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2月30日讯】（接上期）
这里的“情敌”味儿，呈现到意识的反思层面，表明步子已跨进爱情的门槛。爱情有自己独特的规律，是绝对不能与他人分享的，这叫做“排他性”。如果有一种感情，可以与他人分享，任你说它是什么“情”也好，反正绝对地不是爱情。当她俩互相推让的时候，爱情是处于真空的情况的：对于舒丽，从名分上是这样；对于甜甜，从实际上尚未开始。这里面，看似简单，实乃复杂。舒丽由于上当受骗，行动越出雷池一步，但她是一个有好心眼的姑娘，她不要捷明吞下因她的失误而造成的苦果，既怕玷污他，又不想伤害他，自己忍疼割爱，力劝德、才、貌三全其美的甜甜去爱他。这也算是一种她所能做出的、对捷明的最佳补偿吧！这叫做“不爱之爱”。起初，甜甜打根儿就没有介入的丝毫念头，直到她认为打破了的镜子再也无法重圆时，才萌生了“爱、怜”兼具的心思。两个姑娘都是心好、命不好。其实，捷明呢？妈妈呢？好人所以命不好就是因为他们是好人。坏人当道，好人受难。
后来，妈妈和家人就都看出了甜甜和捷明关系暧昧的迹象。妈妈翻来覆去的告诫她的是一个意思：“甜甜，捷明是哥哥，你对他要稳重。”
“妈妈又用一种十分惨淡的声调对我说；‘别和他好，听妈妈的。把他当哥哥，当亲哥哥。这样，他就还可以和我们在一起。妈妈无论如何是不能同意你们的……’
“‘甜甜，你不能骗我。’妈妈看着我的眼睛，忽然伤心地说，‘妈看出来了，你喜欢他。’”
“斩钉截铁地说：‘你要永远把他当成哥哥，他不会爱你的，不会的。’
“忽然间，一个奇怪的想法掠过了我的心头——妈妈为什么不许我和他好？还说他一定不会爱我？从舒丽跟他吹掉的那天起，妈妈就告诫我要把他当哥哥，对他要稳重？这是为什么？
“妈妈，你待他比待自己的儿子更亲，更有感情，那不是连我也嫉妒过吗？你还说他一定会成为一个天才的音乐家、演奏家，因而你绝不能眼看着他为今天所埋葬，你的话不正是在我的心田里撒下了爱慕的种子吗？五年了，五年来，你为他耗了多少心血？受了多少冷眼与讥笑？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可是，你还是执拗地爱着他。为什么你却不容许我爱他，还说他不会爱我？妈妈，你是怎么了？难道，他不是你心中最最合心的，合心的……
“我的脸顿时火烧火燎起来——我为什么会想到在我这个年龄还不应该想到的事？难道我真的已经爱上他了吗？不，绝不，这都是妈妈把我逼出来的呀！妈妈，今儿早晨，你要是不说那些话该多好！你把我罩着心灵上的那层朦胧的影子驱赶开了，把我还混沌不明的心挑明了。妈妈，难道这能不怪你？——我懂得什么呀！”
勤于动脑又善于思考的甜甜，发出了一连串的疑问。她受到哥姐的反对，虽恶毒犹可谓。妈妈为什么也这样起劲地反对呢？甜甜蒙在鼓里，她困惑、她苦恼，他问天天不应、求地地不灵。妈妈知道底细，却更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问题的症结，是关系无法真正地界定。所谓关系界定，就是对关系下的定义，凝结了它的内涵。“哥哥”是一般的称呼，还是真哥哥？妈妈说的“亲哥哥”是取喻，还是事实？如果是后者，“爱情”将胎死腹中，成为命定的悲剧。在甜甜，窗纸未被戳破前，虽然大致上是在相爱，但从感情上仍无法界定：是爱，还是怜?是恋人，还是兄妹？她同时还始终不知道，或者说，捷明始终对她“犹抱琵琶半遮面”、犹抱葫芦不开瓢；也未明示不爱舒丽了，倒是相反的信号不断隐隐出现。小说中写爱情，可以把人物的精神风貌、道德品质、内心秘密，一览无遗。作者把甜甜放在如乱麻似的百般矛盾中。对舒丽先爱后恨，爱其品貌兼佳，恨其变得如此短见、见小，不值钱；原本是真实的好友，现又成假想的情敌；置身于情敌的处境，又真心要成人之美；与他们的关系，既着力成全，后又插上一脚；既然想爱又不敢说；妈妈不让爱，既无言以对，又内心不服；一则不理解，她爱他为什么就会“让妈妈伤心”呢？