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16日讯】【导读】《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华裔女作家张戎的处女作。该作品讲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亲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时间跨度从清末民初至上世纪九十年代。该作品的原版是用英文写成，于一九九一年在英国出版。此书是英国出版史上非小说类最畅销的书籍，被读者评选为二十世纪最佳书籍之一。此书还荣获：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该书自出版以来已经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
十九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父母受折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一九六七）
(接上期)
同时，省委宣传部的造反派对父亲的攻击也渐为猛烈了。宣传部是省级机关最重要的部门之一，野心勃勃的人多。以前共产党的驯服工具现在变成了激进的造反派，附属于“八•二六”，由姚女士领导。一天，他们和一些年轻的红卫兵闯入我家，直奔我父亲的书房。他们指著书架大骂我父亲“顽固不化”，竟然还收藏着这么多的“反动书籍”。早些时候，当十几岁的红卫兵掀起烧书狂潮时，许多人出于害怕，都把自己的藏书付之一炬，但我父亲没有这样做。在这个节骨眼儿，他为了保住藏书，就指指成套的马列主义精装书，但姚女士吼道：“不要想愚弄我们红卫兵，看你藏了多少‘毒草’！”她抓起几本中国古典线装书挥舞着。
“什么‘我们红卫兵’？”我父亲反唇相讥，“你够当红卫兵的妈了——你也该懂点道理。”
姚女士跳上前狠狠抽了我父亲一记耳光，人群跟着咆哮，当然也有几个人闪在一边想忍住笑。随后他们从书架上扒下书来，胡乱塞进预先准备好的大麻袋里。拖着装满书的麻袋下楼时，他们对我父亲说，这些书将在第二天的批斗会后烧掉。他们“勒令”他观看整个烧书过程，以“接受教育”。同时他们要他必须自行烧掉没拿走的书。
我下午回到家时，看见父亲站在厨房的一个大水泥槽前，槽里燃烧着熊熊的火，他正把藏书一本本扔进火里。我有生以来第—次看见他落泪，他的哭声好像不能痛痛快快地放出来，不时，在狂烈的抽泣声中，他用力跺脚，以头撞墙。
又惊又怕的我好一阵子不敢说一句话来安慰他，最后我伸出胳膊从后面搂住他，但仍不知该说什么才好，他也一言不发。我父亲把他所有的积蓄都花在买书上，书等于是他的命。水泥槽里的火慢慢熄灭了，我看得出他的脑子也发生了变化。
父亲无数次在批斗会上挨斗。姚女士和她的造反派每次都从其他地方请来战友以壮声势。批斗会的开场白总是千篇一律地呼口号：“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常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这时，每个人都举起小红书边喊边从胸前向空中画弧形。我父亲拒绝这样做，他说“万寿无疆”是对封建帝王喊的，不适合毛主席——一位共产党员。
结果招来的是歇斯底里的狂叫和一顿毒打。在一次大会上，造反派命令所有挨斗的人跪在一幅毛泽东大画像前磕头。别的人都服从了，我父亲却拒绝了。他说下跪和磕头是封建礼节，共产党不搞这一套。台下一阵大喊大叫，台上的造反派则狠狠地踢他的腿，狠命往下扯他的头发，要他下跪。他竭力挣扎，一边喊：“老子就是不下跪，就是不磕头！”造反派更被激怒了，要他“低头认罪”。父亲回答说：“我不低头，也没有犯罪！”
