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2月30日讯】【导读】“统战”是中共的一个独创的策略，而且非常的行之有效，原因就是“统战”在本质上是一层遮羞布，掩盖了许多黑暗的领域，所以，“统战”在某种意义上有很强的强迫性和欺骗性。统战策略是中共政治战略的延伸表现，其特点也与中共的政治特点紧密结合，在不同的时期统战表现不同的形式。下面是作者对中共利用文献资料，统战港、台、海外和西方进行的分析研究。
（接上期）五、文史资料与《传记文学》
文史资料对台湾文史刊物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传记文学》对文史资料的转载和评价。在某种意义上，《传记文学》就是文史资料暗中攀比的物件。在二者关系中，《传记文学》对文史资料始终表现出自信、开放和主动，包括一字不删地完整转载文史资料的文章，并对其史料价值作出学术评价，还有每期都不忘给文史资料寄来刊物。 相形之下，限于文史机构的党官体制和文史资料的官办性质，文史资料对《传记文学》则表现得戒备、自闭和颟顸。文史官员一方面强调，“和台湾的工作首先是用文史资料沟通的，《传记文学》先刊登了我们的文史资料；”另一方面又承认，大陆文史部门“在这方面没有放开手，没有把《传记文学》有用的东西登过来”。
《传记文学》从1982年开始全文转载或直接采用天津的文史资料，“并在文中注明来源，实为沟通海峡两岸文化交流之先声。” 《传记文学》第42卷第4期全文转载了《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刊登的《回忆我的父亲张作霖二三事》。“全文没有删改，也未加编者按语。同期刊载的《李宗仁小传》，在所注资料来源中，亦着明：程思远《李宗仁先生晚年》一书。至于大陆其他出版物，《传记文学》转载、引用就更多了。” 这被人们看作文史统战成功的开端。“文史资料首先打通了海峡彼岸的封锁，成了‘文通’的‘先行使者’。” 有人乐观预言，“政协文史资料的影响进入台湾，象一只报春的燕子，昭示着海峡两岸文化沟通的喜兆，必将有助于推动祖国和平统一事业的发展。” 借助文史，沟通两岸，“这就实际上起了‘文通’的作用，这也是统一战线的一种形式。”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此前虽也刊登过6篇海外来稿， 但迟至1987年，在《传记文学》转载了天津6篇文史资料之后，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才开始转载《传记文学》中有关天津的史料。 但不知这是不是大陆最早转载《传记文学》的文史资料选辑。另外，“浙江文史资料还转载了台湾有价值的史料，如陈布雷的侄女婿、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宋晞的《陈布雷传略》。”
1983年，第四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上已初步提出“将来可以同台湾协作”的问题。 1984年12月28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向台湾及海外的史学工作者发出了邀请，表示了我们真诚与台湾实行‘文通’和客观探讨民国史的意愿。” 但直到九十年代初，文史机构在近期工作计划中才提出，“邀请台湾《传记文学》负责人来京进行学术交流。” 还不知最后是否成行。但有些地方文史机构却同台湾文史界建立了直接的业务关系。比如，宋晞回大陆探亲时，促成了台湾中央图书馆与浙江政协文史部门之间的“史料交换关系”。 台湾大学、香港大学、台湾近现代史研究所、《山西文献》等单位，以及日本史学家等个人，“或辗转索阅或直接来函索要《山西文史资料》。”在台山西籍的立委、国大代表等也纷纷与山西省文史委联系，“表示要提供史料。”省文史委也不断收到台湾赠阅的《山西丛书》、《傅山年谱》、《阎锡山年谱》、《徐永昌传》等，“并收到台湾向大陆征集《山西省歌》歌词和《太原辛亥起义歌》的信函。” 