简直是莫名其妙！二则自己不好下决心，不爱吧想爱，爱吧又不敢明确表态，这里又有个两难之地：如果仅是哥哥、姐姐，甚至于妈妈阻拦，她已抱定决心全然冲决过去，但她却偏于假定他是不爱她的。他要是宣称：“我爱你，甜甜！”该是多么大快人心啊！可惜，相反。而家人在反对她与捷明恋爱上，现在又组成了统一战线。一个强大的对立面，庞然摆在甜甜面前。我们的作家竟忍心把她放在妈妈、哥姐、舒丽、捷明的拉锯中，游走于友情、亲情、爱情的钢丝上，这样来折磨自己的人物，把她放在火上烤烧，只是为了取信于读者：确信甜甜是一块真金！真金是不怕火炼的。
看统一战线是如何向她开战的吧！
“甜甜，伟伟和我反对你跟他好，是为了你。我们就你这么一个妹妹，能不为你着想吗？将来我们一定给你挑一个出身好、思想好、又聪明又能干的人。伟伟说他有点资产阶级的所谓才华。要知道，这种人在我们这个社会是不会吃香的！妈妈虽然喜欢他，可是，也不同意你和他好，还叫我劝劝你！你不是最爱妈妈，最听妈妈的话吗？”。姐姐打出了妈妈的王牌。这的确会让甜甜腹背受敌，倒抽一口冷气。雨不大，湿衣裳；话不多，伤心肠。
第一，在道义上，使甜甜处于“失道寡助”的地位。
他们不是是你的敌人，是你的亲一堆儿，都是为了你。你要一意孤行，落得个众叛亲离，就是既不明是非、善恶，又不识亲疏、好歹、香臭。同样的意思，哥哥是这样说的：“甜甜，我是你哥哥，有权告诫你。你以后少跟他来往。他妈妈在外国，爸爸是死叛徒，走资派，还是里通外国分子。他自己也不是个好东西。你要小心他！连舒丽都不愿睬他，你还要跟他好？你别跟妈妈学。妈妈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耳朵又聋了，外面的事她又听不见。你别听妈妈说什么他有才华，如今越有才华的人越容易反动，越要倒楣！”
甜甜大义凛然，不为所动。“我的事我自己管，用不着别人来教训我，连妈妈也在内。”
第二，从恋爱观上，灭资兴无。
姐姐以阶级斗争为纲，批判了她的选人标准，并充斥着善意，说要替她找个好的。然后“轻轻地搂了我一下，说：‘他现在是市文化局革委会主任了，今年才二十八岁呢！’惠姐的声音里像浸透了糖水似的，甜甜地说了下去：‘他个儿不高不矮，不胖不瘦，长得很帅，还戴副眼镜，很有风度，你见了他一定会喜欢的。而且，他还是工人出身，是大学里造反派的头头，最近又纳了新。真的，有时连我也嫉妒他，为什么好运气全叫他给遇上了？可是，我心里明白，这正是他出身与咱们不同， 自己又肯进步的结果。一个人不是关键在自己吗？你不知道他多肯上进！还有，他对爱情也十分忠诚。我在乡下，他不但不嫌弃我，还说更加爱我。甜甜，从他对我的爱里，我才真正明白了爱情的崇高、纯洁、伟大，小说里写的那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爱情，怎么能与这样的爱情相比呢？’”读者很清楚，这和甜甜的爱情观正好是针锋相对、水火不容的。
“姐姐不单用她软绵绵甜丝丝的声音搅得我心烦，而且漂亮的脸上，还洋溢着无限幸福甜蜜的表情。好像那个臭男人真地已使她幸福无比一样。”
“此刻，我讨厌身边的姐姐，心里埋怨着妈妈，干脆耍开了脾气，一下子站起身来说：‘我的事我自己管！我才不要那种只会造反的革命家呢！谁爱谁要，反正我不要！’”
第三，对社会的看法。
姐弟俩都说了这样的话：“你别听妈妈说什么他有才华，如今越有才华的人越容易反动，越要倒楣！”这里面，对于“如今”有两层含义：一层是越有才华越反动，一层是越有才华越倒霉。有才华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愚民政策无所用其计；而在愚民（如姐姐哥哥）身上，则卓有成效。在有才华的人眼中，看穿了共产党所干的一切“革命”（这次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大复辟、大破坏、大倒退，政治上极权专制，经济上剥夺全民、实行党有制，文化上一个思想统一全国，形成最黑暗、最落后、最残暴的奴隶社会，工怒、农奴、文奴，全民皆奴。