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10日讯】【导读】《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华裔女作家张戎的处女作。该作品讲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亲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时间跨度从清末民初至上世纪九十年代。该作品的原版是用英文写成，于一九九一年在英国出版。此书是英国出版史上非小说类最畅销的书籍，被读者评选为二十世纪最佳书籍之一。此书还荣获：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该书自出版以来已经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
(接上期)
十八 “特大喜讯”
进京朝圣（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月）
我找了个借口请假，第二天上午从学校回到家。家里空无一人：父亲仍被隔离，母亲、姥姥、小方在北京，另外两个弟弟和姐姐都呆在各自的学校里。
京明和我在同一所中学，他刚读一年级，进校不久就遇上文化大革命。他的志向是成为一名科学家，但文革谴责科学家是“资产阶级”，又来势凶猛，把社会翻了个底朝天。看来他科学家是当不成了，失望之余，他从一开始就对文革深怀不满。文革前，他和班上几位要好的同学就互称“铁哥们儿”，像大多数青少年一样，他们渴望一种冒险生活，到神秘的高山、原始森林去探险。京明算是“大哥”，他个子大，学业成绩好，常利用自己的化学知识在班上表演魔术，对没兴趣或早已自学过了的课程公然旷课。京明为人正直，讲公道，这些都使他的伙伴们对他颇为钦佩。
当学校的红卫兵组织于八月十六日成立时，京明和他的铁哥们儿被并了进去。他们的工作是油印传单，拿到街上去散发。传单是由高年级红卫兵写的，内容不外是：“成都第四中学红卫兵司令部第一军第一师成立宣言”（所有红卫兵组织都有类似的大招牌）、“严正声明”（某同学宣布改名为黄卫东姓黄的要保卫毛泽东）、“特大喜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在北京接见红卫兵时说：“经科学检查，毛主席身体十分、十分健康，至少能活到一百六十岁。”）以及“最新最高指示”（由中央文革泄漏出来的毛泽东的一两句话）。
京明很快就厌倦了这种生活。他开始逃避这些活动，把注意力转向一位同龄的女同学。她在他心目中算得上是十足的窈窕淑女——美丽、温柔、未语面先红，脸上却又略带高傲的神气，像个冰美人。不过京明是在单相思，仅止于崇拜她，从没有想过找机会和她接近。
一天，京明所在的红卫兵支队被召集到一家宅院抄家。高年级红卫兵说这家主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红卫兵们开始到各房间翻箱倒柜时，这一家子全被集中到一间房里看管。京明被指派为看守，他暗自欣喜，因为另一名看守是他的意中人。
“犯人”有三名：一位上了年纪的男子、他的儿子和媳妇。这次抄家显然早在他们预料之中。他们平静地坐在板凳上，脸上露出听天由命的神情，淡漠地盯着京明，像是在看一片空白。京明在他们这种注目下变得局促不安，而意中人在场更使他觉得很别扭。她看上去很不耐烦，不时地转头朝门外望。一会儿，几个男孩子抬着五大箱瓷器走出院子。，她嘴里咕咕噜噜对京明说了些话，大约是说她要去看一看，随之就消失了。一个人面对“犯人”，京明觉得越来越不舒服。
当那位儿媳妇站起身来，说她想到隔壁房间去奶孩子时，马上同意了。那女人离开后不久，京明的意中人冲进房间，问京明“犯人”为何不见了。当京明回答说是他允许时，她一下子狂怒地冲着京明破口大骂，骂他“对阶级敌人发慈悲”、“丧失阶级立场”，一面从纤细的腰上解下军用宽皮带，卷成各圈，一只手握着，晃动着指点京明的鼻子——红卫兵标准的姿势。京明惊呆了，平素如此娴雅端庄的姑娘一下子竟变成了凶神泼妇，他心目中美好的女神粉碎了，初恋就这样破灭了。
当他从失落的木呆情绪中醒转过来，想回嘴时，女孩子已跑出房间，稍后和一位高年级红卫兵队长一起回来。他也用皮带指着京明大骂，不过他很快就住口了，因为意识到在“阶级敌人”面前争吵太不合适，红卫兵家丑不可外扬，于是下令京明回校，“听候处置”。