几个壮汉强压下他的头，但一松手，他便昂起头来，挑战似地盯着台下。造反派又一拥而上，拽他的脖子。我父亲于是和他们扭到一起，台下闹成一团，骂他“反对文化大革命”。我父亲愤怒地说：“这算什么文化大革命！哪有半点‘文化’在里面？简直是‘武化大革命’！”
打他的人喊道：“你好大胆，竟敢反对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发动的！”父亲提高了嗓门：“我就是要反对，毛主席发动的我也要反对！”
全场一下子鸦雀无声，“反对毛主席”是犯死罪的。就是没有反，别人说你反你也得死。造反派目瞪口呆，因为我父亲似乎毫不害怕。他们从惊愕中恢复过来时，又狠命地打他，要他认错。他又拒绝了。狂怒的造反派把他捆起来连拖带拉地送往公安局，要求逮捕他。可是，不收他。警察喜欢法律、秩序。同情领导干部，讨厌造反派。他们说逮捕像我父亲这样的高级干部需经上级批准，而当时没人发出这一道命令。
父亲不断挨打，但不肯悔改。在我周遭的人中，他是唯一敢在批斗会上和造反派硬顶而不肯低头的人。许多人（包括造反派成员）私下都说很佩服他。有时，陌生人在街上遇见我们，会压低声音说他们十分敬佩我父亲。一些男孩子告诉我弟弟，说希望有我父亲一样的硬骨头。
每次挨斗后，父母回家都受到姥姥的精心照料。她此时已把对女婿的怨气搁在一边，父亲对她也温和多了。她在他的伤口上贴药膏以减轻伤痛，还给他服云南白药治他的内伤。
我父母被“勒令”在家，随时等待被架去批斗。逃跑、躲藏都是不可能的，那时候中国就像一座大监狱，每个家庭、每条街道都被人民自己监视着，在这么一块大地上，没有地方可以藏身。我父母也不可能出门轻松轻松。“娱乐”这个概念已不复存在：书、画、乐器、体育、扑克牌、棋类、茶馆、酒馆统统都被扫荡。公园荒芜了，里面的花、草一塌糊涂，笼鸟、金鱼也都死光。舞台、戏院、电影院只准上演江青参加制作的八个“革命样板戏”。有的地方，连“样板戏”也不敢演，一位导演被关进监狱就是因为江青说他把戏里面英雄人物受拷打后的妆化得太凄惨了，“夸大了革命斗争的残酷性”。我父母更不敢想上街散步了，街头时有游街示众的场面，到处是杀气腾腾的大字报、大标语，街上的人像行尸走肉，个个表情不是生硬就是恐惧。另外，我父母是走资派，被认出来会有被羞辱、谩骂甚至殴打的危险。
当时恐怖到什么地步呢？没有人敢烧掉或扔掉报纸，因为张张报纸的头版都有毛的画像，版面内容都有“毛语录”，都得妥善保存起来。如果有人发现你烧毁或撕掉的话，就大难临头了，保存这么多的报纸也是个大问题：伟大领袖的面孔可能被老鼠咬，也可以腐烂。两者都会被说成是有意侮辱毛泽东，都是杀头之罪。成都第一次大规模的派系战斗就是因这种事触发的，一次开大会时，有些红卫兵不小心用有毛泽东像的画报垫在屁股下坐，另一派就指责他们亵渎伟大领袖。我母亲的一个朋友在写大标语时，把“衷心热爱毛主常”的“衷”字写得有点像“哀”字，结果受到残酷的折磨而自杀。
一九六七年二月的一天，在恐怖气氛最浓时，我父母曾做过一次长谈。当时母亲坐在床边，父亲坐在一张藤椅上，两人面对面。他告诉母亲，他现在总算明白了“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不是真的要搞“大民主”，让一般群众说话，也不是打倒干部的骄气，取消他们的特权，“文革”是用非常手段来扩增毛泽东个人的权力体系。
我父亲说这番话时说得很慢，字字斟酌。我母亲问：“毛主席不是很宽宏大量吗？他都能容纳得下溥仪，为何要把那些与他一起出生人死，打下江山的战友置之死地呢？”