有才华的人能不反动吗？越有才华越反动，实际是对毛泽东“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活学活用。如果政治开明，则会知识越多越拥护。这不是浅显的道理吗？第二层，一个坏社会，必然是越有才华越倒霉。反之，一个好社会必然是越有才华越吃香。邓小平在骗取人心的时候，都知道提出“尊重人才”的口号。邓小平的假好，更揭露出毛泽东真坏！好人倒霉，坏人吃香。作为这个社会、这个时代的符号的、禽兽不如的“姐夫”，倒是王八走了鳖运，官运亨通。这就是“如今”的世道。作者并没有这样讲，作者只是将生活文学化、音乐化，即艺术化，然后再让艺术返璞归真，即生活化。作者不谈政治，却让读者想到了政治。我再举一个与此类似的情节：
当红卫兵答应她，允许捷明住那间小破屋时，“她说：‘孩子，好人还是有的……’当妈妈说这句话的时候，也仅仅是微微激动。”但她说的是一句什么话呢？很普通：“好人还是有的……”那潜台词就是，即便在此极权社会，好人也不会死绝。一般说，在一个国家、民族、社会、阶级、政党、社团、宗教等群体里，好人总占大多数。这在统计学上叫做“常态分布”。可在这个社会呢，好人竟成为 “有”、“无”的问题。可以推想，在发生这件事情以后，妈妈才有此重大“新”发现：“好人还是有的！”这是否意味着即便有、也已成了濒临灭绝的稀有动物了呢？而在此事发生之前呢？那就更不堪设想了。这不是在指着鼻子、骂这个社会是绝灭人性的黑社会吗？呜呼噫嘻！难怪“最高”有指示：“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骂人再厉害，还有比这戳透虚皮、直达骨髓更令人疼痛的吗？骂娘不是艺术，更非战斗。“小”说比“大”论还厉害，就在于它有艺术性，艺术性越高、“毒害”越大。毛对此咬牙切齿，命名曰：“毒草”。正如上面作者用了曲笔，看似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理直气壮地在讲革命大道理──如哥哥、姐姐都给甜甜说过捷明这样的话：“如今越有才华的人越容易反动，越要倒楣！”这是个什么“如今”啊？这不就揭露了这个社会的本质是专与文明作对，“革命”的本质是“反动”吗？作者不是让这个傻小子把自己的母老虎妈妈──党，凶恶、邪恶、丑恶、罪恶的本质，暴露得赤裸裸吗？
第四，各异的性格，跃然纸上。
这里没有肖像或心理活动的描写，但他们鲜明的性格却鲜活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姐姐是多么柔声细气、循循善诱啊！“待我又长大了一点时，就发现妈妈不大喜欢哥哥和姐姐。妈妈曾喃喃地对我说过，‘甜甜，他们不像我。’”妈妈这话不尽合事实。就事实来说，姐姐这一番话是何等的温存、温柔、耐心啊！还会比这更柔情的吗？她不活脱脱的是妈妈的“柔情似水”的翻版吗？至于在坚韧、刚强方面，也有与妈妈和妹妹同出一辙之处。“她虽然功课平平，可是革起命来却虔诚得很。运动开始的那年，她也不知受谁的撺掇，竟然回家给妈妈贴了一张大字报。幸亏妈妈早就退职，大字报又贴在家里，要不它所带来的灾祸还能提吗？那以后，她非草绿色的军装不穿，袖子不卷到胳膊上不算气派，抄别人的家她带劲，抄自己的家她更是走在前面引路。因为哥哥当了二年工人，她凡事就听哥哥的，说是要跟‘领导阶级’站在一边，直到人家不把她算成‘红五类’时，她才伤心地大哭了一场，临了还写了一份要求参加‘红外围’的申请，请革命的红卫兵组织在革命的烈火中考验她，结果真从‘黑七类’变成了‘红外围’，游行时，走在红卫兵们的旁边或后面，不戴臂章脸上也觉光彩，用她的话说，总和‘狗崽子’们不一样……”这一股不屈不挠、锲而不舍，不认输的倔劲儿，不是和妈妈、妹妹的气质一样吗？