那天晚上，京明所属红卫兵支队开会，没有要他参加，铁哥们回宿舍时都回避了他的眼神，不和他说话。这种反常情况持续了好几天，他们才告诉京明发生的事。那天会上，那位女孩激烈地指责京明心慈手软，坚持给他一个严厉处分，开除出红卫兵，关押起来。但铁哥们决心保护“大哥”，拒绝表态，并替京明说好话。他们说这个女孩对“革命同志”态度粗暴，她曾如此对待其他同学，引起公愤。
京明仍被处分了：和“黑五类”、“麻灰类”一起去拔草。毛泽东不喜欢草，所以中国人就得不断拔草。草难根治，总会重新长出来，这就提供了一种不断惩罚“阶级敌人”的方式。京明只拔了几天草，他的铁哥们实在不忍心看着他受罪。但他已被定为同情分子，不再被派去做“抄家”这样的大事了。京明求之不得，不久便和铁哥们乘火车外出“云游天下”——玩去了。京明和大多数红卫兵不同，竟没想过要进京朝圣——去见毛泽东。他在一九六六年底才回成都。
我的姐姐小鸿那年十五岁。她是她们学校首批红卫兵之一，首批加入者有几百人之多，因为这所学校有许多干部子弟。她害怕暴力的作为，很快变得恍恍惚惚不知所措，于是在九月初跑回家，想从父母处得到帮助。但家里空空如也，只有焦虑不安的姥姥在，这使她更加紧张，又回去学校，自愿去看管图书馆。那里和我们学校图书馆一样，先被洗劫，然后封存。她在一片狼藉的书堆中翻阅，贪婪地啃读所有能拣到的“禁书”。正是书占据了她的思想和生活，使她免于精神崩溃。九月中旬，她和几位朋友去全国旅行，也是到一九六六年底才回成都。
我的另一位弟弟小黑那年十二岁。他就读的是我曾读过的实验小学。当红卫兵在中学风起云涌时，小黑和他的朋友也急于参加。对他们来说，加入红卫兵意味着天天可以住在学校里，不必回家受家长管束，还可以欺压、指挥成人。他们来到我的中学，要求加入红卫兵。一个红卫兵为了摆脱他们的纠缠，就随口说道：“你们可以自己组成红卫兵四九六九部队笫一军嘛！”他们马上拿鸡毛当令箭，成立了一支军队，有二十名小学生，小黑成了宣传部头领，其他孩子也全有官做，诸如“司令”、“政委”，没有一个兵。
小黑参加了两次打教师的行动。一位牺牲品是体育教师，被定罪为“坏分子”，因为一些小黑年级的女学生声称这位教师在体育课上摸她们的乳房和大腿。为了讨得姑娘的欢心，男孩子揍了这个教师一顿。另一位挨打的是班主任，因为她常去学生家里拜访，把学生在学校里的淘气恶行报告给家长，所以学生们都很恨她。由于学校严格禁止体罚。老师有时不得不请家长管孩子，有的家长就痛打儿子一顿。
小黑的“部队”也搞过一次抄家。有人告诉他们，说有一户居民以前是国民党。孩子们完全不清楚抄家该做什么，只模糊地觉得，应该去找日记一类的东西，上面记着“盼望蒋介石回来”及“仇恨共产党”的内容。这家人共有五个儿子，个个生得虎背熊腰。他们一字排开，双手叉腰，一言不发地站在门口，瞪眼盯着小黑的“部队”。小鬼们此刻全傻了眼，圈聚在门外裹足不前。终于有一个孩子鼓足勇气，蹑手蹑脚想进去。一个儿子走出阵来。用一只手提起他的后衣领，一把抛回“部队”里。从此，再也没人提起要采取类似的“革命行动”了。
到了十月第二个星期，小黑仍呆在他的学校，京明、姐姐在外旅行，母亲和姥姥还在北京，我独自一人在家。一天，父亲突然不声不响地出现在门口。
父亲这次回家显得怕人地平静，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他不搭理我，既没说他一直在哪里，也没说发生了什么事，只深陷在冥想中。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整夜不眠地踱来踱去。夜深了，我听着他的脚步声，感到非常担忧、害怕，睡不着觉。两天后，当我看见母亲、姥姥和小方从北京回来时，终于大松了一口气。
母亲马上去父亲的宣传部，把陶铸的信交给一位副部长。父亲很快被送进疗养院，母亲获准去陪伴他。疗养院位于幽静、秀丽的乡下，两边都是绿色的小溪。父亲有一间套房，会客窒里摆着一排空荡荡的书架，卧室里有一张大双人床，▲洗间嵌着发亮的白瓷砖。阳台外面有几棵桂花树，正散发着醉人的香气。秋风吹来，一点点桂花瓣轻轻飘落在无草的泥地上。
我去探望他们时，父亲看上去很平静。母亲告诉我，他们每天到门外小溪去钓鱼。我觉得他们都平安无事了，于是告诉他们我想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和所有人一样，这是我一直最渴望做的事。可是我到现在还没去，原因是我感到父母需要我，我应该在他们身边。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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