散佚在海外的资料数量甚大，但大多尚未认真征集，如阎锡山资料仅台湾新竹县博物馆就存有4万余件，“因条件限制从未涉及。” 1998年，山西文史委为征集海外史料，提出了三条要求。“一是要通过书信联系，二是要加强学术与资料交流，三是走向境外及走出国门亲自征集。5年内争取实现对台湾的访问。” 二十一世纪，山西文史委高官在给台湾《山西文献》负责人的信中，主动提出《山西文献》与《文史月刊》交换。后来又表示，“每逢阅读《山西文献》，我们都被这馥郁浓烈的乡情所陶醉，所振奋，并萌发出填平海峡永久团聚的诚挚热望。” 仅2003年，《山西文献》就转载《文史月刊》文章8篇。 同时，《文史月刊》也转载了《山西文献》“有关同蒲铁路等史料”。 对照文史官员的夸张激情，雷声大雨点小的实际行动无疑更为本真地表明了大陆文史部门的普遍保守态势。
从这几件事看，两岸文史界的交往与合作，台湾是主动方，大陆多取守势。但大陆学者仍从中学到了一些东西。比如，大陆学者注意到，“台湾《传记文学》写得很细，”希望文史机构征集史料的时候，“要有意识地向细的方面发展。”他们还认为，“台湾将我们的东西出版了很多，他们的有些东西，中国文史出版社是不是可以出一些，对研究、教学都方便。”“中国文史出版社的出版范围还可以再宽一些。如台湾的《传记文学》，我们也可以出一些。”
但文史官员的态度是，“台湾的《传记文学》把我们的东西一字不改地转载了，我们选择适当的东西，也可以发它的东西。” 意思是，台湾全文照发我们的东西，正说明我们的史料真实和观点正确。我们则不能采取《传记文学》的客观主义，而必须对它上面的东西有所批判和选择。“对台湾征集来的资料进行反复研究，取其历史事实，删其政治观点和溢美、贬损之类的词语。” 比如，张发奎《抗日战争回忆录》一文“编者注”提示，“发表时作了少量的删节。” 又如，王仲廉《台儿庄战役亲历记》一文“编者注”提示，编辑“作了技术处理”。 反观《传记文学》的宗旨，“对任何历史上有影响有贡献的历史人物（包括蒋家父子），大可批评讨论。” 它既不避讳被台湾认定“叛国”的李宗仁的史料，也对台湾一直不敢问津的蒋介石史料原文照转。 显然，文史资料与《传记文学》之间的问题并非水平高下，而是性质迥异。八股文与自由写作本不具有可比性。但中共竟然愚不可及地举一国之力来与一份民间刊物打擂台。除了其暴其丑，就是自暴其陋。但官方很有些“光屁股撵狼——胆大不知羞”大无畏气魄，动辄将文史资料与《传记文学》相提并论。
“《传记文学》里，作者的撰述态度，多少有点‘唱戏抱屁股，自捧自’。而‘文史资料’里，作者撰述的态度，则是千篇一律的‘对着镜子喊王八，自骂自’。”“一个是‘官修’的‘自骂之书’；另一个是‘私修’的‘自捧之作’。”“一个是‘杂货栈’兼‘大金矿’；另一个是‘大金矿’兼‘杂货栈’。”“一个是倾‘全国’之力纂修的；另一个则是刘绍唐一个人独干的！”“以一人而敌一国。” 何止是“壮哉”，简直就是“伟哉”！
《传记文学》作为民间的独立文史刊物，其价值理念自然不同于官方文史资料的指导思想。所以，臧否毁誉皆属正常。比如，《山西文史资料》发表过一篇孔祥熙早年家境贫苦的文章，台湾学人周谷发现该文后，在《传记文学》第283期撰文说，“中共一向是以学术服从政治，一件事、一个人有两种极端不同的说法，所在多有，不足为奇。” “中共对孔祥熙的出身成分……最初说他是山西太谷县一个土财主的儿子……最近经过太古乡人的实地调查，又证明孔祥熙出身寒微，是一个拾煤渣的穷孩子。” “不过《山西文史资料》蓄意为孔祥熙‘平反昭雪’，却不知是什么‘阳谋’或‘阴谋’。” 又如，《传记文学》针对浙江文史资料中几篇有关蒋介石家世的文章，编者按评论道，“中国大陆样样都落后，但唯独史学求真的作法上已经迈进了一大步，值得吾人注意。” 文史官员把这当作“文史资料现在在国际上名声比过去好”的有力证据。可对这证据的使用，恰恰表明文史资料的所谓求真已堕落到了多么虚伪的地步。
因为，拿《传记文学》这句话说事，此后虽然接二连三地出现，但都是断章取义。“大陆……为史学求真的作法上，已经迈进了一大步，值得吾人注意。” “中国大陆史学求真的作法，已经迈出了一大步，值得吾人注意。” “大陆……为史学求真的作法上，已经迈进了一大步，值得吾人注意。” “中国大陆史学求真的作法，已经迈出了一大步，值得吾人注意。”