气质是遗传的，他们（包括哥哥和捷明）好像都得到了这一遗传。气质无所谓好坏，只是一个事实存在；当它发挥作用的时候，就表现出性格，就有了一个价值取向的问题，文革语言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方向问题”；姐姐只是在阶级立场、政治方向上才与妈妈和妹妹都背道而驰的。她们之间，“同”是小同，“异”是大异。说“两个阶级”，可是一点不假，妈妈就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阶级斗争无处不在，家庭，甚至饭桌都能成为阶级斗争的战场。
姐姐的爱情观是被误导的，自认为的伟大、光荣、幸福，在实际上是适得其反的。惟其是受到了欺骗，她所表现出的热情和真诚，就既是可怜的又是可感的，因为“她既易满足，又蠢劲十足，是个典型的没有思想的姑娘。”所以罪不在她。一个人爱上一个人，不管是好人、坏人，也不管是上当受骗，受骗者在不知是受骗的情况下（比如是你，你敢确定你当下不是正在受骗吗？），她的表现只要是真诚而全心全意的，那就可以通过思维的过滤，把坏的成分抽象掉，而提纯出爱情的圣洁性。是的，一点也不会贬低它的圣洁性。抽象掉的部分，罪恶归于骗子，缺点属于她的性格。
甜甜是继承了妈妈“外柔内刚”的两面，而且内更刚，比妈妈还刚。妈妈多半是不动声色、持久的沉默。她却是不够沉着、不太沉默，相反，是锋芒毕露，咄咄逼人。妈妈基本上是以不变应万变，他却是一计不成再来一计，初生牛犊不怕虎。这次妈妈让姐姐劝她不和捷明好，她就不以为然。更使她感到不以为然的是后来让她求告姐夫：“妈妈忽然贴住我的脸哀求似地说：‘听妈的话，求求他。为了捷明，为了他的前途。要知道，一个演奏家，在乐队跟不在乐队，大不一样。好甜甜，就说你不和他好了。这样他们就不会赶他走，就不会的……’”在舒丽尚未告诉她姐夫是禽兽的情况下，在母女俩都不知情的情况下，她这样想：“难道为求得捷明不被辞退下放，必须以牺牲我的爱情作代价吗？”难以设想，如果她这是发生在她们知道实情之后，她将会如何像点着火药桶般地大爆炸、特大爆炸！那么，妈妈是应该受到责备的吗？不！不不！即便她知道他坏，也料想不到他能坏到禽兽不如的程度！别说她当时，就是直到今天也不能说人人都知道了：毛泽东及其徒子徒孙们的坏是没有底线的。
当舒丽告诉她：“捷明就是他解雇的，是他逼下乡的，我也是给他，给他，害了……你姐夫，是禽兽……”“甜甜，告诉惠姐，叫她千万别上他的当。还有，你要真心爱捷明……”这之后，她才摸清了他的底细，“就在这时，惠姐说道：‘甜甜，他已经决定把你招到文工团当歌唱演员，你应当听他的话。’”这可真是难能可贵、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美好差事，并会带来美好前程的呀！对于年轻人来说，还有比“前程”二字更富有刺激性和鼓动性的吗？当时舒丽付出了那么巨大的代价，诱饵也才只是个临时工。可是甜甜，“竟突然大声嚷道；‘我不，不要！’”－－这就是甜甜！比难能可贵更难能可贵的，是她的那颗钢锭般纯正、金子般高贵的心！
这说明，他们既都受到妈妈的影响，又各有不同，特别是价值取向上大异其趣。大凡，子女与妈妈的关系，是，也只能是：“娘生身，自长心。”
三，家庭是主战场
上面说的是，下面说的仍然是，整个事件是：甜甜是主角，爱情是主题，音乐是伴奏，家庭是主战场。
爱情的情节，仍在举步维艰地进行着。甜甜思前想后：
我想起了在已经过去的那些日子里，我与他之间发生的事。
我第一次吻他，自己喊着我是妹妹时，他脸上突然露出的惊惶神色；
“大清查”那天夜里，我抚摸着他的面颊时，他那愣愣的眼光和突然转过身去写起曲子来的情景；
还有，当妈妈发现我们俩时，他的窘迫劲儿与欲诉难诉的情形……
我的心又像被什么扎了一下。他不爱我，不爱我，从来就没有爱过我！爱我就不会是这样……我的心在无力地嘶叫着……
