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8日讯】今次的南周事件，尤其是由此荡起的社会波澜，是偶然中的必然。
无论如何，此事巧极了。在既有希望，又微妙不明的时刻，它不仅考验广东，也考验中国；不仅考虑庙堂，也考验着广大的民间江湖。
与它相连的，绝不止是一群新闻从业者与“管理者”的意气之争，也不止是媒体的自我主导与被主导之间的分歧，毫不夸张地说，相当程度上它攸关一个21 世纪社会关于有限自由的攻防。这一看似偶然而起的事件，也成为这个特定转型社会当下何去何从的方向标。
正因为如此，这个事件及其近期内演进的结果，恰好是杠杆下的难得支点，支点之上，便是这个负累沉重、呆滞的社会。能向前撬动那怕一点点，希望就或多或少有所依凭，根本撬不动甚至倒压过来，那无话可说。
大半个世纪以来，还没有一群人面对一小撮所代表的巨大存在，在抗争上能表现得如此旗帜鲜明，虽然是忍无可忍的结果，体现的则是这个社会的难得进步。事情已到了这个地步了，茅于轼、贺卫方、梁文道等先生及台港的一些文化人，也已发出了他们的署名建议。但还远远不够，迷离分散的一些自由诉求与社会良知，是否能持续地汇聚并作用在这个支点上，可说是检测民心民气能否化为变革推力的试金石。若结果是“能”，变革才真正有希望。
新闻业是社会文化的最前沿，尤其是南周这样的媒体，它争到了三分自由，我们才有一分自由的希望。
在正常社会作为“第四势力”的媒体，其生命来自自由，其责任在捍卫并壮大自由。没有言论及与此相关的其他政治文化自由的滋养，其他的自由，包括经济自由、个人生活方式的自由等等，大多不能逃离被异化的命运，只能是伪自由和消极自由，尤其在中国更是如此。广泛的官商勾结、市场欺诈与民间情色泛滥，均与此有莫大关系。
平心而论，相比于30 年以前，这个社会还是有些许的进步，但自由是挤出来的，是巨石下的野草，它不仅孱弱，而且至今仍作为异端或半异端存在。这是一种耻辱。
自由既是民主的孪生姐妹，又是民主与民权发育的胎盘，在这个特定的时候，假如无动于衷，那么人们关于民主、权利的种种说辞，几乎都成了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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