应该承认，官方在自赞自颂方面从来不乏谀辞和创意。他们不是借外人之口大夸《文史资料选辑》“这是海外难得见到的好书”、“有利于团结更多的人，有利于祖国统一大业”，就是假洋教授之嘴盛赞文史资料“走向客观评价历史的时代”。
六、感召港台军政界
对台统战最好做历史文章的就是第二次国共合作。但即便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共的历史话语也留有余地，甚至暗含杀机。“如果没有第二次国共合作，结果一定是向日本投降。第二次国共合作挽救了民族的危亡。” 这种说法不是无耻，就是无知。其潜台词是中共挽救了中国。这是把中共说成“领导”抗战和抗战中的“中流砥柱”的另外一种变相说法。换言之，中共是中国的大救星，是国民党的大恩人；中共挽救了国民党，拯救了中华民族。所以，中共才是抗战的主力和正统。在这个定位下，不妨对某些个人网开一面，以示宽厚。比如，“过去写的文史资料，对陈诚太不公平了。陈诚也做过一点好事。”如果搞文史工作的能够“历史地、全面地评价陈诚，这对教育他的子女，促使他们产生爱国热情，从而早日回归祖国怀抱，是有一定推动作用的”。
无论对内还是对外，中共总是一边倒地炫耀史料统战成果。特别是海外港台始终都是异口同声地赞不绝口，绝无异议，更无批评。比如，黄岩旅居台湾的同胞王禄华偕同夫人回乡探亲时，对黄岩文史部门说：“你们黄岩文史资料刊登的有关国民党原宁波防守司令王皞南的史料是实事求是的。”对此，文史官员总喜欢代表别人发言，“他的反映表达了许多台湾同胞的看法。”
按照官方的说法，从全国到地方，文史机构似乎都不乏自己的统战成绩。广东省文史部门称，“一些旅居海外的辛亥革命烈属、遗属，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及其后代，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不少人对新中国怀有隔阂心理，甚至抱敌视态度。但通过文史资料促使他们中的一些人转变了态度。当他们看到文史资料肯定了他们本人或父辈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以及参加抗日战争的事迹后功绩后，深受鼓舞，说共产党尊重历史，没有忘记他们。有的还专程从海外回来向政协和撰稿人表示谢意，有的表示要为祖国的建设和祖国的统一事业出力。”比如，孙中山的侄儿孙乾，曾出任民国中山县长。“解放后多次从香港回乡祭祖探亲，但坚持不与家乡政府官员接触。后来他看到《中山文史》刊登他的事迹，记述并公正评价他支持抗日活动等事迹，使他大为感动，不仅与当地党政领导会面和亲切交往，还表示要在有生之年多为家乡的建设出力。”
甚至县一级的文史机构也表示，他们在澄清历史事实，“消除‘左’的影响，落实党的有关政策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比如，据曹县文史部门介绍，“有的资料传到台湾，曹县旅台人员复印后竞相传阅，他们一致反映，大陆编印的资料中反映的情况真实、客观、公正，为促进海峡两岸的团结起到了牵线搭桥的作用。旅台曹县同乡会的一位先生感慨地说：‘国民党曹县历届县党部、县政府有关情况，连国民党本身至今也搞不清楚了，你们在《曹县文史资料》第三辑中却记载的如此具体、翔实、客观，实在令人不可想像。’……已故国民党立法委员李文斋在大陆上的一位亲属，看了《曹县文史资料》第四辑中有关李文斋及其父兄的记载，非要20本不可，丢下500元钱。” 又如，据天津蓟县文史部门介绍，他们从县委统战部获悉侯化钧从台湾回北京定居的消息。侯化钧曾任民国河北省稽查处长，掌握大量史料。“我们利用他回原籍探亲的机会，邀请到政协，热情接待。侯老先生表示愿意为家乡做些事情，并答应撰写史料。” 再如，户县文史部门介绍，“通过《关麟征将军》一书的出版发行，团结了一大批海外港台的本籍人士及关将军的故旧朋友，他们认为大陆对关将军的肯定也是对他们的肯定，所以纷纷回大陆探亲访友，有的还为故乡投资兴建福利教育设施。”