我忽然想到他为什么又不明白地拒绝我的爱，并且立刻找到了答案——那是因为他怕对不起我的妈妈……舒丽也是。
我多么委屈，又多么羞愧啊！他并不爱我，可我却发了疯似地爱着他，还以为他也同样在爱着我。啊，妈妈，你怎么知道他不会爱我的？
我直到现在才想起妈妈从一开始就不同意我爱他，想起妈妈哀求我不要和他好的情形，想起妈妈近来时常失神的样子……可是，妈妈，你为什么一边不同意我爱他，一边对他那样爱怜，比对你的亲生女儿还要关切？
我突然迸发了要报复的念头。我也要说我不爱他！我对他好，只是可怜他！也是看在妈妈的份上。我从来也没有爱过他，我连什么叫爱情还不懂呢！
我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我要问他爱不爱我？为什么我就不能问他？要是他说不爱我，那我就一定听妈妈的话，也不爱他，一定！
甜甜的内心受着痛苦的煎熬。现在她体会到了舒丽说的“你已经恋爱了，你就会明白的。”── 这话的滋味。
甜甜思前想后，想当初妈妈把捷明领到家的时候，就曾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我永远忘记不了的是那天晚上，妈妈忽然像哭过一样，领着—个人回到了家里——我认识他，他就是那个院长的儿子，虽说已经十七岁，可是长得瘦瘦弱弱的，就像个小姑娘一样。他没有妈妈。
“他的爸爸死了，家也被封了。”妈妈忽然轻轻地说。我忽然感到枕巾变湿了。
我睡不着，不明白妈妈为什么要把他领回家来。他不是“特务”、“走资派”的儿子吗？可是，我从来没有违拗过妈妈，何况我也可怜他。
谁想，第二天，哥哥和姐姐一回来，就嚷起来了。说妈妈不想让他们活了，把一个与我们家无亲无故的走资派的儿子领到家里，是嫌楣倒得不够大！
妈妈坐在捷明的小床上不吱声。虽然她听不见，可是，姐姐与哥哥的神情她还是能看清的。
我站在妈妈身边，心里矛盾着呢。我讨厌他俩，可是妈妈这么做——合适吗？噢，我太小了，还想不明白。
哥哥的脸都紫了，嚷了一句；“我非写信告诉爸爸不可！”然后转身就走了。走过他的身边时，还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姐姐却走到了他的跟前，说：“我们家不欢迎你，你走吧！”
我的眼睛在对她说道：“妈妈，留下他吧！”
几年过去了，哥哥姐姐的吵闹，爸爸偶尔回来时的冷眼，都没有动摇妈妈的心。
本来这个家庭就存在着哥哥姐姐的“无产阶级傻冒”与妈妈的“资产阶级情调”的矛盾，领来捷明后，矛盾就时不时地爆发为冲突。比方在买钢琴这件事上:
讨厌的哥哥却走了进来，他一进来，就没好气地说：“甜甜，你少给家里找麻烦，这种时候买那种破玩意儿，是想请人家来抄家吗？我不许！”
他真鬼，什么都知道。
“你管不着1”我嘴巴一嘟，说。我真恨他。
“我就要管！别瞧妈妈宠你，她都要听我的！”哥哥大声说。
“反正我不要你管！”我也大声说。我才不怕他呢！
“你——”他生气了，那张圆乎乎的脸一生起气来，就只剩下了一堆疙瘩肉，连眼睛眉毛都给挤到了一边。
“哼！”我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压根儿就蔑视他这个自封的权威。
妈妈看着我们，努力想了解我们在争吵些什么，可是，看样子她没有懂。
哥哥气呼呼地走了。哥哥一走，妈妈忙问我：“他吵些什么？”
我话到嘴边，又忍了回去，我不愿说给妈妈听。
兄妹到一起就有戏，姊妹到一起戏更多，家庭是一个性格冲突的舞台。甜甜的刚、柔两面都得以展现。这里，对哥哥针锋相对；但又为什么“不愿说给妈妈听”呢？自是为了减轻妈妈的心境，是对妈妈的一片温存。也同时说明，甜甜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事该做；什么话和事、不该说和做；并不是率性而为。至于妈妈的表现，总是冷静而沉着，静观待变，即便别人把洋相出到天上，她仍是我行我素，见怪不怪。在搞“全省统一政治大检查”的夜晚，造反派砸坏了钢琴，“谁想就在这时，哥哥竟出现在门口。他对我们和那架被砸坏的钢琴看了一眼，脸上顿时露出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儿。”也露出他二百五的一副颠相。但是，天无绝人之路。捷明一下拉开房门，充满喜悦地叫了一声：“甜甜！琴没有被砸坏，你听妈妈弹的……”这也使读者的心理如释重负。
