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14日讯】【导读】《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华裔女作家张戎的处女作。该作品讲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亲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时间跨度从清末民初至上世纪九十年代。该作品的原版是用英文写成，于一九九一年在英国出版。此书是英国出版史上非小说类最畅销的书籍，被读者评选为二十世纪最佳书籍之一。此书还荣获：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该书自出版以来已经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
十八 “特大喜讯”
进京朝圣（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月）
(接上期)
文化大革命也产生了许许多多咄咄逼人的道学先生，大多数是年轻姑娘。我的一位同班女孩曾收到一封情书，写自一个十六岁的男孩子。她大笔一挥，回信指责那个落入情网者是“革命的叛徒”，“当阶级敌人仍猖獗一时，资本主义世界的人民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时，你却尽在想些不知羞耻的事！”当时这种风气流行一时。毛泽东号召“不爱红装爱武装”，女性温柔成了指责对象，不少姑娘说话行事都努力像个粗野的男人，谁不这么做谁就被看不起。当然，那些日子也没有表现女性特征的机会，我们只准穿没有体型的蓝色、灰色或军绿的衣裤。 。
在戏剧学院里，空军军官们天天指挥我们围着篮球场一圈又一圈地操练。操场旁边是食堂，一列上队，我的双眼就不断朝那个方向瞟，即使是刚吃了早饭也如此，我每天脑子里想的都是吃饭，不知是由于肚里缺少油水，还是太冷，或是操练太枯躁，我不断想着各种四川菜：香酥鸭、糖醋鱼、醉鸡，还有数不尽的小吃。
我们这六个姑娘没有一人有花钱的习惯，再加上觉得买东西好像跟资产阶级有某种关联，所以我尽管一个劲儿想吃东西，也只买过一串冰糖葫芦。买之前，还经过一段长时间痛苦的煎熬，和别的姑娘反复讨论。后来我回家时，一口气就吞食了一盒走了味的饼干，一边把姥姥在我出发前给我的零花钱几乎原封不动地退还她。姥姥一把将我搂在怀里，不停地说：“真是个傻丫头！傻丫头！”
我是带着风湿病回家的。北京冷得水管里的水都结冰了，可我们得在露天操场上顶着刺骨寒风训练，又没有大衣穿，一天下来没有热水暖暖脚。我们刚到时，每人分到一床毯子。几天后，更多的姑娘到了，毯子就不够用了。我们六人一起商量，分给新来者三条，我们合用三条。大家长久以来受的教育是要义不容辞帮助同志。军官们曾告诉我们，毛毯是战备物资，是毛主席下令拿出来给他的红卫兵用的，那时我们都不禁感谢毛主席，现在，毯子没有了，我们应该更加感谢毛主席，他倾其所有地都给了我们。
毛毯太小，不足以盖住两人，除非紧紧挤在一起，可我无法静卧在一处。自从目睹学校那桩自杀事件后，我便爱做恶梦。父亲被带走，母亲去了北京之后，恶梦更加频繁。我老是睡得不安稳，翻来翻去的，不时翻出毯子外，房间暖气供应有气无力，一旦要睡着了冰冷的凉气就袭来。离开北京时，我的膝关节红肿得几乎没法蹲下。
更要命的是，有些农村来的孩子带来了跳蚤和虱子。一天，我走进房间，看见一位朋友在哭，原来她在内衣的腋窝处发现了一串细小、白色发亮的虱子卵。我怕极了！因为虱子会引起无法忍受的奇痒，而且使我自己觉得自己很脏。从此以后，我无时不感到身上有地方在发痒，一天有好几次仔细检查内衣。所有的折磨使我天天祈盼毛主席快点检阅我们，这样我就能回家了。
十一月二十四日下午，我们照常在男孩子的房间里学习毛语录，（军官和男孩子们出于男女界限不进姑娘的房间）。我们和蔼的连长迈着不寻常的轻快步伐走进来，提出打拍子指挥大家唱当时最流行的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他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举动，令我们十分惊喜。他挥舞着手臂打拍子时，两眼闪闪发光，脸上喜气洋洋。当他示意大家安静，说要宣布一项好消息时，我们马上就猜到了。
“明天我们要见毛主席了！”他话音未落，我们便欢呼起来。一阵无词的大叫后，我们的兴奋变成了一阵阵的口号：“毛主席万岁！”“跟着毛主席，永远闹革命！”
连长告诉我们，从现在起任何人都不得离开校园，大家得互相监督。“互相监督”在当时是很正常的事，更何况现在是要保护毛主席的安全，我们当然乐意从命。饭后，连长找到我们六位姑娘，压低嗓门，一本正经地说：“你们愿不愿意为保卫毛主席的安全出力？”
“当然愿意！”我们齐声回答。他作了个“嘘”声手势，要我们保持安静，又低声问：“明天早上出发前，你们提议大家互相检查以确保没有人携带违反规定的物品，好不好？你们知道，年轻人容易疏忽……”他早先已宣布过规定——不准携带任何金属物品进入会场，甚至不准带钥匙。