在大陆文史官员眼中，几乎所有的海内外统战物件都特别容易被感动。中共编写出来的文史资料似乎就像“福音书”。统战物件一看到文史资料，就情不自禁地感动万分或感慨万千或感激涕零。这类文字大都有一个共同模式。不理解（不满意、受伤害、敌视）→文史资料→感谢中共（满意、拥护、出力）→捎带着贬低国民党一番。
湖南醴陵市文史机构介绍，“醴陵文史把左权将军的传记和国民党将领的史料编在一起刊登出来，海外人士很受感动，争相传阅。” 一位退役的台湾上校，原来对大陆的政策“很不理解”，回乡探亲时，看到《纪念抗日胜利45周年》专辑中，“既记述了中共将领左权，又记述了国民党抗日勇士谢世庆以身殉国的史实，深受感动。”他称，“共产党公正客观评价人物令人佩服，在一本书里，国共两党人物都写进去了，这在台湾当局根本办不到。” 中共所引原话，大都经过改写，或者压根就是自己代写。 不可过分当真。就像“台湾当局”这种词语明眼一看完全就是中共的话语习惯。 还有所谓“台湾朋友”的来信，“史料实事求是，团结了、温暖了好多人的心！” 这类话语从用词到语气，根本就是一个地道的文史官员的腔调。
西安文史委介绍，国民党中央军校第7分校，是胡宗南设在西北的最大的军事学校，办校长达10年，学员2.5万人，估计海内外健在的尚有万余人。“以前很多人被当作严重政治历史问题对待，株连亲属子女。”1984年出版了专题资料，对该校客观地介绍，列入黄埔军校序列。“许多人得知后奔相走告，20多个省市上百封来信购买，居住港澳台和海外的一些人也辗转委托亲友代购。有的黄埔同学会会员说：‘无限的思念，无量的遐想，无尽的忧伤，涌上心头，拧成一股劲，发扬黄埔精神，联络同学感情，促进祖国统一，致力振兴中华。’”
黑龙江文史委介绍，“齐齐哈尔文史资料发表了在台北被列入忠烈祠的爱国志士王宾章的史料，恰当肯定了他的历史功绩，他的亲朋故旧阅后深受感动，表示愿为国家效力，并教育子孙要世世代代跟共产党走。”
广东文史委介绍，“原国民党高级官员、现任台湾国大代表、侨务委员×某，原来要‘扛青天白日旗扛到地府’。他看到开平县文史资料发表追忆他在抗日战争时出钱出力支持抗日的文章后，感激不已，一改以往的态度，表示愿意捐款支持家乡的教育事业。原国民党中将军长谭邃在台湾的儿子和僚属看到文史资料载有谭将军抗战事迹后，认为共产党尊重历史。他的儿子来信表示以后要回国向政府致谢。”
海南文史委介绍，陈策是琼籍国民党军政界中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人物，他们先后刊登了《陈策将军在孙中山广州蒙难时的活动》等一批资料。陈策在香港、台湾定居的儿子陈安邦、陈安国阅后，“几十年的疑虑顿时严硝烟散，心情舒畅地相约回到自己的故乡，衷心感谢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对其父的客观评价。”同时，他们积极参加海南省政协组织的活动，并投资家乡的经济建设。
江苏文史机构介绍，靖江县政协委员陈尔昌，“1962年受台湾当局派遣窜犯大陆，途中被我截获，陈率部起义。江南先生的胞弟去美探亲，遇到去台的靖江同乡，多人问及陈尔昌的情况，他便拿出载有陈尔昌回顾窜犯大陆经过的《靖江文史资料》，在场的人大为吃惊，说：‘台湾政府说陈尔昌已被共产党杀了。这本资料是对当局谎言的最有力揭露；同时也说明共产党真正是既往不咎，以祖国统一大业为重的诚意。’”
江西文史部门介绍，蒋经国也看过他们编印的蒋经国在赣南的史料。据说，蒋经国看到他的旧部写他在赣南的活动，“勾起了对几十年前的回忆，甚为感慨。”《李烈钧杨赓笙诗选》将要出版的消息传到海峡那边，“两家的亲人奔相走告，欢欣异常，盼望早日读到。”