日子很是不好过，特别是捷明，可以说是“风刀霜剑严相逼”。吃顿饭也是在吃人家的眼角食。
妈妈端来了早饭，其实也就是汤饭和咸菜，还有点儿难得吃上的榨莱。
惠姐又坐到了我和他中间——天下就有这样的姐姐！
姐姐的脸冷若冰霜。突然，我听见筷子被重重地拍在饭桌上，还有碗掼在桌上的沉重声音。我猛一偏脸，是哥哥！是他掼下筷子，将还有小半碗汤饭的碗掼在桌子上，从鼻子里哼了一声，站起身来，使劲把自己坐的凳子一踢，转身就走。
姐姐的脸色更难看了。她居然也扔掉碗筷站起身来，不言不语地走了。
我再也忍不住了，猛地偏过脸来看着捷明。我看见他正手握筷子和碗，愣愣地盯着桌面，脸一道红，又一道白，眼睛却特别亮……
只有音乐没有抛弃他们，成为他们生活的伴侣和精神的支柱：喜怒哀乐－－音乐！酸甜苦辣－－音乐！善恶美丑－－音乐！爱恨情仇──音乐！甜甜说：“音乐，多么奇妙的音乐啊！它陶冶人的性灵，给你美好的感情。可是有的时候你欢乐，它会更加增添你的欢乐；你痛苦，它又会更加增添你的苦痛。它将你置身在一种意境里，向你显示它的力量，挑动着你的感情，你的心，宛如鲜血催动着你的血管、你的心一样……”甜甜说：“他拉得多美，他那颀长瘦弱的身子里，蕴藏着怎样的激情啊！家破父亡没有摧垮他，炎凉世态更没有冷却他那颗年轻的心；他不因孤苦伶仃而放任年华兀自沈沦，却因饱受凄凉冷落而更加奋发向上；他用琴声追索人生的真谛，又在琴声里追求着未来的光明……”拉得美，人更美。捷明具有的这些美好的气质，是和甜甜、妈妈，甚至和姐姐、哥哥所共有的，如前已述，只是与后者发挥作用的大方向不同而已。这里面好像蕴含着让读者猜想──妈妈所以要甜甜叫捷明“亲哥哥”的潜在原因。
音乐、钢琴、风琴、小提琴，对于他们，不仅是知识、是素质，是表情达意的工具，又是联系的纽带，还闪着形象的光辉。他们创造和丰富了音乐的形象，音乐也彰明了他们的形象。而作家，处处都把音乐既当成道具来创造人物形象，又使它具有生命力，成为独立的美的形象。它不仅是客体，而且又成为主体去感化人。他们很幸运，上帝（实际是作者）赋予他们音乐的天赋。音乐在他们手里变成生活的美，他们在生活里体现了音乐的美，音乐化人性与人性化音乐，便是他们人生的内容与形式、手段与目的；音乐成为他们性格的组成因素。从他们任何一个人身上去掉了音乐这个元素，她（他）就不是她（他）了。小说本身也变成了一支歌曲，一支文革中的青春之歌，一支凄美的、沁人心脾的《十年畅想曲》。可以说作者不是在写小说，读者也不是在读小说，而都是在演奏小说。音乐以情感人，具有浓郁的感染性，感人至深且永；具有弥漫性，放之则弥六合，天地之间无处不有它。例如，树叶更钟情于倾听“风之歌”，听之不足，感而起舞。至于人与音乐，我可以这样把话说得绝对点儿，有人在一生中与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无缘，却都与音乐结了下不解之缘，无人在主观和客观上会摆脱音乐的熏陶。我是教学和研究教育原理的，音乐属于美育的范畴。前苏联有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人怎样看待美与丑，就决定着他在社会上的行为。如果说妈妈、甜甜、捷明的心灵美、行为美，以及这篇小说的艺术美，是展现了音乐的功能，当不为过。
他们这个家庭终于解体了。
姐姐说：“甜甜，我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他也参加了。我们一致决定，要你和他断绝关系。他应该和我们家没有丝毫关系，一点也没有！他自己也愿意马上离开我们家，反正他就要下乡了！”
