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4日讯】【导读】《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华裔女作家张戎的处女作。该作品讲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亲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时间跨度从清末民初至上世纪九十年代。该作品的原版是用英文写成，于一九九一年在英国出版。此书是英国出版史上非小说类最畅销的书籍，被读者评选为二十世纪最佳书籍之一。此书还荣获：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该书自出版以来已经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
(接上期)
十六 “天不怕 地不怕”
毛的红卫兵（一九六六年六月-八月）
在毛泽东引导下，年轻一代总想着哪一天会与阶级敌人战斗，而新闻界对“文化大革命”闪烁其辞的号召，使人们觉得大战即将来临。一些对政治很敏感的学生嗅到他们的偶像毛泽东和这场运动有直接关系，而所受的思想灌输使他们毫不犹豫地跟着毛走。六月初，一些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举行了几次集会，对形势进行分析，决定称自己为“毛主席的红卫兵”。他们还引用了一条经常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毛语录“造反有理”，作为他们的座右铭。
早期的红卫兵多是高干子弟，只有他们才有胆量搞这类活动。此外，他们是在政治环境中长大的，比其他人更热衷政治活动。江青注意到他们，她在七月接见了他们。八月一日，毛作了一个颇不寻常的举动：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了一封公开信，对他们的“造反有理”。表示“最热烈的支持”。在这封信中，毛还微妙地把他早先的说法修饰成“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对这些十几岁幼稚狂热的中学生来说，这封信简直就像上帝发来的圣旨。很快，红卫兵组织在北京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并迅速扩及全围。
毛泽东要用红卫兵作他的冲锋队，他感觉到人们对他攻击走资派的号召反应冷淡。共产党拥有为数颇多的支持者，另一方面，人们对一九五七年的教训还记忆犹新。那时，也是毛泽东号召人民批评共产党干部，结果那些应邀提意见的人都成了右派，从此倒楣，好些人都怀疑这次又是故伎重施——“引蛇出洞”。
毛泽东如果想要动员老百姓，（此处删去三行）对他来说，那些十几岁到二十几岁的少男少女是太理想了。这些人是在对他的狂热个人崇拜及阶级斗争的气氛下成长的，又具有年轻人的特质——爱造反、大胆、勇于为“正义事业”献身，渴望冒险和行动。（此处删去一句）只有用这支大军，（此处删去一句）才可以造成一场足以动摇甚至摧毁共产党基础的大混乱。有一条口号可扼要说明红卫兵的使命：“谁反对文化大革命，谁反对毛主帮，我们就和谁血战到底！”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所有的政策和命令都是通过党组织逐级下达的。毛泽东现在撇开这条渠道不用，直接转向千万年轻人。一方面，他通过新闻媒体，发出一些堂皇的号召。这些年轻人就像六十年代许多西方人一样，被“造反”、“教育革命”、“砸碎旧世界创造新世界”、“造就一代新人”这些动听的言词所吸引。另一方面，他又通过中央文革，特别是他的夫人江青直接到学生中去发具体指示。毛泽东深知年轻人潜在的暴力性，他说：“现在停课又管饭吃，吃了饭要发热，要闹事，不叫闹事干什么？”
把年轻人导向控制下的暴力，牺牲品必不可少。学校里最明显的目标就是老师，其中一些早已成了工作组和学校当局的牺牲品，现在，青少年们又开始攻击他们。比起父母，老师是更理想的靶子，因为父母分散在家，造反没法集中，而且在中国文化里老师是比父母更重要的权威人物。几乎在每一所学校里，老师都被污辱、殴打，有的学校里学生私设公堂、“监狱” ，有的甚至把老师折磨致死。
