到不同意任命“二挺”作四川省的新领导，因为这两人滥用职权，这是他在宜宾亲身体会的。除此之外，我母亲还含混地说信中包含了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意见。
她无数次仔细推敲过怎么说这番话，对周恩来她得实说。但是她害怕在场的造反派学生，所以不敢一五一十地重复父亲的信。她得尽可能地轻描淡写：“我丈夫有一些十分严重的错误观点，但是他并没有在群众中散布这些观点，他是按照党章向毛主席陈述。按党章规定，这是共产党员的合法权利，不应该据此作为逮捕他的理由，请总理维护党章。”
从周恩来的眼睛里，我母亲看出他已经完全明白了我父亲信里的实际内容，也明白我母亲不能讲出来的苦衷。他低头看了看我母亲写的信，然后转身对坐在身后的一位助手耳语了几句。这时，整个大厅鸦雀无声，所有人的眼睛都看着周恩来。
助手递给周恩来一些纸，上面有国务院的抬头。他开始以稍微费劲的方式写起来——他的右手在延安时期从马背上跌落下来时摔断过。写完后，他把字条递给助手，由这人向大家宣读。
字条说：“第一，张守愚身为一名共产党员，有权给党中央写信，不管信的内容有什么错误，都不能作为定反革命的根据；第二，张守愚身为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必须接受群众的审查和批判；三，张守愚的所有问题都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处理。最后署名：“周恩来”。
我母亲大大松了口气，不知说什么好。这条子上没有照一般情况写明给谁，也就是没有写明要给四川省新领导。因此，我母亲不必把纸条交给他们或其他任何人。周恩来的意思很明白，他要她保留这张条子，把它拿给任何有帮助的人看。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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