“一点瓜葛也没有，他是他，我们是我们，两不沾！”哥哥恶狠狠地说。
妈妈说：“我和他们一起下乡，甜甜我带着，好在她半年之后就该下乡了。除了这架破钢琴，这个家全丢给你们，随你们的便吧！”这是最后的亮相。前面说过，这个家庭分三拨，她们母女和捷明作为一拨去重建家园。这个现场，是贴在人生历程纪念册里的、一张光彩照人的、新家庭的全家福。
他们要一起下乡了。“我看着妈妈，心在向她喊着：妈妈，女儿爱着的时候，你反对；可是，女儿不能再爱的时候，你竟同意了！从今以后，我就要和一个并不爱我的人在一起生活，还要在他面前装作不知道他的心，在你的面前装作爱他的样儿。啊，我这颗少女的心承受得了吗？”虽然这又是一场误会，但却让甜甜发表完她的爱情宣言。这里又补充上了第三点：爱贵乎诚，诚是爱的生命。如果不真爱而要装做爱，那才是活受罪。至此，在爱情的发展过程中，人物在成长，性格在成熟，形象在与假、恶、丑的具体比衬中体现了真、善、美。
这是一支文革中的青春之歌，各个时期有不同的青春之歌。在中国知识界几乎无人不晓的、杨沫的《青春之歌》，写的是林道静这班男女愤青，如何为在中国建立共产极权而火中取栗。共产极权建成了，轮到她的儿子写青春之歌了，他儿子老鬼写了《血色黄昏》，道尽自己苦难的青春历程。她说该书是在控诉无产阶级专政，遂将原稿偷去，老鬼不得不凭记忆重新写过。就算杨沫，也为她奋斗的这个“新中国”付出了代价：在文革中被残酷斗争，丈夫还检举她是假党员。她自己在写交代时，把曾赞扬过《青春之歌》一书的国家元首刘少奇，写成“刘少狗”。“新中国”呀“新中国”！成了什么世道？成了什么人间？
另外，我认为红极一时的《红岩》，该算是《青春之歌》的姊妹篇。其中的英雄人物江姐，有在狱中绣制五星红旗的英雄事迹。这个红旗实际上不是江姐绣制的，而是周居正和《红岩》作者罗广斌得知“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消息时，立即欢欣鼓舞地撕下被面，缝制而成。“文化大革命”中该书被诬蔑为“叛徒文学”成为禁书，1967年2月5日，红卫兵闯入罗广斌家将其绑架，5天后罗广斌在关押地坠楼身亡，时年42岁。周居正1948参予和领导“反饥饿，反内战，要民主，要自由”的反蒋独裁运动和“组织民变武装”被捕，在1949年11月重庆解放前夕，他们又对监狱看守人员做策反工作。在这枪林弹雨，命悬一丝的越狱脱险中，他不顾自已身体瘦弱，冒着生命危险，仍帮助难友郭德贤背出一个4岁男孩（此孩现已是总工程师在天津工作），表现非常英勇。他于１９５７年划右派，服刑期间又被罗织罪名，被“新中国”用毛巾堵塞着嘴、枪毙了，时年３４岁。这个“新中国”对人民、对知识分子的残酷迫害，罄竹难书，就连创立“新中国”的所谓功臣，也照样下场悲惨。这样的法西斯专政就是“新中国”吗？《华彩》－－“文革中的青春之歌”的作者，辛灏年先生把写小说搁置一旁，专心致志于研究历史真相，发现，由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所建立起的、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才是真正的新中国。中共冒牌的“共和国”是专制复辟。历史巨著《谁是新中国》擦亮了中国人的眼睛，为重建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大中华民国，指明了正确的政治方向。
（全文完）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第三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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