当晚，我们无法入睡，整夜大家都在兴奋地交谈。早上四点钟，我们起了床，排列整齐，步行一个半钟头到天安门广场去。队伍开拔前，连长使了个眼色，小胖子就站出队列，提议互相搜身。我看得出一些人觉得她在浪费大家的时间，但连长笑眯眯地赞许，让我们先搜他。一个男孩走出队列来执行，在连长口袋里发现一大串钥匙。我们的连长做出一付恍然醒悟、懊恼自己不够细心的样子，对小胖子眨眨眼，笑了笑。接者，大家互相搜身。整个成功的表演反映了毛泽东统治下的一种做事方式：即便是命令，也做得要像是老百姓自发的。
清晨时，北京大街在沸腾，红卫兵从四面八方列队向天安门广场进发，震耳欲聋的口号声就像大海的浪涛声。每喊一句口号，小红书就举上头，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形成道道红光。天亮时，我们到达广场，在天安门东头、宽阔的长安街北面，沿着慢车道和街沿整齐排列成行。我站在第七排，后面还有许多排。列队完毕，大家原地盘腿坐在冰凉坚硬的水泥地上。我的关节红肿，很痛，坐了一阵，屁股就麻木了。又冷、又困，又无法打盹，就更累了。军官们不停地打拍子，指挥大家唱歌，。要不同的红卫兵连队互相挑战，让大家保持高昂的情绪。
接近正午时，只听得一片片狂热的“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自东面似暴风呼啸而来。我此时已因筋疲力尽而反应迟钝，好一会儿，才意识到毛泽东站在敞篷车上向我们这个方向开过来了。突然，雷鸣般的欢呼声在我四周爆发：“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坐在我前面的红卫兵们一下子都跳了起来，不断发狂地跳跃，拚命舞动小红书。“坐下！坐下！”我大叫，但徒劳无益。我们连长反复交待过，整个检阅过程都必须坐着，但现在极少有人遵守这条纪律了，大家争着站起来看毛主席。
因为盘腿坐在地上的时间太长，我的下肢麻木了。有好几秒钟，我看到的只是一片上下起伏的后脑勺。当我终于趔趔趄趄地站起来时，只看见汽车长蛇阵的最后几辆，其中一辆上站着刘少奇——国家主席，他的脸正好朝着我这个方向。
那时，大字报已经在指名点姓地说他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反对毛主席。虽然他还没有被正式打倒，但人人都清楚：他倒台的日子已不远了。在历次检阅红卫兵的新闻报道中，看得出他的地位无足轻重。这次检阅，他没有以中国的第二号人物身份站在毛泽东身边，而是被安排在后面，几乎是最后一辆车上。
刘少奇看上去心事重重，情绪低沉，此刻，我对他没有任何感情。虽然他是国家主席，但他对我这代人来说没有什么意义，我们是在崇拜毛泽东的环境中长大的。如果刘要反对毛，他当然该被打倒。
目睹青年们正狂热地表达对毛泽东的忠诚，刘少奇一定感觉到他的处境是何等没有希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他本人长期倡导对毛泽东的神化崇拜，在一个很少有宗教意识的国家里引发了青年人对毛泽东的宗教狂。（此处删去三行）当然，不管是刘少奇还是别的人也许都无可奈何，无法阻挡崇拜毛泽东的澎湃潮流，毛就有那样的威力。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午，我脑子里并没有想到这么多，我全心全意想的是看毛泽东。我把目光飞快地从刘少奇身上移开，扫向车队前列。我看见了毛泽东宽大结实的背影，右手正稳稳地挥动着。一眨眼间，他就从我的视野中消失了。这就是我朝圣的全部？我么久的艰苦等候换来的就只是他的背影？太阳似乎失去了光辉。周围呢，红卫兵还在又跳又叫。我注意到身旁的一位姑娘正在刺破右手食指，挤出鲜血在一张整整齐齐折叠的手帕上写字。我知道她在写什么，千千万万红卫兵都做过这样的事，报上也不厌其烦地报道：“今天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看看她，我更绝望了，生命仿佛失去了意义，一个念头闪过脑海：也许我该自杀？
这个念头一闪而过了。现在回想起来，大概是我在下意识地衡量自己对多年梦想的破灭到底有多失望，特别是为了追求这个梦想，我受了很多苦，爆满的火车、红肿的关节、饥饿寒冷、虱子奇痒、臭水四溢的厕所、终日箭疲力竭。所有这一切换来的只是一眼背影而已。
朝圣就这样完结了，几天后，我们动身回家。我算受够了，一心只想温暖、舒适，洗个热水澡。但是，“家”笼罩在阴影中。我记得临行前那段不安的日子。不管旅行有多么不舒服，但它不使人担惊受怕。我与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共同生活了一个多月，从未眼见任何暴力，也不感到恐怖。大家虽然如醉如旖般狂热，但井然有序，和平无事，彼此都十分友善。
离京前，我接到母亲的来信，上面说，父亲已经康复，全家都很好。不过她最后加了句话，说她和父亲都成了“走资派”，得接受批判。我的心为之一沉，当时我已明白：“走资派”——共产党干部——是文化大革命真正的靶子。我就要看到这会带给我家和我本人什么命运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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