（此处删去一句）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了一百多万年轻人。日后，他又如此接见过七次，共一千三百万人。在这首次大会上，林彪第一次以毛泽东代言人身份出现在毛身边、公众面前。他号召红卫兵冲出学校大门，杀进社会，“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四旧）。”
红卫兵们按照这个含糊不清的口号指示，冲上街头，抄家、砸古董、毁文物、撕古画、烧书。就这样，几乎所有的私人收藏品都毁于一旦。许多作家、艺术家受尽各种方式的凌辱、毒打，强迫他们目睹自己的作品化为灰烬，不少人含恨自杀。博物馆遭抄、砸，宫殿、庙宇、古墓、塑像、宝塔、城墙这些“旧”东西当然在劫难逃。只有少数地方躲过浩劫，如紫禁城，是周恩来派驻军队，并下特殊法令保护的结果。
毛泽东称赞红卫兵的行动“好得很！”，号召全国上下支持他们，并鼓动红卫兵扩大攻击的目标，增加恐怖。以往在共产党统治下享有特权的各行各业的顶尖人物都被冠上“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罪名。红卫兵的施暴对象还包括“老”阶级敌人，以前的地主、资本家、与国民党有关系的人，以及先前政治运动中的牺牲品，如“右派”等，他们的孩子也包括在内。
文革前大多数的“阶级敌人”没有被处死或送去劳改，而是放在群众中“监督”。警察只准对指定的人提供档察资料。现在政策改变了，新上任的公安部长谢富治下令把“阶级敌人”交给红卫兵处置，并把这些人的“罪行”告诉红卫兵，如“阴谋推翻共产党”，以激发青年人的怒火。
文革之前，私设公堂，严刑逼供是被禁止的。现在，谢命令公安人员：“不要受过去规定所约束，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公安机关的。”他还说：“我不赞成打死人，但有人（红卫兵）如果对阶级敌人恨之入骨，欲置之死地，我们也劝阻不住。”
酷刑拷打之风顿时盛行全国，特别是在抄家时。被抄家的人得跪在地上对红卫兵磕头，红卫兵则挥舞铜头皮带连打带踢。他们还多被剃成“阴阳头”，头发被剃光一半。财产不是被砸烂就是被抄走。
北京打人最厉害，这里有中央文革小组在旁煽风点火。城区的一些剧场和电影院被用作审讯室，受害人痛苦的哀嚎声使人们都避开这些地方绕道而行。
最初，红卫兵是由高干子弟组成的。不久，当其他阶层出身的人渐渐加入时，有些高干子弟就成立了他们自己的特殊组织。（此处删去一句）在毛泽东第二次大规模接见红卫兵的集会上，林彪佩戴他们的袖章，以示自己也算是他们其中的一员，江青还把十月一日国庆日在天安门金水桥前值勤的这种“神圣任务”派给他们。结果，一种荒谬“血统论”出现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在这种“谬论”的支配下，一些人横行霸道，甚至在学校办“劳改营”，折磨那些“出身不好”的孩子。
（此处删去四行）。从红卫兵的角度来看，那些热衷抄家、拷问的人也不全都忠于毛泽东，他们不过是抓住这个合法的撒野机会，尽情享受。
其实只有一小部分的红卫兵真正卷入残酷的暴力活动，大部分的人都尽量避免参与，他们可能避开是因为红卫兵是松散的组织，总的来说，没有人用枪逼着你干坏事。事实上，毛泽东本人从未下令叫红卫兵去杀人，他的指示暖昧不清，一个人无须卷入暴力或邪恶行动也可以感到忠于毛泽东，那些选择暴力的人不能把罪过全推在毛泽东身上。
但毛泽东鼓励暴力也是事实。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他第一次接见百万红卫兵时，曾问一名红卫兵叫什么名字？当她回答“宋彬彬”时，毛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宋回答：“是！”毛说：“要武嘛！”毛泽东很少在公开场合讲话，这三个字被大肆宣传，被红卫兵当作真理似地遵从。九月十五日，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时，他的代言人林彪站在他身边宣布：“红卫兵小将们！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那些走资派、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吸血鬼及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台下马上响起一片震耳欲聋的“毛主帘万岁！”狂呼声，天安门广场上黑压压的人群激动地流下热泪、誓言忠诚！毛泽东像慈父般地挥手致意，更引起狂喜。