父亲很激动，但却平静地说：“溥仪吗？他是个罪人，早已被老百姓唾弃了，留下他，他能复辟吗？但是……”他停住了，意味深长地看着母亲。母亲理解他的意思：毛泽东不可能忍受任何潜在的挑战。不过她仍不解地问：“为什么让我们这些下面的人受大罪呢？为何要害这么多无辜的人呢？又为何要造成这么大的混乱呢？”父亲说：“可能毛主席觉得他不把整个世界翻个底朝天就达不到目的。他办事从来就喜欢彻底，而且他不是说过吗？搞革命就是要有牺牲，就是要付出代价。”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又说：“这不能叫革命，跟马克思主义一点儿边也沾不上。（此处删去一句）。让国家和人民遭受这么大的灾难，肯定是错的！”
母亲一阵揪心，感觉到大难临头了，她的丈夫既然这么说，一定会有所行动。果然，他说：“我要写信给毛主席。”
母亲头一下垂到手里，叫出声来：“有什么用呢？毛主席能听你的话？你这不是明明白白以卵击石，自破灭亡吗？你这次别指望我去北京帮你送信了！”
父亲弯下身来吻吻她，说：“我没有要你去送信，我用邮寄。”他双手捧起她的头，望着她的眼睛，无可奈何地说：“除此之外，我有什么办法？还有哪条路好走呢？我一定要说话，我想总会有点用，至少我问心无愧。”
“你的心就这么重要？”母来说：“比孩子还重要？你要他们当‘黑五类’、‘狗崽子’吗？”
一段沉默后，父亲才犹犹豫豫地说：“那么你就和我离婚吧！带大孩子。”他不再往下说了，这使我母亲揣测到，他可能还没有打定主意写信，他很清楚后果实在太严重了。
一天又一天过去了。二月下旬，一架飞机飞掠成都上空，成千上万的传单从灰暗的空中闪落下来。这是一封中央军事委员会签署的信，信上日期是二月十七日。这封信要造反派停止暴力行动，虽然没明说反对文化大革命，但制止文革的努力显而易见。我母亲的一位同事带给她一张传单，我父母心里顿时燃起了希望，看来中国德高望重的老元帅出面干预了”，成都街上出现了若干支持老帅们的游行。
这些传单是北京怀仁堂内激烈交锋的结果。一月下旬，毛泽东第一次号召军队支持造反派。绝大多数共产党军队的高级将领，除了国防部长林彪以外，都怒不可遏。在二月十四日和十六日，他们和政治局内、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开了两次长会。毛泽东没有参加，林彪也没有参加，会议由周恩来主持。这些军队的统帅、长征的英雄、革命的元勋们和还没被清洗掉的政治局成员联合起来反对中央文革小组。他们谴责文化大革命残害了大批无辜，使国家陷入混乱。一位叫谭震林的副总理愤怒地说：“我一辈子都跟毛主席，现在我不跟了！”会议后，老帅们开始采取步骤停止暴力。由于当时四川的情况特别严重，他们专为这个省签发了二月十七日信件，用飞机在成都上空散发。
周恩来没有明确站在多数派一边，他仍然忠于毛。毛泽东马上展开反击，个人崇舞赋予他魔法般的权力，在那万众顶礼膜拜的年代，他一示意，造反派就群起攻之。政治局委员和老帅们被粗暴地揪斗批判，他们的家被抄砸，军队没有起来支持他们。
这是中国最高层仅有的一次反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尝试，毛称它为“二月逆流”，在全国各地掀起对走资派更残酷的斗争。二月的政治局会议对毛泽东来说是个转折点，他看到他是何等的孤立，几乎人人都反对他。他于是下决心抛弃整个共产党，让它名存实亡，政治局实际上被中央文革小组取代。林彪着手清洗军队中忠于老帅的将领，中央军委被他个人的办公室“林办”所顶替，由他夫人叶群主持。（此处删去两行）。毛泽东选派他信得过的人到各省去组织“革命委员会”，这是他个人权力的新工具，取代了过去的共产党体系，把以前的人马换掉，一直换到最基层。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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