宿州市文史部门介绍，原国军第10师师长方天觉，后去台湾。“家乡的群众只知道他是国民党军官，一定做了不少坏事。但对他本人的一些具体情况却并不了解。”《宿县文史资料》第1辑所刊载的《抗日战争时期的方天觉》一文，“详细记述了方于1940年至1943年间在青阳、长沙对日战斗中，指挥官兵浴血奋战的事迹。特别是第三次在长沙对日作战中，为了抗日，他留下了‘以身殉国’的遗言。此事还刊登于当时的《长沙日报》头版上。家乡的亲友看到有关材料后，对方天觉有了新的了解。方天觉在台湾的亲属看到这些文章后，认为对方师长的肯定也是对他们的肯定。方的儿子方庆云回大陆探亲，受到家乡人民的热情接待，深受感动，将随身带的钱捐献给了家乡人民打机井，支援家乡的水利建设。” 中共说谎技巧很高，但也不是没有破绽。所谓“家乡的群众只知道他是国民党军官，一定做了不少坏事”云云，显然是中共洗脑和伪造历史所致。当中共无法一手遮天，而稍稍透露一丝真相时，反而又成了开启蒙昧、教育民众的有功之臣。中共就是这么厚颜无耻地往自己脸上贴金。
广东文史部门介绍，北伐战争中的第4军军长、抗日战争时期任第4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的夫人刘景容，读了《始兴文史》“客观叙述”张发奎参加北伐和抗日的事迹后，改变了过去不同官方接触的冷漠态度，“多次会见赴港考察、探亲的始兴县领导，并向始兴县政协提供了一批有关张发奎的资料和珍贵历史照片。由于她的态度转变，带动了一批在港的张发奎部署、亲友，激发了他们对家乡的感情。”1990年，广东省政协、韶关市政协、始兴县政协文史委合编出版了《张发奎将军北伐抗战纪实》一书，“使海内外张将军的亲朋故旧深受鼓舞。”刘景容决定把安葬在香港的张发奎骨灰，于1992年迁移回广东始兴县家乡安葬。“作为国民党撤出大陆后，第一个高级将领的骨灰送回大陆安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七、感召港台商界
从经济角度看，文史资料围绕港台做文章，似乎发生了一个微妙的前后变化。最初是通过表彰其家人，而换取其后人的经济回报；后来是直接颂扬那些在经济上有功于家乡的港台人士，将其记录入史。在某种意义上，这也反映了文史资料征集港台史料的策略变化。
（一）肯定前人
港台商界不少人通过读文史资料，“温故知新，受到教育和鼓舞，激发了爱国爱乡的热情。香港台山商会是台山籍旅港人士近百年唯一的组织，素以办理公益事业为宗旨，50年前，该会曾捐建台山县立医院。台山县政协在文史资料中刊登了该会的有关史料后，会中同人十分高兴。近年来，他们先后捐资1000多万港元，兴建台山人民医院的门诊和住院大楼。珠海市政协刊印了一批海外乡亲支援家乡办学的历史资料，激发了广大侨胞兴学育才的热忱，仅1985年，就捐助了140万港元在家乡兴建学校。”
八十年代初，“珠海市政协开展旅外乡亲联谊物件和文史资料工作摸底情况的普查。”发现香港“李锦记”公司董事长李文达是珠海人。1988年，市政协希望李文达担任珠海市政协委员，被拒。接着，文史资料委员会专函李文达，“请他提供李锦记企业创办的有关资料，”又遭拒。“‘李锦记’创办史涉及到港澳史料的征集和‘三胞’联谊工作，市政协主席办公会议对此进行了专门商讨，主管‘三胞’联谊工作的副主席提出，李文达先生的夫人蔡美灵女士是珠海北岭人，与家乡和侨务部门的联系较为密切，是否先做蔡女士的工作。经商讨决定，文史委员会调查一下蔡女士家乡的资料。”《我所结识的蔡克庭先生》一文由文史资料刊出后，没过几个月，蔡美灵告知文史委，“我丈夫已决定捐献100万港元，在南水建立家公（李文达父亲李兆楠）纪念学校。”政协委员、市博物馆副馆长梁振兴赴港走访李文达，参观了“李锦记”企业，并到李文达原籍进行调查，写出两篇史料。1991年起，李文达开始在内地投资，并担任市政协常委。
看了《吴县人在香港》一书，仅香港世界贸易公司董事长顾柏元一人就为“家乡的教育和扶贫事业捐赠了60万港币”。
宁波帮重要人物王宽诚的徒弟屠一泉所写的《王宽诚生平》，发表于《宁波文史资料》第6辑。“许多在港宁波同乡和王宽诚亲友看到后，都感到欣慰，更坚定了爱国爱乡的信念。”
（二）表扬今人
榆林市文史委通过文史资料表彰“对给榆林经济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海外游子”。比如，旅居香港的胡星元为榆林文教、卫生事业捐款1千万元；旅居台湾的王军余的亲属，献出王军余的遗著；旅居台湾的陆万森遗嘱将生平积蓄的5万美元捐献家乡，设立了“陆万森奖学基金”；旅居天津的艾润兰儿媳，遵照其遗嘱，“委托当地政府“将房产变卖所得”，在榆阳区设立了“艾润兰奖学基金”等，县(区)文史资料刊登了他们的事迹，榆阳区政协还为胡星元出了专辑。