毛泽东通过中央文革控制了北京的红卫兵。他又发出号召，要他们到各省去串联，鼓动外地以北京为榜样。我姥姥在锦州的弟弟玉林和他的妻子被殴打后，连同两个孩子一道下放到农村。共产党刚到锦州时，玉林因有一张国民党特务证而受到怀疑，但那时并无事。到现在，才遭了大殃。那时我家完全不知道这些事，人们避免通信，以免不知何时谁会牵连到谁，祸从天降。
四川人当时并不十分清楚北京的恐怖气氛，红卫共在四川较少暴行，部分原因是没有中央文革小组在煽动。另一方面，四川的警察对公安部长谢富治的命令装聋作哑，并不卖力把“阶级敌人”交给红卫兵。当然，四川的红卫兵和其他省一样，也模仿北京。这儿有着同样的混乱情形——控制下的混乱。红卫兵抄那些指定的牺牲者的家，却不去商店抢东西。大多数的机关、商业、邮电和运输仍运作如常。
我的学校在一些来自北京的红卫兵帮助下，于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六日成立了红卫兵。那段时间我一直呆在家里，装病逃避开会和可怕的口号，所以几天后，一通电话要我立即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我才知道有这么个组织成立了。一到学校。我马上看到许多同学都自豪地戴着印有“红卫兵”金字的红袖套。
在那些日子里，新生的红卫兵象征是“毛主席的孩子们”，具有不可言喻的光荣。我当然也要参加，所以立即向班上的红卫兵头头交了申请书。他姓耿，是个十五岁的男孩子，过去他总是找机会跟我呆在一块儿，在一起时又变得局促不安。
我当时心里纳闷：耿怎么一下子成了红卫兵？还神秘兮兮的。我看得出来，红卫兵大多数是高干子弟，学校红卫兵领袖就是四川省共产党主要领导的儿子。因为我父亲的级别比许多人的父亲都高，所以我理应是红卫兵的一员，但耿私下告诉我说，我“太软弱”、“太不积极”，得经过考验才能参加。
自一九六六年六月以来，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每个人必须整天泡在学校里，以示全心投入文化大革命。我呢，总想躲在家里。现在再这样做就危险了，我只得住进学校。当时男孩子都把宿舍让给女孩子，自己睡教室，非红卫廷成员也由红卫兵带着一块儿参加各种活动。
回校第二天，我就和另外几十名孩子上街去改换街道的名称，使它们更革命化。我住的省委大院所在的街叫“商业街”，我们来到街口，开始激烈争论应该改成什么新名字。有人提议“灯塔街”，以示省委灯塔般的作用。另一些人则说该叫“勤务员路”，因为毛主席说，共产党官员是人民的勤务员，最后却不了了之，因为有一个基本问题无法解决，路牌挂得太高，摘了半天也摘不下来。据我所知，以后谁也没有再去过问此事。
北京的红卫兵比我们狂热得多。我们不断听到他们成功的消息：英国代办处现在位于“反帝路”了，苏联使馆则位于“反修路”。成都街道也开始抛掉了像“五世同堂”（旧道德）、“杨柳青”（非革命的红色）、“玉龙”（封建权力象征）这样的名字，取而代之的是“破旧”、“东方红”和“革命”路。一家叫作“香风味”的著名餐馆横匾被砸个粉碎，新名字是：“火药味”。
交通混乱的情况持续了好多天。红卫兵对指挥交通的红绿灯提出抗议，说用红色代表“停止”是非常反动的，红色应该是前进呀！车辆也不应该靠右行驶，而应靠左。我们要交通警察靠边站，自己指挥交通。我被派到一个街口告诉骑自行车的人靠左骑。成都很少汽车和交通信号灯，但在几个大十字路口仍出现混乱情况。结果周恩来出面说服了北京红卫兵，旧的交通规则得以恢复。年轻人为此找到了一个借口，我们学校的一位红卫兵告诉我，英国的车辆是靠左行驶的，因此我们得靠右，以体现反帝精神，当然她没有提到美国。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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