仙居县文史委在2008年，征编和出版了反映台胞捐资助学义举的《情系仙乡》一书。
八、感召港台文化界
安徽繁昌县文史机构介绍，台湾原国大代表、台湾师范大学教授、书法家、收藏家谢鸿轩，1992年回乡探亲时，赠送他《繁昌文史资料》。“当他看到老朋友为他写的文章时，面露喜色。回台后自己写了数十副对联……寄回大陆，分送给有关人士。通过联系，增进了乡情乡谊。”
《安徽著名历史人物丛书》、《绩溪文史》发表文章，“介绍胡适、汪孟邹、汪原放、程士范、洪范五、胡梦华、胡效颜等著名皖籍历史人物的史料，他们的后代，亲朋故旧看到后，很受感动。”台胞胡钟吾、美籍华人胡匡琦和曾任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文学院院长、社会科学院院长胡家健等人“看到出版发行的史料中公正评价他们的先辈，非常感动，先后捐款人民币30余万元，在家乡造桥修路和兴建教学楼，得到社会好评”。
珠海市文史委介绍，他们把征集容闳史料作为文史工作重点。1982年，文史委第一次给原香港中文大学第一副校长容启东去信，“征求他对征集容闳、容星桥资料的意见。”接着又去了两封信，邀请他回家乡看看，都没有得到答复。后来，“暨南大学教授戴学稷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爱国华侨学者容闳》的论文，提出了容闳是一位爱国者、教育家的观点，推翻了容闳是‘洋奴买办’、‘为帝国主义培养奴才’的旧识。”文史委将文章复印寄给容启东，他很快回信，“此文值得一读。史界过去对容闳公评判欠允，史料亦有出入。”接着，文史委又将一份“记述他父亲曾为兴中会会员、追随孙中山革命”的稿件《兴中会员容星桥》寄去，请他修改。他逐字逐句作了修改，并回信致谢：“你们掌握的资料比我们后人多得多，我们仅知家父参加兴中会，与孙中山结拜为兄弟。……家父为文化人，何以经商？我们兄弟姐妹曾为此纳闷，你们资料提及为孙先生所派，为革命筹款一百万港元，解了我们之结。”1983年，珠海市举行“爱国华侨容闳事迹报告会”，并决定将南屏小学恢复为“甄贤学校”原名。此后，容启东夫妇及亲属30多人，先后多次返回珠海，并在清明节组织扫墓团回来。1987年，容启东去世，遗嘱“将一生所积累的书籍资料”赠送珠海市文史委。1988年春节，珠海市政协副主席庞学勤拜访容启东夫人何露珍。何露珍说：你们收集容闳和容星桥的资料，“我丈夫在台湾和国外的亲人都有顾虑，说搞什么罪证。后来看到你们出的书，我丈夫才放下心。”在容启东带动下，现任香港嘉道理农场总管的荣庆福和现任省政协委员、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的容永道，也第一次返回家乡，并对珠海市的经济特区建设“提出了建设性意见”。此外，还有一位旅居澳门的原国民党青年军高级军官，过去没有同家乡联系，文史委整理了一份《珠海的黄埔军校学生录》送去请他修改补充，他慢慢改变了态度，从试探性的接触到宴请赴澳门的政协领导人，并给文史委赠送台湾出版的历史书籍，还捐助家乡兴办敬老院。
河北怀安县文史机构介绍，怀安籍的物理学家阮维洲从台湾回大陆讲学，他们将《怀安县文史资料》赠送给他，唤起了他深沉的乡情。1994年出版的《怀安县文史资料》第5辑（李健生专辑）“引起了其子女极大的感激之情。在美国攻读博士后的学者柴新青曾寄来600美元，以表达对怀安县政协为他的外祖母李健生出版专辑的感激之情。为了承袭母亲教育世家的业绩，其子女捐资20万元人民币在怀安县创办了‘李健生教育基金会’，以奖励每年年度的优秀中、小学学生和先进教育工作者。”三年来先后拿出5万元奖励了百余人。
（待续）
原标题：中共利用文献资料 统战港台海外和西方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第四十一期
